一位移民的无声挣扎
在老家加纳，我是成功的化身。
可是，在美国的生活却一直不容易。
“我想像你那样。
你住在城外住宅区，是吗？”年轻人不顾热带阳光的炽烤，面带充满朝气的微笑，用当地俚语问道。
他在路边出售着一袋袋的洋葱，身穿超大的T 恤和宽松肥大的牛仔裤——美国流行文化在非洲的广泛影响力的佐证。
我受邀在他的洋葱摊位旁坐下小憩片刻，下午将前往阿克拉成交一笔业务。
他生意兴隆，在为堵在路上的顾客提供服务的间隙，还不停地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生活的问题，深信获得一张去美国的签证就像赢得彩票一样幸运。
当我为这种令生活在海外的非洲人的虚假形象得以长存的无声文化感到内疚时，我怎么才能告诉他，我羡慕他简朴的生活和无忧无虑的单纯呢？
从外表上看，我是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成功人士的典范。
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在底特律工作，身上穿的白色品牌衬衫及与之相配的裤子是直接从底特律的大型购物商场购买的。
而在内心深处，我却陷入一种雄心勃勃和文化幻灭交织的迷惘中。
我的衣着使人联想到“富裕”，然而我却不能承担大量支付钱财的要求，或把我的财产当作礼物相赠。
10年前曾准备抵押房产资助我去美国留学的叔叔阿姨们，现在指望我为打算步我后尘的堂表兄妹提供资金援助。
回到加纳两周之后，返乡的兴奋已经减退。
此时的我已身无分文，渴望着返回美国。
不过，这一次却不会再有那种曾激励我雄心勃勃地离开的幼稚想法了。
想当年，有朝一日重回加纳定居的信念曾赋予我非凡的忍耐力。
而现在，面对美国生活的挑战，我更希望永久定居在那里。
美国满足了我学业深造和职场历练的雄心。
我来的时候差不多是高中学历，而10年后，我拥有了研究生学位，也有了比较成功的职业生涯。
然而，前进的每一步都是通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奋斗取得的。
我的大学学费一部分是通过打多份报酬极低的零工挣来的。
毕业以后，我很幸运地找到一份工作。
可是，适应企业文化需要付出另一种代价。
最初，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跟得上。
渐渐地，我意识到如果缺乏自信，别人就不把你当回事儿，于是便学着装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迫于裁员潮的威慑，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了研究生，因为那是我所知道的能在保障工作方面取得优势的唯一办法。
当我有资格申请公民身份时，又花了一大笔律师费，并且忍受了充满压力的数年时光，努力应对种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以获得在美的永久居住权。
这一切就像我连续跑了10场马拉松，在国外的每一年跑一场，我的身体叫嚷着要休息。
返乡原本是期待着稍事休息一下，但结果我却感觉仿佛被淹没于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中。
一部分的我想要永久地定居在美国，为生活迈进的方向划上句号。
另外一部分的我仍旧渴望着自己曾经在加纳熟悉的简单生活——尽管接受这种生活要付出虚幻的代价。
我们大多数人离家远行时从不考虑自己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或是有多少令人伤痕累累的挑战将摆在我们面前。
我还记得自己的想法曾经一度跟那个洋葱小贩没什么两样。
有人看得比较远，给了我一个来美国的机会，所以我还是感到必须作出回报。
也许我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愿意跟那个洋葱小贩交换地位。
内心深处，我知道我的回答是“不”。
知识的教化带来了纯真的丧失和一种无声的挣扎。
我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与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在美国所面临的如出一辙。
我可以接纳我的新身份——两个国家进步性的融合者并欣然接受其赋予的新责任，而不再去多想自己在两个国家间饱受折磨之事。
奇怪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可以学习洋葱小贩，以愉悦的心情对待生活，尽管它有着种种磨难。
如果我掌握好自己的节奏，继续勤奋地工作，我也许就可以享
受在美国的马拉松式的生活，同时为我在加纳的挚爱亲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正是这一缺失的成份令一种理想幻灭、沮丧失意的生活与一种富有魅力、令人
满意的生活有了区别。
拉美裔美国人：传送带女士们
传送带女士指的是我十几岁时在夏季一起干活的那些农业季节女工（大多来自得州）。
我称她们为“传送带女士”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交往都发生于在传送带上拣选西红柿的时候。
我们就像一出戏中的演员，但戏中所有的动作都在同一布景下展开。
日复一日，我们都会回来扮演同样的角色，只是这个舞台是蔬菜包装棚，季末没有掌声而已。
演员们只能指望在一连串严酷的现实舞台上扮演同样毫无生气的角色。
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家人5月份迁徙而来种植胡萝卜，夏季则在西红柿棚度过，一直呆到10月收获豆类植物。
而后，她们便撤离这座城镇，一些人返回得州的老家，另一些人则继续她们的迁徙征程，到其他地方去采摘棉花或桔子。
这些妇女中大多数是从地里干活开始的。
在蔬菜包装棚里干活已是上了一个台阶，比断人腰背的田间活要轻松一点。
这活儿与其说是繁重，倒不如说是乏味，但报酬要高一些。
而最大的好处是，你不必经受室外的风吹雨打。
在我16岁的那个夏天，母亲为我们两个找到了挑拣西红柿的活儿。
这份活儿就是站在那里，在西红柿滚进传送带终端的装货箱之前把有瑕疵的挑出来。
从早上7点干到午夜时分是常有的事。
对这种加班，我从未听谁抱怨过。
加班意味着能挣到更多急需的钱。
成为农业劳动大军的一员，我并不开心。
我更情愿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在服饰店里上班，或是为人照看小孩。
可是，我有一个要花一大笔钱才能实现的梦想——上大学。
而这件工作就是我能干的报酬最高的活儿。
但是，使我伤脑筋的倒不是这个活儿本身。
我感到尴尬是因为只有墨西哥人才会在包装棚里干活。
我听到过学校里的同学取笑那些在棚子里干活的“又丑又肥的墨西哥女人”。
我担心与她们在一起干活会使自己与那些白人同学更加疏远。
16岁的我更像美国人而非墨西哥人，而且带着青春期的傲慢，自以为比这些“没受过教育的”妇女高出一等。
我推想着，我也许是她们中的一员，可是我和她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她们着实招人喜爱。
她们是一群有趣的人，用粗俗的幽默、下流的闲谈以及别出心裁的悲叹来消磨漫长而单调的时光。
她们取笑所有的男工，特别是那个专横跋扈的白人监工。
尽管他不会西班牙语，（除了“Mujeres, trabajo, trabajo!”，即“女人们，干活，干活！”）他似乎能感觉到大家在取笑他。
所以，他会突然一阵狂怒，跺着脚，不许我们在休息时间之前说话。
可是，把那些妇女的舌头打个结容易，禁止她们说话就难了。
最终，女人们想怎样就怎样、想开心就开心，男人们也只得听之任之。
我们常常被调来调去，那是使我们保持安静的另一种策略。
这就给了我足够多的机会结识每一个人，倾听她们的人生故事，品味那些闲言碎语。
漂亮的罗莎讲述了她的浪漫史和她与一位英俊的务农者即将举行的婚礼。
敦实粗壮、皮肤黝黑的伯莎告诉我，罗莎的婚姻只会带来麻烦，因为那个男人比她年轻，而且太英俊了。
玛丽亚身材高大，脸圆圆的，性格温和，向我一一讲述了她9个孩子的出生过程，告诫我分娩的恐怖情形。
务实的明妮是一位总是穿着印花棉衣裙的瘦小女子。
她嘲笑玛丽亚的愚蠢，跟我说如果她的输卵管做了结扎手术，她就不会生那么多孩子啦！
不经意间，她们又会变得忧郁起来：讲述那些因母亲付不起医药费而夭折的孩子，谈论她们酗酒、施虐的丈夫，即她们“背负的十字架”，谈论她们在得州经受的种族歧视，在那里她们被冠以“肮脏的墨西哥人”或“墨西哥狗”的污名，有些饭店不准她们进入。
她们的话语间流露出选择余地少之又少的人们相信的宿命论。
她们的生活像贫民区的街道一样粗糙而残酷——这些她们都泰然接受，听之任之。
她们的这些私房话使我惊骇不已并深有感触。
她们忍受的不公使我愤怒，她们的个人奋斗使我深受感动。
我知道除了同情，我也无能为力。
在那第一个夏季，随着我对传送带女士们尊重的加深，我心中冰冷的傲慢迅速融化了。
我在包装棚一连干了几个夏天。
最后一个夏季正好也是我住在家里的最后一段时光。
那是我生活中一个篇章的结束。
我刚刚完成两年制专科学校的学业，正准备转入大学。
我受的教育已远远超过了季节性工作的要求，但是考虑到加班费，没有其他工作付的报酬能与之相提并论。
所以，我最后一次回到了包装棚。
那些女士们热情而尊敬地对待我。
我是一名大学生，理应得到特殊的待遇。
玛丽亚，9个孩子的母亲，整个夏天都试着多带些玉米面饼给我吃，那些玉米面饼好吃极了。
我内疚地接受了她的玉米面饼，心里老是想着我是不是抢了她孩子的食物。
其他人会把租房契约或者别的文件带来让我解释和翻译。
最后一个工作日那天天气极好，温暖而又阳光明媚。
如果是拍电影，最后这些场景应当以柔和的软焦点来拍摄，而背景音乐的旋律应该渐行渐强。
可是，现实生活却令人扫兴。
实际上，那一天一切如常。
传送带“嗡嗡”的轰鸣声停止了，为整个季节画上了句号。
女人们叹息着脱下围裙，其中一些径直离去，叫嚷着“Hasta la proxima!（下次见！）”
但是，大多数传送带女士握了握我的手，给我祝福或一个紧紧的拥抱。
“你让我们感到骄傲！”她们说。
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