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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争论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前沿的一次伟大争论。
在西方,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福柯和哈贝马斯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立场。
福柯是现代性最著名的批判者,而哈贝马斯却是现代性最著名的辩护者。
对于这次论争,前人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侧而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进行了分析。
总体上说来,主要是从福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进行的比较研究,最终见出二者在理论上的差异。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仅仅是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理论比较,而没有发现二者论争的实质,更没有解决二者为什么会争论的原因。
福柯和哈贝马斯是在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尽管今人无法给现代性一个确定的界限和定义。
对于现代性,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丰富的而又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从不同的方而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要真正分析清楚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论争,还必须回到现代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现代性的根源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的。
在前现代时期,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二者在所指上具有一致性。
前现代时期,没有统一的计时工具和可见的机械钟,对大部分的人而言,时间和地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参照地点空间才会分清楚与自身相关的时间。
事情总是和某个地点相联系对大部分人而言,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
随着现代机械钟的出现,时间逐渐变得精确,人们在辨别事物的时候不再是以地点作为基点,空间逐渐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对象。
空间变成一个不确定对象,时间也逐渐变得虚化。
每个人都确信有着自己的空间,但无法从流动、变化、转瞬即逝中的事物中找到依靠。
现代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现代同传统的决裂,传统的稳固性在时间里支离破碎,时间由零碎逐渐变成统一,空间迅速地膨胀,这是现代性出现的重要标志。
霍克海默社会批判论文摘要：从许多方面来说，霍克海默比那些自我标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当然，也不能因此轻易地下结论说，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只能说它们确实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一致性，最起码不能简单地将之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混为一谈。
一、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起源与理论基础1.什么是批判理论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乃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人类活动”，“在真正的批判思想里，解释不只意味着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整个社会结构和理论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即主体和思想的作用都发生了变化”。
可见，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论不仅要在理论上对社会提出批判，还要实现其改造社会的功能。
2.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
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是建立在笛卡尔哲学基础之上，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一直支配着科学方法和科学结果，并且规定着科学所特有的与现实的关系。
这种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要按经验世界的样子来把握世界。
在霍克海默看来，正是传统理论的这一目标决定了，“在传统的理论思想里，个别客观事实的起源、思想借以把握事实的概念系统的实际应用以及这类系统在活动中的地位，都被看作是外在于理论思想本身的东西。
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是科学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处在社会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着客体世界，二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对立。
而按照传统理论的方法，则二者是孤立开来的。
在他看来，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传统理论的主客二元对立，“从认识论观点来看，没有能力从思想上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对客观事件必然性的概念作出限制，是笛卡尔式的思想与存在的二元论。
福柯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中理性的改造和批判无可否认，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可以说得上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大师哈贝马斯则毫不吝啬地赞美福柯“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福柯于1984年因艾滋病在法国病逝。
在福柯所处的那个年代，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三大思潮在欧洲风起云涌。
福柯受到了当时活跃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但又脱离与它们作出了思考，运用并批判各种思潮的核心观点以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体系。
福柯通过对“身体”、“规训”、“性”、“非理性”等进行探究，从这些范畴出发，思考了人类自身、人类知识以及，提出了知识是被权力所产生的、身体是被规训的，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侵入等，从而以一种力求平衡理性与非理性，打破西方现代性的牢笼。
福柯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性经验史》等。
福柯认为生活也是艺术，因此生活是被创造的，如同艺术品一样是创造者所创造的。
而创造者就是生活的主体——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地创造生活。
然而福柯认为可悲的是人的本质长期以来是在一种规训被确定的。
在近代，现代性的“理性”拥有了一种劳动动物的话语，人在如此规训下必须处于时刻的劳动中，人也成了会劳动的动物。
福柯认为要复归人的本质，就必须打破“理性”的牢笼，把人从规训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人应该改变自我，创造自我。
福柯认为这种艺术的生活是与快乐、死亡、性与非理性相联的。
“对我来说，那种纯粹的完全的快乐是通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福柯所认为的快乐的本质。
福柯更把性的快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服饰的契约的诱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们的体内。
现在的服饰的契约是这样的：用全部生命换取性爱，换取性爱的真理和统治权，为性爱而死，死得其所”。
最终这位“疯子”哲人最终浪漫地死于艾滋病，而其艾滋病的得来与其沉淀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爱现代实验场”不无关系。
《批判理论论争——与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交锋》书评目录Section I：CritiqueChapter1: Raymond Geuss: Realism, Yet AgainChapter2: Rainer Forst: Kantian Republicanism vs. the Neo-Republican Machine: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Political AutonomyChapter3: Sally Haslanger: Taking a Stand: Second-Order Social Pathologies or First-Order CritiqueChapter4: Martin Saar: Immanent Normativity and the Fact of Domination: Notes on "Immanent Critique"Chapter5: Didier Fassin: Moral Economy-A Critical ReappraisalChapter6: Robin Celikates: Radical Civility. Social Struggle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DissentSection II: RecognitionChapter7: Frederick Neuhouser: Rousseau on the Nature of Social InequalityChapter8: Martin Hartmann: Repressive Empathy? A Plea for Contextualization Chapter9: Joel Whitebook: On Human SociabilitySection III: Social FreedomChapter10: Bruno Karsenti: Ethical Life and Anomy. From Social Philosophy to Sociology of the StateChapter11: David Miller: Socialism and the Nation-State Chapter12: Seyla Benhabib: Hegel's Concept of the Pers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hapter13: Beate Roessler: Fashioning Our Selves? On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zing the digitized societyChapter14: Christoph Menke: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The Dialectic of Politics and PoliceSection IV: ProgressChapter15: Philip Kitcher: John Dewey Goes to Frankfurt. Pragmat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Invisibility of Moral/Social ProblemsChapter16: Christopher F. Zurn: Political Progress: Piecemeal, Pragmatic, And ProcessualChapter17: Amy Alle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ritique of Progress《批判理论论争——与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交锋》一书原为庆祝霍耐特七十大寿所作，并于2020年十月正式发售。
20世纪西方文论期末论文对福柯作者理论的解读——从“人之死”谈起北京大学英文系 2012级XXX12000XXXXX2013年12月摘要：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发展，文本研究脱离作者的权威地位成为一种趋势，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发展，这种思想最终在结构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成型，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
与罗兰·巴特、德里达等解构主义批评家同时期的福柯，在其代表作《词与物》中提出“人之死”的观点，并以此为起点，在《什么是作者》中分析了作者“话语功能”的特点并且提出了“话语实践的创始者”这一概念并阐明了“话语实践”的具体条件。
关键词：福柯人之死作者理论话语功能一、福柯作者理论的逻辑起点——“人之死”继罗兰·巴特1968年发表《作者之死》后，福柯于1969年2月在法国哲学学会做了题为《什么是作者》的演讲。
演讲结束后，在与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的讨论中福柯提到：“戈德曼说对人的否定即人之死·······但这并不是断定人之死，而是从人之死（或人的消失，人被超人所取代）这一主题出发，看一看人的概念的功能的运作方式和规则·······我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作者的概念。
”①这说明了福柯论证“作者之死”的逻辑起点和论证所用的方法都源于在《词与物》中处理“人之死”这一理论的研究方法。
在《词与物》中，福柯“并不关心向客观性迈进的被描述知识，今日的科学最终在期中得到确认；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识型”，“这样一种事业，与其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还不如说是一种‘考古学’”②，这个考古学探究已解释了西方文化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约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现代性的开始，“19世纪以来，完全发生变化的正是这一构型（指古典时代表象理论与语言理论、自然秩序理论和财富及价值理论之间存在着连贯性）；表象理论······消失了；语言·······也随之消失了”，“但是随着物越来越变得反省的，并指示在他们自己的生成变化中探寻它们的可理解性原则，还放弃了表象的空间，人随之并且第一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奇怪的是，有关人的而只是在幼稚者的眼里是从苏格拉底以来最古老的研究了，人可能只是物之序中的某种裂缝······然而，①见李康、张旭据Donald F. Bouchard英译版的译作，演讲后讨论部分由张旭据法文原版译出②《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10页，福柯著，莫伟民译想到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尚未具有200年的人物，一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痕，想到一旦人类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这是令人鼓舞的，并且是深切安慰的”③。
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及其理论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
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译介。
其译介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卢卡契、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麦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尔顿、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尔都塞、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绍和翻译，中国学术界对这些名字己耳熟能详。
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近年为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翻译研究和现代性、后现代理论的讨论探索。
詹姆逊常来中国，其所思所想恰如风行水上, 所到之处激起层层涟漪（对他的介绍和翻译1980年代就一开始，但真正大量的译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论创见则引发国内学人对后殖民理论的持久的关注; 威廉姆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汤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来居上，连带引起国内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理论的” 再”发现;而批判理论的几位不可遗漏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福柯、布尔迪厄等曾经的或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热情；哈贝马斯则独占鳌头，相关译事与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热度;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又引起学界惊异的注视，特别是两位巨擘先后访问中国，引发了一轮新的思考与讨论。
与国内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则在许多学校堂皇占据经院的高位，风头一直强健。
19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
如马丁?杰的《辨证的想象》以及沃尔夫?威格绍斯的《法兰克福学派》全而梳理了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
尤金.伦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弗兰克.莫莱蒂的《被当作奇迹的符号》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化进行过细致探讨；还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维?海尔德的《批判理论导论》、兹奥坦?塔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学者们所写的批判理论家的传记，如苏珊？贝克莫斯对瓦尔特?木雅明的介绍，丹尼尔?波斯顿对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绍，道格拉斯?凯尔纳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介绍，阿帕德?卡达肯对乔治?卢卡契的介绍, 吉林?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介绍等等。
霍耐特承认理论研究文章主要涉及对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必要性的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可能性的探讨。
为此目的，霍耐特借助米德社会心理学，对黑格尔承认学说进行了重构。
在当今我国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同样面临着市场规律在各个领域的侵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霍耐特的思想给予了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路径和视角。
一、霍耐特思想研究概述霍耐特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人物，在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在对批判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承认理论”，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域，实现了其理论转向。
目前国内对霍耐特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其承认理论提出的原因、思想的来源以及其理论的内部关系结构，结合承认理论的正义观、历史观等方面进行阐释。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阻碍了国内读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把握，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其思想中更深层次的理论内容，譬如可以结合唯物史观和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对其思想进行评价和研究，以此拓展并且扩大其理论研究路径和范围。
本论文主要是在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的对话》等著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其承认理论进行评价和研究。
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我们主要考察其理论在推进批判哲学传统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潮相结合、坚持走规范性和经验型相结合的道路、复兴社会冲突和道德斗争的思想、重构黑格尔承认的三种形式等方面内容，思考霍耐特是怎样展开规范社会理论构想，表达德性生活的理想，从而推动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把他推到当代实践哲学理论的争论中心；另一本主要著作《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的对话》，我们主要从霍耐特和弗雷泽的理论差异入手来考察霍耐特理论的局限性及其霍耐特对其理论的论证。
该本霍耐特和弗雷泽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着各自的论题及论点。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一、本文概述Overview of this article本文旨在探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之间的学术争论。
福柯与哈贝马斯都是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们在多个领域如知识社会学、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理论贡献。
尽管两人都致力于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但在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他们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争议。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debate between French philosopher Michel Foucault and German philosopher J ürgen Habermas. Foucault and Habermas are both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from the late 20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y have unique insights and profou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olitical philosophy, postmodernism, and so on. Although both of them are committed to criticizing variousissues in modern societ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ir attitudes and methods towards these issues.福柯以其独特的权力观和知识考古学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他强调知识、权力和话语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各种权力和话语构成的网络。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的双重逻辑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
①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一、早期批判理论：从“启蒙辩证法”、否定性走入体系性颠倒与乌托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立场和政治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深刻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愈来愈依赖于“操作意识”和“文化工业”，无产阶级也被富裕社会的“消费控制”所同化，“异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批判意识的消失，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服务于神秘化和普遍性，因而他们将其意识形态批判扩大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批判。
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自由为目标，主张“批判现存的东西”，致力于“发展批判的辩证思维”，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建立起能唤起人们解放意识的社会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力图改变格律恩堡的研究思路，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新的研究方向，并与马尔库塞一道确立了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强调“批判理论”概念不是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
《走向工具理性批判》与《启蒙辩证法》是理解霍克海默理性批判的重要著作。
他指出，批判理论是与经验联系起来的，但是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从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中，特别是从将会满足整个共同体需要的社会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这些观点内在于人类劳动中，没有被个体和大众精神所正确把握，他把批判理论集中于对工具理性和启蒙的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断言，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最终启蒙精神就走向了自我毁灭。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演进：从福柯、哈贝马斯到霍耐特的论文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强调“实践的意图”、人对于自然的绝对支配地位，忽视了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中人的交往行动方式和自由的限制，从而囿于意识哲学框架而不能自拔。
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均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渊源，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致力于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二难困境的系统解决。
其中，福柯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在永不间断的策略斗争行动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
哈贝马斯则主张主体间无支配的自由交往，把主体间相互理解置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位置。
但是，福柯偏离了规范共识和策略性互动，哈贝马斯也陷入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元结构的困境。
这两种理论范式均不能成为新时期社会分析与时代诊断的规范性基础。
霍耐特着力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继续为社会批判理论重构规范性基础。
他的承认理论揭示了社会行动的“斗争和理解”的双重维度，为新时期社会斗争的兴起和主体间自由交往提供了规范性解释框架，从而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承认范式转向”。
一、福柯的权力理论与“非理性”的斗争福柯的知识符号学分析一直阻碍着他对“个体起源”、“个体如何行动”等问题的清晰认识，致使他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如何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假设之中。
只有在福柯试图运用“权力的策略斗争模式”系统分析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并为时代作出诊断的意义上，他的权力理论才可称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福柯借用尼采的“权力关系多样性”理论，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是一种支配性、生产性的力量，如一张巨网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关系均可从权力角度得到解释说明。
但福柯反对将权力视为先于其实际表现和效应、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某物，反对以某一普适性权力概念作为出发点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现实问题的企图。
他主张权力“去中心化”，从权力结构内部多元异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考察权力，从而将权力微观化、复数化。
正是在权力“去中心化”的意义上，他强调用斗争模式解释权力关系的动态性和多样性，认为一切个体（而非集体）均为权力所生产，为权力而斗争；言下之意是，权力主体并不是某一个或一类人，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体。
通常认为，权力一般可以作为契约规定或强力获取的拥有物(honneth, )。
其中，前者源自人民权力的让渡，后者源于力量的对比，强者为王。
福柯则反对这两种观点。
他主张权力的策略模式，认为权力不应该作为一个固定的所有物和一个社会群体中某一个体的永久性特征，而应作为主体间策略冲突“敞开的”的产物。
因此，社会权力的获取与维持发生在社会行动者之间不断的斗争当中，而不是发生在法律权力或强迫的单面行使中。
那么，在社会主体之间策略冲突的持续过程中，权力斗争的实现机制如何展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用“力量关系”来思考权力，把社会机体层次化、结构化、权力化，在微观层面考察渗透着权力效应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在宏观上把握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结构）涌现和演变的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的压抑。
（薛伟江，第17页）他视社会主体之间的策略行动为社会权力形成和实践体现的不间断过程。
权力根植于长期不断的战斗、斗争，权力关系就是斗争关系，斗争是事物（人）的存在状态。
一切都在权力斗争当中生长、灭亡、再生长、再灭亡，和平只是斗争的派生物。
因此，权力总是许多具体个体间一种暂时的和不断重复的冲突形式。
(honneth，)每个社会都处在持续不断的斗争状态之中，均是独立的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之间策略关系的连结体。
可见，福柯利用权力概念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动力学，把社会首先理解为是一个策略斗争行动的永不间断过程。
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跳过社会行动的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将社会结构静态地理解为自然控制活动的凝固形式。
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则在动态上超越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用历史哲学分析文明过程所导致的困境的系统理论解决”（ibid，author’s preface，p.ⅺ）。
但福柯的“微观权力物理学”在解释更复杂的社会统治结构的形成与维护时遇到了困难，他最终被迫抛弃了策略互动模式（ibid，translator’s preface, p.ⅷ）。
福柯权力理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斗争范式转向，其行动概念不仅不具体、明确，而且偏离了规范共识与道德动机。
由于将社会归于策略冲突，从而将其它社会行动形式排除在外，福柯权力理论中的内在裂痕在从概念性反思层面转到历史性描述领域的时候就已出现。
福柯试图用一种源于尼采的反理性的“非理性”来代替意识哲学中的主体理性，但他“不可能用从主体哲学那里借用来的权力概念来废除所有这些他归之于主体哲学的窘境”，最终没走出意识哲学的框架(habermas，1987，)。
而且，福柯权力理论中的意义、有效性、价值等范畴，既在经验的层面上也在元理论的层面上被根除了；在谱系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领域，权力理论抹去了其中所有在生活世界语境中的交往行为(ibid，)，个体永远被外在的权力孤立和封闭。
可见，福柯在反对意识哲学中的主体理性的同时，树立了一种新的理性；在用谱系学抛弃意识哲学的同时，连同“主体”也一并抛弃了。
然而，福柯所抛弃的主体却在哈贝马斯那里获得再生。
尽管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但他却认为枯竭的症状应消融于相互理解范式的转换之中(ibid，)。
哈贝马斯找出意识哲学的死结，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对话走出意识哲学的阴影，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解范式转向。
二、权力批判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理解范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不仅要克服早期社会批判理论中社会性和规范性缺失这一“意识哲学瓶颈”（哈贝马斯，第145页），尝试以新的方式解释启蒙辩证法过程，而且还要克服福柯权力理论中主体被外在权力孤立和封闭的生存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和分配不公，而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这种殖民化现象造成了生活世界价值领域的意义丧失和社会规范失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最终导致了社会交往的扭曲。
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再合理化，恢复生活世界再生产的动力，而这又意味着，交往理性的重建将以语言为媒介的交互主体之间的协调、理解关系，重新扩展为社会进化的基础。
如果说福柯权力理论的缺陷之一是缺少对“行动”概念的界定与合理描述，那么哈贝马斯恰恰在这方面作出了实证性的描绘。
他把行动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技术规范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下的“目的论行动”，“劳动”就是在这个层面被认为仅仅是表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区分了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劳动和交往理性意义上的互动两个概念。
第二类是受普遍化规范调节的行动。
第三类是“戏剧行动”，指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感情的行动。
第四类是“交往行动”，它表示复数关系的行动者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和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
它具有主体间性、理解性、包容性、社会权力去中心化、交往合理性等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交往行动本质上关联于生活世界，比其它行动更具合理性，它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动。
在此背景下构建的商谈伦理，为保证行动者之间交往、对话的真正实现提供了交往的规范性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由符号协调的互动，它服从的是必须实行的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交往双方之行为，而且至少被两个行为主体所理解、承认”（转引自傅永军，第10页）。
他认为交往行动理论暗含着“理解”的内涵，并视它为一种可理解性的活动。
主体通过交往行动互相达成一种关于社会规范体系的理解，并在具体情境中随之实现。
社会规范通过“认可”生效，其有效性基于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并通过对义务责任的一般承认得到稳固。
哈贝马斯通过在符号性互动过程中设定“自由的知识”，解决了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标准问题。
社会规范拥有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任务，它们在相同的符号互动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再生产。
然而，自由条件的实现内在于交往理解过程中，只有在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参与其中的程度上，这个过程才能成功。
因此，在社会性调节的每个互动发展阶段，社会规范也就被理解为这个交往生产性知识的制度性体现，它的合理性程度取决于它所组织的无强迫的自由社会交往的成功程度。
(honneth，)哈贝马斯把主体间相互理解置于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位置，而这个位置以前则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和可以追溯到尼采的冲突行为者斗争中的权力理论所占据(ibid，)。
交往理论的理解范式如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在哈贝马斯看来，除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意义上的动力学解释之外，把握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模式还有社会阶级斗争中的道德动力学逻辑：在阶级关系条件下的社会互动拥有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
但霍耐特认为，“这种道德动力学解释须与一个附加问题的答案相连，这就是假如制度结构不使社会所有成员遭受相同的镇压、压抑，那么主体间相互理解过程如何建构？”(ibid，)只要社会主体从制度化的规范中不同等获益（劳动负担与社会利益不对称），交往行动就必定以社会阶级间实践性的“对立—反抗”方式所实施；相应地，社会理解的进程由阶级主体的互动，即通过整体力量的公开对抗、斗争所调节。
“社会斗争”在福柯那里是无条件地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现象，并被置于权力理论的基础地位。
而在哈贝马斯这里，阶级斗争是作为主体间交往理解的扭曲形式被理解：在劳动负担与社会利益不平等分工的条件下，交往行动承担着一种斗争形式。
社会冲突不仅仅承担着关于物品获取的策略性冲突，而且指向一种制度化的规范：社会斗争是关于现存社会规范和新规范引进的合法性的实践冲突。
(ibid，)为了能够进一步界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哈贝马斯采用了黑格尔的“道德生活辩证法”模式，将导向清晰伦理关系的意志形成过程描述为一种主体间性过程。
这个过程开始于交往的互惠条件的破坏，随后通过道德上被伤害的主体的抵抗，最后在相互承认的交往行动情境更新中生成。
当被拒绝承认的主体意识到生活的不平等关系时，就产生了为制度性生产和生活机会的分配规范而战的实践冲突。
通过合理的斗争，一个公正的对话和理解达成，相互承认的条件在一个较为公正的层面得到恢复。
不过，只要不平等的分配被新的制度体系所刻画，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就会再次发生。
但哈贝马斯对承认关系的精彩描述是在历史哲学框架中实现的，他并不能把社会斗争的概念从阶级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因为他将“交往理性行动”和“目的理性行动”作为社会行动领域组织形式的双轨，且其中目的理性组织行动系统由于日益缺乏交往理性的制度安排，已变得独立于“社会理解”。
这使得人的行动意志形成过程难以免于社会障碍和交往限制，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再度落入社会阶级道德斗争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