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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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转型自觉转轨主动转变作者:胡金波来源:《江苏教育》2012年第20期我省普通高中在求真、尚善、臻美的道路上,已迈出多样发展、特色发展、优质发展的蹒跚步伐,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对着严峻挑战。
马克思认为,机遇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挑战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现实问题”。
立足新的起点,再创我省普通高中发展新优势,必须以理性抓住“历史机会”,以智慧破解“现实问题”,在适应转型、自觉转轨、主动转变的道路上,追寻“不一样的精彩”。
一、适应转型的实质就是适应新变化转型就是变化。
变化是永恒的,约翰·肯尼迪认为“变化是生命的法则,是用来审判那些只着眼过去和现在、注定失去未来的人的法则”。
变化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既像“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也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还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马克思在阐述变化时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情势,承担不同的使命。
”普通高中也不例外,面对着千变万化的需求、千差万别的学生、千姿万态的环境,其转型的意义在于适应新变化所带来的新要求以及对这些新要求的有效满足。
适应转型就是适应变化。
法国教育家涂尔干在研究教育思想演进时说:“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转型。
”江苏以全国1.0%的国土面积、5.8%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国11.0%的GDP、9.8%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4.8%的进出口总额。
江苏经济快速发展源于“体制转型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
江苏正处于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以积累社会矛盾为代价、以增加历史欠账为代价”,只能从获取“体制转型红利”转向寻求“制度创新红利”,从获取“全球化红利”转向寻求“扩大内需红利”,从获取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寻求质量型“人口红利”。
为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陈志武导读:春节长假是走亲访友的日子,对孩子们来说,拿红包固然开心,但也会遭遇亲戚们的问题轰炸:“今年考得怎么样呀?”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却折射出全社会对考试成绩的极端关注。
相对而言,中国教育模式更注重应试技巧,美国教育则更注重人文、通识培养和思维能力训练。
今天我们特推送一篇陈志武教授的旧文,一起来了解美式教育的成功经验。
正文为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而美国却以金融、教育等服务业领先于世界?其实根源在两国的教育体系。
如果中国经济要转型,中国孩子要在将来全球化的环境中更游刃有余,就应该向美国教育学习,从小对孩子进行人文、通识教育,以及思维能力的训练。
1.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
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陈志武: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2020年07月07日 07:54金羊网作者:陈志武作者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尔后的走向。
在经济模式方面,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经济要紧靠投资,专门是靠政府投资带动。
由投资带动以后,就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
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可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加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托度这么高,如何能够长久维系?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在谈论的话题。
过去十几年里,包括国家进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内的许多声音都在呼吁,要改变经济增加过度依托投资、过度依托出口的现状,必需要调整。
可是讲了十几年,到此刻,依托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
这是什么缘故呢?专门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倍逼使咱们试探那个问题:“什么缘故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中国经济没有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托,这种局面反而还恶化了很多?”本文想就那个问题,从基础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什么缘故说只要中国仍是以国有经济(专门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为主体,仍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仍是让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中国经济增加模式的转型就会超级困难。
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缘故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托投资、依托出口?第二个问题:什么缘故关于中国而言,GDP增加速度若是低于8%就不行?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一个最重要的目标,确实是要“保8”。
什么缘故“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若是你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一般民众或政府官员说,中国必需要维持8%的GDP增加速度,大多数人会感觉很疑惑,若是在美国的话,每一年有2%-3%的增加速度,就算很高了,就能够够让整个美国社会超级欣欣向荣。
可是在中国,只有8%的GDP增加率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的增加,什么缘故会如此?关于那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将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不然不能够直接比。
陈志武:转型的逻辑 追根教育体制之弊我对中国发展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相较于五四青年,90年后我们拥有的现代化资源比起过去好多了,却依然无法掌握“赛先生”的精神中国慈善家:目前存在着一种较为浮躁的学风,往往不做基础科学的论证、不以实证数据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得出结论。
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么层面的问题? 陈志武:我认为,这反映了教育体制的问题。
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培养人们去问问题、独立思考进行科学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记硬背。
所以非常遗憾,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提倡“赛先生”,而9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的社会。
相较于当时五四青年的先知先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起那些先烈的奋斗。
90年后我们拥有的现代化资源比起过去好多了,却依然无法掌握“赛先生”的精神。
中国慈善家:能否最终厘清一下这个问题的根本矛盾?陈志武:追根究底,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
我们不妨再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这是绝对受到教育约束的一个典型。
中国的教育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也非常困难。
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
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
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中国慈善家:您长期在美国,可否谈谈西方的情形是怎样的?陈志武:在美国,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从幼儿园开始,思辨能力的训练就是教育的重点。
学校要求在四年级以前,就要让小孩掌握科学方法,主要分几步:一是问题的提出,就是为什么;二是根据问题,进行逻辑推理;三是为证明自己的假设,去收集实际资料;四是分析,根据实际资料证明假设的正确性;第五步是总结,把所有的过程记录下来,得出结论。
陈志武:中国教育转型刻不容缓作者:来源:《商周刊》2014年第09期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
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
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
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
陈志武:加速私有化,老百姓的收入才会更多2008年07月09日20:0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中小]来源:搜狐财经搜狐财经讯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
以下为陈志武教授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请陈志武先生,可能你有准备好了关于这本书本身的阐明,但是我特别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大师能就中国改革的思路,就中国的思想解放阐述各自的观点。
陈志武:既然说到思想解放,今天就把大家解放一下,就讲思想解放的问题。
当然思想解放的问题是目前很热闹的话题,另外一些热门的话题就是通货膨胀,今天的主题之一,还有一个是当油价上涨,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另外跟这个热门相关的一本书,大家把油价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看成是西方国家的阴谋,这是热门话题。
今天我想讲一个很冷门的话题,也是按照刚才樊纲先生讲的是一个老的话题就是私有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和土地是不是要私有化,为什么到今天除了体制改革是一个瓶颈,进一步的私有化也是同样重要的瓶颈口的问题,之所以是冷门的话题,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谈了那么多年私有化,国有企业怎么样,为什么要民营化、私有化,到今天,经济增长已经非常快,为什么还要说私有化,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或者大家关心的热门转型的话题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型,怎么样把中国的经济从重化工业转移到产业结构上更多偏重于轻化工业或者服务业。
张教授也讲到以前在政府里的权力和地位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在过去30年,正在转变成为根据私人财产所延伸出来的权力,在我看来很多转型最后的关键就跟现在的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是能够平分地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上。
这是一个老话题,所以我就少说一点。
让我看,为什么我会觉得到目前尽管这是很冷的话题,但实际上对下一步的改革可能非常关键。
第一,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是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以前说国有企业,企业之所以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在资本的使用效率上,资源的使用效率很低,人们带来的投资回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都是对的。
刘彭芝: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实践文章来源:黑龙江创新网时间: 2012-06-282011年12月9日,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召开“纪念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座谈会”,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刘彭芝出席并讲话。
以下为发言摘要: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刘彭芝。
中国教育报记者鲍效农摄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钱学森先生的100周年诞辰,受邀参会,我深感荣幸。
在此,请首先允许我向钱永刚先生致敬。
您有一位伟大的父亲,有一个伟大的家族。
我看过《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您的一篇专访《人生没有如果》,对于您的平和与淡定我印象深刻。
是的,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已经过去,钱老的在天之灵一定希望看到他的亲人,他热爱的祖国,能够幸福和谐,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培养出他生前所渴望的、推动国家和人类进步的杰出人才。
我们都在提“钱学森之问”。
我个人以为,商议、探讨到今天,我们可以将问题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变“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怎么样培养杰出人才”,“为什么”是过去时,“怎么样”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思考过去很重要,行动同样重要。
知行合一才能解决问题。
杰出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处于人才金字塔的顶端,对于国家和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有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事业、导弹事业、自动控制化事业得以奠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因为有钱学森之问,促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八处出现“拔尖人才”的字样,并因此而形成了现在越来越高涨的关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思考、建议和实践的局面。
国家的顶层设计已经出台,那么相应的政策、措施陆续会出台和跟上。
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迫在眉睫,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
我在基础教育一线工作了40多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人大附中进行超常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人大附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培养科学、数学、工程、技术、语言、艺术、体育等各方面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例如足球超常教育实验研究。
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优化幼儿教育内容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一文中指出:“自从蒙台梭利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世人渐渐地觉得幼稚园之效力;自从小学注意比较家庭送来与幼稚园升来的学生性质,世人乃渐渐地觉得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不可不趁早给它建立得稳。
儿童学者告诉我们凡人生所需之重要的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
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需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这些儿童升到学校里来,教师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纠正他们已成的坏习惯,坏倾向,坏态度。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教育在人生教育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谈一谈在生活中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让幼儿在活动中学习做人,培养幼儿独立的个性;第三,在学习活动中培养幼儿创造精神。
第一,生活即教育,在生活中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美国适用主意教育家杜威曾主张“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先生根据我国的国情,把它改为“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先生认为:“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到‘教育即生活’。
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
我的理解是,幼儿教师要树立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在生活中渗透、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生活处处有教育。
幼儿在园的一日活动每时每刻都是教育时机:课堂教学中孩子们听故事学认物,游戏活动中学习分享与合作,生活环节中懂得遵守规则,养成好习惯……幼儿园的每件物品都可成为孩子学习的内容:墙壁上的美丽图案是孩子们劳动的成果,自然角内的小花小草是孩子们关注的对象,操作角里的瓶瓶罐罐是孩子们数数的好材料……作为教师就是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把握每一次教育机会,和孩子一起学习成长。
中国教育体制是否只能培养“打工仔”作者:胡象明来源:《科教导刊》2009年第10期最近在网上读到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只能从事制造业。
他的理由是:(一)中国的教育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
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适应从事制造业。
(二)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
而中国的教育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三)美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促成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也基于此,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四)优秀人才的培养,甚至良好公民的培养,需要思辨能力的培养。
所以,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
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
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
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
显然,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与发达国家的截然不同。
这种教育体制可以简单概括为“重理工轻人文社会”,而且在近年来这种教育体制受到了教育部等官方机构的进一步强化:(一)在确定高等学校及其专业的地位方面,“重理工轻人文社会”的倾向特别突出。
中国的高校被官方划分为“985”、“211”、重点、非重点等不同的等级,而“985”、“211”、重点名列中,除少数综合性大学外,几乎主要是理工科院校。
例如,在“985”院校中,除中国人民大学是文科为主外,其它都是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
陈志武:中国教育不转型,大多数孩子只能卖苦力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7年第11期陈志武,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
01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
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这就造成很多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
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他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
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诗经·关雎》的诗意及教学探讨作者:刘伟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7年第07期湖南省攸县第一中学教师《诗经》的首篇《关雎》该怎么教?现今颇有争议。
有的老师认为对初中学生讲爱情诗会引发学生早恋,教学时不宜详细解读,学生自学背诵即可;有的老师认为,爱情是创作的永恒主题,爱情本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必然反映在文学作品里,让初中学生接触了解爱情诗未尝不可;有的老师认为《关雎》如果仅仅作为爱情诗来解读是不恰当的,应挖掘其教化之义,展现其诗教魅力。
认为孔子将《关雎》置于《诗经》之首,意义不同一般,如仅仅将其作为爱情诗解读是否太片面狭隘了。
那么《诗经》的首篇《关雎》究竟应怎样理解,怎么教?首先我认为应还《关雎》的本来面目,它就是一首爱情诗,讲述了一个君子如何追到他心仪的淑女的故事。
它写的是一个君子向一个淑女求爱的过程,即求之不得,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恋爱三部曲。
在求爱之前,男子自认为自己是有修养的君子,而女方他认为是“窈窕淑女”,所谓“窈窕淑女”,就是外表美丽、身量苗条、内心善良的女子。
作为君子的男方自认为“窈窕淑女”是他的好配偶,从而去追求她,希望她成为自己的佳偶良缘,但遭到了淑女的拒绝。
君子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他想如何才能获得淑女的芳心呢?在辗转反侧中他反省自己的不足,求爱可能太冒失唐突了,女方对自己不了解,更谈不上有感情,怎么会轻率地答应自己呢?于是乎“琴瑟友之”,结为朋友增进彼此的了解以加深感情,于是乎钟鼓乐之,结伴歌舞让女子快乐以获取女子的芳心。
那么,孔子为何把《关雎》这篇爱情诗置于《诗经》之首呢?我认为它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关雎》回答了人的本源问题。
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父母生下来的。
父母又是从哪里来的?《关雎》形象地告诉我们,父母是一个修养好的男子向一个内心、外貌美好的女子求爱,然后相互吸引、两情相悦走在一起来的。
人是人类社会的本源,有了人才有人类社会,才有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一切活动。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 2004年09月15日 16:47 《新财富》陈志武/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即使都面对信息浑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前一行业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远较后者为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
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媒体开放度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如果一国的新闻自由度较低,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于发展制造业和其他“硬苦力”行业,而不利于发展高经济增加值的第三产业。
上期我们谈到中国人之所以勤奋却不富,是因为我们每天要耗掉许多小时以对冲阻碍市场交易的制度成本。
既然简单的勤劳和物质财富都不是未来收入的决定性要素,那么从长远看,在国际竞争中,决定一国贫富的更根本的要素必然是其制度资本,即其制度机制是否更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
上期的文章刊出后,不少读者朋友评论说,中国人之所以勤奋但不富,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低经济增加值的活儿、是“硬苦力”,利润都给那些掌握高经济增加值产业的国家拿走了。
这说的或许也对,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发展好高利润率的产业呢?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高经济增加值产业?—为了推卸责任,我们当然可说是因为受外国人的欺压,但这种回答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也可能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素质低,但是,虽然从总的人口素质看,这个回答或许是对的,可从绝对数字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为5000万(占全部成年人口的5.7%),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所有就业人口都多,也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
因此,虽然5000万人只是13亿人口的很小一个比例,可是,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应该足以在中国发展好任何一个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特别是中国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市场。
那么,为什么还没做到呢?实际上,制度机制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一个人一年能完成多少笔交易(交易速度)以及创造多少价值(生产率),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发展什么产业和不能发展什么产业。
陈志武: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
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也所以基本总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当前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
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
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政治学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
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
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我们现在也讲产业结构的转型,从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
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
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
虽然说宋朝有王安石变法,有过关于“开源”和“节流”的争论,但实际上那时的朝廷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
那时候的皇帝也没有这个能力,中国以前没有全国的银行体系,也没有统一货币,又没有国有资产,因此他们能靠什么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靠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
乾隆中期176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70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个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但是去年5.1万亿的国家财政税收,即使不考虑国有资产的话,那相当于370000万个城镇居民去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所以,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只是四书五经和其它经典,虽然这些不真正涉及治国的经济技术问题,但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
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
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
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
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
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
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grand strategies),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
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
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
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性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
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
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
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
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
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
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
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结非洲、拉美等等。
我小女儿这个学期的社会课就是重点了解亚洲,比如,印度的历史和文化。
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等等,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
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
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
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
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人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
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
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国到初一才有考试,到高二以后考试成绩才真正开始记录下来。
美国初中是两年,高中四年,所以,高二也就是十年级之前所有的成绩表现都不会被记录下,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未来,不会影响到考大学、考研究生。
这样,使学生能够放心地去学知识,学习思辨,而不是为考试而奔波。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
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
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
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
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hypothesis),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
——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比如,我女儿读四年级时,老师让她们想一想如何应用科学方法,想针对什么来进行检验。
她们四五个小孩一起酝酿了一下,或许可以研究学生每天早晨到校的高峰时间是几点钟。
她们想,每天学校于八点半开始上课,那么,八点二十左右应该是学生到校的高峰点,这就是她们的假设。
把这一想法告诉老师,老师说OK,你们可以去检验一下这个假设。
于是,她们下一步是搜集数据。
大概有四五个星期,每天清早,这些小孩分头站到各个校门口,去统计各学生到校的时间。
通过统计数据,她们发现7:50是学生到校最多的时候。
这一结论跟她们原来猜想的很不一样,否定了最初的假设。
为什么7:50到校的学生最多,而不是8:20?后来,她们讨论、分析了很久,得出一个解释:是因为很多的父母送小孩上学后要去上班,而8:00或者8:30是很多公司和机构上班的时间,为了上班不迟到,父母肯定要提前一点把小孩送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