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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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基础过关练知识点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1.乾隆帝认为:“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
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
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据材料判断,皇帝乾纲独断( ) A.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B.强化了对各级官僚的控制C.对文化造成了严重摧残D.开拓和巩固了清朝的版图2.清朝时期的大臣谢济世说:“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建议“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
这反映出密折制( )A.加剧了君相之间的矛盾B.在强化皇权过程中产生一定弊端C.威胁到了军机处的权力D.极大地提升了官僚机构行政效率3.“雍正七年,因用兵西北,往返军报频繁,内阁距内廷太远,皇帝不便亲授机宜,故在这年元月在内廷设立军机处。
”材料表明军机处的设立( )A.是用兵西北军事保密的需要B.是削弱内阁加强皇权的需要C.使君主专制强化并达到顶峰D.使清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4.乾隆皇帝即位后,对八旗子弟战斗力退化痛心疾首,提出了“骑射立国”的目标,下令八旗子弟苦练骑射本领。
而两江总督高晋提出把火器操练列入武举考试。
材料反映了( )A.西学东渐进程不断加快B.地方督抚影响中央决策C.统治集团具有忧患意识D.军事制度改革阻力重重知识点二疆域的奠定5.清朝先后册封达赖班禅,并规定他们的继承人人选通过金瓶掣签制的方式来认定,并派遣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与他们共同治理西藏。
由此可知( )A.中央针对西藏因俗而治B.西藏开始归属中央统治C.政府加强君主专制统治D.西藏经济文化加速发展6.为解决边疆军队的给养,明代实施军屯;为解决人口膨胀,清代允许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垦荒种地。
据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现实需求推动了边疆开发B.明清的边疆治理精准高效C.明清地方政策具有延续性D.边疆的管理处于中心地位知识点三统治危机的初显7.从乾隆后期起,农民起义屡屡爆发,大部分是由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领导的。
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杨天宏〔摘要〕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
为应对列国交侵的复杂形势,清政府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
这一政策对应了美国同期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
〔关键词〕“均势”外交;门户开放;岳长开埠;东三省门户“自开”〔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6-0146-08学界普遍认为“门户开放”(open-door policy)系美国在中国推进的旨在排斥各国之独占性,以便将其势力渗入中国的政策。
实际上,与美国提出这一政策几乎同时或稍早,清政府也在酝酿推进形式相类的政策。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外国因素成为不容忽略的重要存在。
作为反制手段,清政府正式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运作形式,企图制衡已在中国沿海沿江划分势力范围的东西列强以及正将侵略触角伸入中国东北的日、俄。
在外来威胁日渐加深的当时,清政府的做法虽包含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初衷,实际作用却适得其反。
它使中国向外部世界的“开放”扭曲变形,很大程度上成了对付列强侵略的单纯外交手段,未能收到“门户开放”的预期效果。
清政府在处理民族主义与国家发展两者关系时的艰难权衡,值得研究者探究。
一、“门户开放”思想主张的酝酿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之际,主动对外开放的思想便已初露端倪。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今英夷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
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
”[1]所谓“自我德之”,即隐含主动开放以通好外人之意。
同期夏燮“大张通市之谕”的主张,虽着眼点在以“夷人”制“夷兵”,亦寓有主动对外开放的思想。
[2]魏、夏二人的主张,应为近代中国“门户开放”思想主张之嚆矢。
一、七年级下册综合题辨析题论述题1.阅读清朝闭关锁国图:请回答;1757年后清朝只开放一处对外通商,特许管理对外贸易。
当时世界形势发生了怎样变化?【答案】广州;广州十三行。
资本主义的发展。
【解析】【详解】据材料“我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与他国交流。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材料反映出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
“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了其他港口,并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贸易。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2.请你仔细观察如图,结合所学内容并回答问题。
(1)上图描述的是______朝的______(水利工程的名称)。
(2)运河两端城市的现今名称:A.涿郡指今______B.余杭指今______。
(3)想一想:假如你是隋朝时期的商人,从B点出发到洛阳去,可能经过哪几段运河?(不能填字母)(4)此河的开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怎么看?【答案】(1)隋大运河(2)北京杭州(3)江南河、邗沟、通济渠。
(4)好事。
它的开通,对加强我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统一都起了巨大作用【解析】【分析】【详解】(1)依据图示结合所学可知,这是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2)依据所学可知,京杭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3)依据图示可知,从余杭到洛阳,要经过江南河、邗沟、通济渠;(4)依据所学可知,大运河的开通,对加强我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统一都起了巨大作用。
因此,我认为大运河的开通是好事。
【点睛】利用地图从南到北的顺序记忆大运河的起止点,中心、四段,加深理解掌握。
3.观察下列图片,回答问题。
(1)图一是什么?什么时期,中国海船上开始使用指南针?(2)火药用于军事,从此揭开了古代兵器发展史的新篇章。
请写出图二、图三所示火器的名称。
(3)我国火药是何时传人阿拉伯和欧洲的?它们的外传向世人昭示了什么?【答案】(1)图一是水罗盘。
洛阳市高中历史统编版上第四单元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易混淆知识点单选题1、下表为清朝中期人口、耕地面积数据。
对此解读准确的是()A.开始突破传统自然经济的结构B.边疆国土的开发有效缓解人地矛盾C.农业技术改进提高了粮食产量D.人口急剧增长使人地矛盾日益显露答案:D解析:据材料表格信息可知,清朝中期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地矛盾突出,故选D项;据所学清代依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排除A项;材料没有涉及边疆国土开发的信息,不符合题意,排除B项;材料没有涉及粮食产量的信息,也不能推断农业技术的改进,排除C项。
故选D项。
2、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清代)大一统帝国的地方管理方式并非如史书中列出的(行政法度)那样名实相称,那些与宗法制度联结紧密的伦理网络才是国家统治的真正秘诀。
他意在强调A.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确立B.宗法关系渗透到基层社会C.清朝地方治理行之有效D.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治理答案:D解析:材料中“地方管理方式与史书中列出的行政法度井非名实相称,伦理网络才是国家统治的真正秘诀”等信息,说明儒家伦理纲常衍化为国家的内在联系与组带,反映了儒学影响下的文化认问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D项正确;材料中“大一统帝国的地方管理方式并非如史书中列出的(行政法度)那样名实相称”说明作者认为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起到和史书中描述的一样的作用,排除A项;作者强调的是地方治理,排除B项;农耕经济是封建王朝的基石,但是材料中重点强调的是“伦理网络才是国家统治的真正秘诀”,并非经济基础,排除C项。
故选D项。
3、清代乾隆、嘉庆时,戏剧领域出现了花部与雅部的激烈竞争,所谓雅,就是正的意思,当时奉昆曲为正声;所谓花,是指地方戏的声腔花杂不纯,多为野调俗曲。
当时统治者极力压制“花部”,但最终花部遍地开花称雄剧坛。
这是由于花部A.受到了各阶层普遍欢迎B.适应了市民阶层的需要C.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D.占据了戏曲文化的主流答案:B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戏剧是基于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而发展的,花部能够做到“遍地开花”,说明其适应了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B项正确;A项中“普遍欢迎”与材料中“统治者极力压制”不符,排除A项;材料体现花部属于世俗文化,但不能得出其推动世俗文化发展,排除C项;材料只能说明花部占据了戏剧领域的主流地位,而不是文化的主流地位,排除D项。
清末东北新政与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发展趋向荆蕙兰;薛桂芬【摘要】以赵尔巽、徐世昌和锡良为代表的东北地方当局领导的清末东北新政改革,是东北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社会改革.虽然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这场变迁推动了东北城市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东北城市文化形态与习俗风尚向近代化转变,也促进了东北城市行政机构与市政建设的近代化转型,特别是对东北城市早期近代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同时,清王朝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决定了东北城市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制约.【期刊名称】《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34)001【总页数】5页(P128-132)【关键词】清末东北新政;东北城市;近代化【作者】荆蕙兰;薛桂芬【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116024;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7.5日俄战争以后,东北进一步沦为日俄的势力范围。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清朝统治者决定改弦更张,在东北推行新政。
本文认为,清末东北新政的开端应从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时期开始,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开始酝酿在东北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督东后所采取的诸多措施,是清末东北新政改革的全面推行时期。
整个东北新政历经赵尔巽、徐世昌和锡良三人的执政时期,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司法、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领域。
这次新政改革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东北地区历史上是空前的。
如果说,城市化是城镇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那么,城市近代化就是城市发展的质变过程[1]。
东北新政全面推动了东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使东北城市的早期近代化由此开启。
一、清末东北新政推动了东北城市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业化与城市近代化有一种先天性亲缘关系,城市既为工业化提供舞台,也因工业化运动而发生巨变。
同时,经济近代化的核心是实现工业化,即近代工业的建立与发展。
浅谈对清代辽宁海洋史认识国际海洋史的研究出现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其主要标志是学术组织“国际海洋史委员会”的建立。
在国际上,海洋历史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历史学会在2008年将海洋历史研究纳入为历史学的专门史学科;在日本,松浦章、上田信、中岛乐章等学者日益关注海洋史学的研究,注重从全球史视野下研究明清东亚海域史。
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圆桌论坛上,国际海洋史委员会秘书长因戈·海德布林克教授就提出:“科际整合是海洋史研究的新方向。
团队合作是海洋史研究的新方式。
”[1]近年来,海洋史也成为我国史学界研究一个热点和重点。
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江苏海洋大学等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较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3年以来,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国海洋史的研究空前繁荣。
就海洋史的研究范围,著名史学家冯尔康曾指出“(中国海洋史)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史,具体地说,或者说研究重点是贸易史及对贸易双方的影响;沿海地区发展史及其特点;航运和航海技术史;文化交流史;移民史和海外华人史;海洋与人类生存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大课题等等。
”[2]这几个方面正是多年来海洋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也是取得成果最为丰厚的领域。
就区域海洋史研究的现状看,辽宁地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有赵光珍等的《辽宁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辽宁卷》等通史类著作。
在学术论文方面,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研究方向百花齐放。
如朱诚如的《清代辽宁海运业的发展及其影响》、谢景芳的《论清代奉天与内地间粮食海运贸易》、许檀的《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张公政的《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海疆危机》、高志超的《论后金时期的迁海》、高志超、王云英的《清前中期黄海海防述论》、冯佐哲的《清代前期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等等。
早期对于海洋史的探索,史学界主要把精力集中于海运业、海军战争、海洋经济研究的传统领域,随着全球史观的加强,海洋社会和文化生活研究的深入,海洋史的内涵大大拓展,并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海洋史研究范围的“新海洋史”。
第13课同步测试1.明朝时,出现了刘球、蒋钦、海瑞等一大批士大夫,他们与皇权抗争时表现出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同时,也有许多大臣撰写“青词”巴结崇道的世宗,相当部分士大大形成“阉党”。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是()A. 宦官权力的加强B. 宰相制度的废除C. 士大夫信仰的丧失D. 君主专制的强化2.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在北京东安门内建立了东厂,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
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
东厂的设置从本质上反映出()A. 中央机构的进一步完备B. 君主专制的强化C. 监察体系的进一步完善D. 宦官权力的扩大3.明初,政府在西北边境一些地方设茶马司,以茶叶换藏马;在东北边境设互市市场,以布匹、粮食换蒙古族毛皮、牛马、木材。
明末,女真族兴起,明政府在开原、抚顺设互市市场,交换女真族人参、马匹、东珠、貂皮。
这表明明朝()A. 北方贸易比南方发达B. 对外贸易比对内贸易发达C.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贸易发展D. 边境放弃实行重农抑商政策4.明初“靖难之役”后,留都南京作为“朝廷的备份”,虽然皇帝不在此城,但仍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而北京作为首都,总揽一切政事并加强对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
明朝南北“两京制”有助于A. 改变南北经济格局B. 提供政治缓冲空间C. 降低集权统治成本D.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5.明代中期曾出现过皇帝的“批红”都会采纳内阁“票拟”的现象,甚至“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皇帝如越过内阁发布旨意会被认为不合成例。
这反映出当时()A. 皇帝权力受到严格限制B. 内阁掌握决策大权C. 中枢权力运行较为有序D. 相权一度得以恢复6.明代皇帝用印章,在文书制度基础上还增加了行移勘合制。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以簿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
右之半在册,左之半在纸。
册付天下……收之。
半印纸藏于内府……”明代这一做法()A. 加强了皇权B. 促使中枢机构的职责不断健全C. 提高了中央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D. 致力于构建政府权力制衡机构7.清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实行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军国大事由八旗旗主及满洲王公共同讨论决定。
晚清胶东城市发展变迁中的奉天因素SOCIALSCIENCEJOURNAL0啸晚清胶东城市发展变迁中的奉天因素杨发源[摘要]晚清时期,在胶东城市发展演变中,奉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奉天保证了胶东地区的粮食供应,并吸呐胶东地区大批剩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为胶东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扫除了障碍;奉天与胶东地区间的大豆,蚕茧贸易也保证了胶东地区榨油,缫丝行业的原料供应;两地之间的移民潮和商品贸易又进而推动了航运业的发展,胶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与奉天贸易的资金回流及移民的资金反哺.另一方面,清末奉南开埠城市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胶东地区中心城市烟台的衰落,对山东沿海城市体系的变动起了●助推作用.[关键词]晚清;胶东城市;奉天(作者简介]杨发源,1979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州成都610064).[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2—0151—05近代山东与东北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闯关东移民对东北开发的问题较受瞩目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然而,东北对于山东的影响如何,学界则乏人问津.有鉴于此,笔者拟探讨东北对近代山东的作用.但限于学识和篇幅,本文仅讨论奉天在晚清胶东地区城市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胶东地区城市化启动中的奉天因子烟台开埠之前,胶东地区已经孕育着有利于城市化开展的因素.道光末叶,烟台"商号已千余家",为"广帮,潮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等船商云集之重要口岸[1],成为南北洋海上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中转码头.然而此时的胶东地区却存在粮食短缺和劳动力大量过剩等不利于城市化的因素. 而奉天则扮演了胶东粮食供应以及剩余劳动力吸纳的重要角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胶东地区开启城市化进程扫除了障碍.能否获得足够的食品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需求是城市化的基本前提条件.然而,烟台开埠之前的胶东地区却普遍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粮食匮乏首先应归因于自然环境.胶东地区地多贫瘠,不宜于粮食生产:山东登州府"地居海滨,山多田少"[2];蓬莱县"合境地少土瘠"[3];招远县"其境多山,其土瘠"[4].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胶东地区经常面临粮食危机:山东登,莱各府"粮食不敷"[5];登州府"地狭人稠,境内所产,不足以自给"[63;黄县"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7].此外,严峻的人口压力亦为引发粮食短缺的重要因素.晚清时期,山东人口长期徘徊在3400万左右, 居高不下[8],造成人均耕地占有量偏低,晚清时期山东农民人均耕地4—5亩[9],因土地丰瘠程度不一,维持一人生活的耕地数目亦因地而异.莱州府大约每人需5亩,烟台附近地区约需20亩.[10]显然,胶东地区人浮于食.腹地供给和朝廷的粮食调拨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两个重要举措."地瘠,田少,人众"的客观现实使得胶东地区腹地不仅无法供给城市粮食,甚至难以自足.除朝廷的田赋缓征减免之外,对外贸易是解决粮食危机的不二措施.胶东地区的粮食多赖奉天进口.降至晚清,伴随着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粮食赖奉天接济几成定式.荒歉之年如此,丰稔之岁亦然.许檀先生估计清代山东半岛每年从东北输人的粮食约为数十万石至百万石,清末可能更多些.【11]考虑到奉天的①相关论述主要有: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l974年第4辑下册;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年),北京:A.~81版社,2007年;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8年第2期;牛淑萍:《清代山东移民东北述论》,《烟台师范学院)2001年第1期.农耕条件优于吉林和黑龙江以及奉天开发较早等因素,清代山东半岛从东北输入的粮食大部分来自奉天地区,在清代中叶大约为数十万石,清末可能稍多些.除粮食短缺外,人口大量过剩亦为胶东地区发展的重要障碍.城市化需要足够的剩余劳动力以供给城市发展中所必备的劳动力,而从土地上分离出的农业劳动力多承担这种城市化进程中劳力供给的角色.但这不意味着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事实上,晚清胶东城市化发轫的动力机制是烟台开埠通商和商业化,走的是一条先商后工的城市发展道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匮乏决定了其对剩余劳动力吸纳的有限性.向外移民则是解决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生计的有效途径.山东登莱之人多"以东三省为归"[/2].胶东民人选择东北地区作为迁出之乐土,与东北地旷人稀,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有莫大关系[13],而财政困窘,边疆危机引发的国家实边东北的政策导向也推动了晚清闯关东的人潮.奉天地区的自然一m条件尤其是农业耕作条件优于吉林和黑龙江,且谋l蚕茧~,q生型的胶东移民在船票之外并无余资支持向北迁蕃徙,多在营口,大连及其附近落脚.[14]这使得胶东兰兰东北移民在空间流向上呈现由南到北逐步推进的三趋势.[153因此,奉天吸纳了大多数胶东地区过剩霎2人口.①三旨总之,从粮食供应和吸纳过剩劳动力两个角度c,,来看,奉天地区为山东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开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奉天的粮食供应使胶东半岛"虽耕地资源匮乏,却无缺粮之虞"(16].闯关东则释放了胶东地区的部分过剩人口,减轻了胶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口负担,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在此基础上,晚清胶东地区城市化的启动成为可能.二,胶东城市发展中的奉天因子胶东城市经济发展受惠于与奉天之间的贸易.奉天对晚清胶东地区发展的助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提供了胶东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必需的原材料,积累了胶东地区城市发展的资本,促进了胶东地区航运业的发展.兹一一论之.1.农产品供给与胶东农产品加工业口岸贸易是整个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变迁的起点和原初动力.[17]晚清时期,在国内外商品流通和市场需求机制刺激下,胶东地区以榨油业,缫丝业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渐趋发达.而这些行业的原材料除来自于烟台腹地之外,相当部分依赖奉天供应.山东榨油业兴盛于清中叶以后.[18]咸丰年间,胶东地区榨油业生产的豆油,豆饼即已远销至南方沿海诸省,其中豆饼多运往华南地区作蔗田肥料.烟台开埠后,豆类制品除了继续供给华南外,开始大量外销.这极大地推动了胶东地区榨油业的发展.烟台是胶东地区榨油业的中心,1900年, 烟台已有油坊40家,常年使用油盘112盘.[19]而胶东地区榨油业所需大豆原料,当地根本无法满足供应.登莱青三府,"豆饼豆子,非尽土产,贩自他处居多"[2o],其大部分要从辽东半岛的大东沟,沙河子,庄河,皮子窝等地输入.(21]烟台开埠后,山东丝货开始出口至国外,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丝和丝织品成为烟台最重要的输出品"[22].市场的旺盛需求极大地促进了缫丝业和织绸业的发展.胶东地区的缫丝中心是烟台. 清末,烟台缫丝业极为繁荣,其丝厂及规模如下表所示:手工纩丝机器纩丝年代规模局家数局家数1903163工人5500,年出丝8250担19O41831905253工人9000l9O6203工人8500,年出丝15046担190822319O9383工人17000,共股本五百万两19l1373工人14000人,年产14000担资料来源:张玉法:《清末民初山东的工业发展》,《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1976年第4期.按:1905年数字来自1905年烟台海关关册.另,据烟台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载1911年烟台共纩丝局40家,与张着表中数字冲突,以海关资料为准.手工缫丝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使得胶东地区缫丝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与腹地原材料的供给紧张的矛盾加剧.如青岛沧口缫丝厂因"蚕茧收买不足,不能大办"[23],宁海州本地产茧也不敷所用[24],伴随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山东所抽之丝①19世纪中期胶东移民奉天的数量,学界鲜有研究.何炳棣认为警察成立之前的中国人13不足信,仅具参考意义,因为当时不具备"人13普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报告这类现代的统计数",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1:3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费正清序"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页."赖关东野蚕茧源源接运"[25].从20世纪初起,烟台每年都要从东北输入大批蚕茧,以供沿海地区缫丝业之需.辽东半岛是着名的柞蚕产地,但其制丝技术却远不及烟台,丝产量亦有限,每年除了向烟台输出少量的柞蚕丝外,还把大量毫未加工的蚕茧输入烟台,供给当地各丝厂加工.[26]如19O7—1911年这5年,安东一带每年平均出产蚕茧约16.5万担,其中有10担运往烟台.(27]奉天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系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奉天"农产之丰甲于各地",其"收额之最丰者首推大豆"[28],蚕茧亦为重要的农产品. 烟台开埠后,尚未大规模开发的奉天便成为烟台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出口土货大宗——大豆,蚕丝源源不断地输人烟台,成为烟台农产品加工业盛极一时的重要支撑.20世纪初,奉天地区榨油业渐盛,烟台的榨油业原料供应减少,胶东的农产品加工业遂显衰竭之相.烟台农产品加工业对奉天农产品的依赖之重于此可见一斑.2.闯关东,海贸与资金回流闯关东移民舒缓了胶东地区田少人众的问题,为胶东地区城市化启动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同时, 这批移民通过做工和经商积累了一定资金,并将部分资金回流至家乡,推动了胶东地区钱庄等相关产业的兴盛,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清末胶东地区的东北移民,异于往日的投机冒险分子和移垦农民,多属于季节性佣工一类.在胶东地区人地矛盾加剧和东北开发的背景下,这些季节性佣工群赴东北,以赚取工资接济家乡为目的.[293这些资金的挹注对于改善胶东地区民生, 刺激胶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胶东地区与满洲之交易"久称亲切".胶东商人长期贩运于胶东与奉天间,获利颇丰.登州商人利用航海之便,多"逐利四方",其经商重点区域就是"北赴辽沈"[30J;宁海州人"在外经商业者颇多"[31];这些胶东商人多在先行者的示范,提携下逐利于奉天.以黄县为例,对奉贸易使黄县商人获利颇丰,他们将经商获取的资金回寄家乡,投资于典钱业,直接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兴隆.咸同年间,黄县的"银钱之肆多至数十"(32】,到商业最盛的清末,城内"计有典当十三家,钱庄一百六十余家"[33J.可见,胶东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得益于与奉天间的贸易和闯关东移民的资金反哺.19世纪下半叶,烟台勃兴,又刺激,吸引着沿海地区商人资本向烟台汇聚,靠与辽东地区贸易及兑换发展起来的蓬,黄,掖等地商人资本,纷纷将资SOClALSCIENCEJOURNAL金从传统钱典业中抽出,转向烟台谋求新的发展.(34]此外,烟台气候宜人,治安良好,也吸引了不少乡间商贾的移人.这些资金的涌入对于烟台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3.商品流,移民潮与航运业清末,胶东与奉天间航运业极为发达.究其原因,一是双方商品流通之需求,一是闯关东人潮之刺激."随着胶东地区榨油业,粉丝业及织绸业商品化生产的兴起,烟台每年都要从牛庄等地进口大量豆货,柞蚕茧及杂粮."[35]而胶东向奉天输入的则多为山东的日常生活用品,"布匹,煤油,衣服,鞋帽等生活日用品则成为大宗输出货"[36].在商品流通的需求和刺激下,胶东与奉天间的航运业日见繁荣.在奉天制油业未兴起以前,烟台地区榨油业原料大豆多赖"大连,安东,营口等处转来".烟台豆类制品,亦运奉天推销."运输之帆船,来装原料,返装成货,整日连续不断."[37]19世纪80年代,山东沿海民船约50只行驶于江南航线,2200 只往来于江北各口,3000只往来于辽东航线;牛庄船以送土货为主,往来行驶于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各港之间.19世纪90年代,约有2500只沿海帆船往来于山东与辽东各民船港之间,从事土货航运贸易.[38]1905年至1911年,进出烟台常关的民船中,满洲船只为每年4163只,仅次于山东民船数量,远高于其他沿海省份.[39]不特帆船运输兴隆, 胶东与辽东间的轮船运输业也发展迅猛.1880 年,招商局"美利"号轮船春间调来津河驳漕,夏间常穿梭于营口,烟台间.(4oJ而从事烟台内港运输的轮船"广济"号于1891年开辟了烟台一旅顺航线,1891年和1892年分别驶往旅顺营运9次和5 次[41],并于1893年开往奉天省之大东沟一次,由该处带来蚕茧1000件.[42]清末,烟台民族航运业发展迅速,1901年至1911年先后成立四家轮舶公司——顺义,振飞,小清河轮船公司,毛合兴公司,其中前两者主要运营烟台和辽东各口岸的航线.[43]显然,辽东和山东的商品贸易极大地推动了胶东地区航运业的发展.何炳棣曾言移民"与故乡的感情联系相当强烈,因而仅做季节性的迁移"(44j,乡土观念极重, "安土重迁"的国民文化心理决定了胶东移民的"心态经常处于游离状态"[45].与此前的以开垦荒地的谋生型移民和贩运商品的谋利性移民不同, 清末的闯关东移民以工役居多.乡土情结和工役的工作性质使得胶东移民多"春去冬还"[46],他们一般"自阴历正月末各向目的地出发,以阳历二月孳辑.i}吁期【总第181期J三月间为最多",得相当贮蓄后常于"阴历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还乡度岁"[47].例如掖县人民,迁徙于东北者颇多,多"不带家眷",大抵"春去秋回";[48]黄县地狭人稠,生计维艰,人民多赴东三省谋生,春去秋回,习以为常.(493这种候鸟式的季节性移民带动了胶东与辽东间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清末,山东蓬莱,黄县一带劳工,往东三省者每年有5—10万人,"春去冬归以为常".遂有外人轮船往来营口,龙口间,以便商旅.[503清末民初,由烟台转口大连的苦力日增,便有专门轮船以载送移民为业.[51]移民高峰的1909年,烟台航线进出营口者23536人,进出安东者66149人,进出大连者81613人.(523可见,胶东奉天间往返移民推动了海上客运业的发展.三,胶东城镇体系首位城市转换中的奉天因子城镇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由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所组成的,并具有一定的时空地域结构,相互联系的城镇网络的有兰机整体.(533烟台开埠后,胶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蚕蚕蚕茧烟台为首位城市的城镇体系,并延续至20世纪初量叶.及至胶澳开埠和胶济铁路通车营运,山东城镇体系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区域中心城市的=转换①,即烟台在城镇体系中的中心城市地位被青三岛所取代.烟台之衰落不外乎内外两大因素.内i部因素一是烟台港口条件的缺陷,二为缺乏一条贯通烟台与腹地的铁路;就外部因素而言,青岛港之兴筑与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的修筑及运营,缩小了烟台的腹地,最终使得烟台"由北方主要货物集散地降为专司沿海地区贸易的二流港口"(543.此为学术界之共识.②但学界多忽视了导致烟台衰落的另两个因素,一是作为烟台腹地的龙口的崛起与开埠,一是奉天南部诸港口的开埠及建设.龙口的发展主要归功于1914年的开埠通商,超出文章所论范畴,此不赘述.奉南大连,安东,大东沟的开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烟台港的衰落.首先,奉南开埠对于烟台港依赖的再出口贸易予以致命的打击.(553在烟台的贸易格局中,转口贸易占有很大比重(563,作为"华洋轮舶所必经之所"(57], 南方运往东北的商品,一般经由烟台转口.而奉南开埠后,"原先从南方运来烟台再转口东北的货物也改为直接输往东北"[58].其次,奉天南部诸港VI的开埠,使得烟台面临的竞争加剧.甲午战前, 烟台,天津和营口北洋口岸鼎足而三.大连,安东, 大东沟开埠后,这些以前烟台港的内港,随即变为烟台港的竞争对手,他们直接进出口货物,分流了烟台港的转口贸易.(593这无疑会削弱烟台的进出口贸易,进而影响其在胶东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奉天南部诸港的开埠不仅在商品贸易上打击了烟台,而且削弱了烟台的农产品加工业.奉南开埠促进了东北农产品加工业的兴盛,使得烟台加工业依赖的农产品原料进口日益减少且制成品竞争加剧,直接导致了烟台农产品加工业的衰微.例如日俄战争后,营口的油房业达到鼎盛.(6o3大连市从1908年起大规模生产并出口豆油及豆饼,1910 年有机器油房35家,1911年增至47家.(61]受此影响,烟台有多家油房歇业停闭,油房数骤然减少.(623对此,东海关分析到烟台"豆油豆饼渐形衰微",因"满洲豆行起而为敌"(633.总之,烟台由盛而衰的关键,在于交通地位的恶化.青岛开港,胶济铁路的修筑,东北的开埠与建设,龙口开埠,这些因素均导致了烟台的衰微.民元以前,胶东地区城市重心已由烟台转移至青岛,最终形成了以青岛为首位城市的新的城镇体系,奉南的开埠和建设无疑加速了烟台的衰落和新胶东城镇体系的形成.四,余论作为"龙兴之地",东北长期处于封禁状态,开发极为有限.l9世纪中叶俄国对觊觎已久的东北领土不断鲸吞蚕食.明治维新后,日本也加入了对东北的角逐,边疆危机及政府的财政危机终使政府全面开放东北.日俄在东北的博弈促发了日俄战争,战败的俄国暂时退出了对南满的争夺.有别于俄国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日本对奉天的侵略采取渐进的,柔软的殖民地经营方式,注重资源掠夺和经济开发.(643这间接推动了东北地区尤其是奉天的发展,而清廷在奉南采取的自开商埠措施更助推了奉天的发展.l154东北的开发历程对胶东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明显影响.烟台开埠前,奉天的粮食接济基本解决了胶东的粮食危机,而对闯关东人流的部分吸纳则缓解了胶东地区的人口负担,为胶东地区城市化启动奠定了基础.烟台开埠后,农产品颇为丰富且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的奉天地区提供了胶东地区加工业必需的原材料,促进了胶东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繁荣.胶东移民"开发"奉天的资金回流促进了胶东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双方的人员往来和商品流通推动了胶东地区航运业的发展.可见,奉天对胶东地区的发展贡献良多.清末,日本人加快开发奉天,政府自开奉南商埠,奉天步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大连等城市已经开始了工业品输出阶段,出口至胶东的农产品遂锐减.这给胶东地区的同类产业予以致命打击.在原料供给不敷和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胶东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渐趋式微.奉南的开放,使得烟台作为南方沿海港口和东北港口中转港的地位不复存在.烟台自身港口设施以及贯通腹地交通条件落后,在青岛和奉南南北夹击下,烟台商务呈衰竭之势,并为青岛所超越,最终形成了以青岛为首位城市的新胶东地区城镇体系.[参考文献](1]《福山县志稿》(民国)卷5《缘起》,1931年铅印本.[2][5]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选》中册,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1093,1092页.[3]《重修蓬莱县志》(道光朝)卷5《食货》,道光十九年刻本.[4]《招远县志》(道光朝)"徐可先序",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6)[30]《增修登州府志》(光绪朝)卷6《风俗》,光绪七年刻本.[7][32]《黄县志》(同治朝)卷3《食货志》,"龚易图序",同治十年刻本.【8](9]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13,l7页. [1O][19][20][2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l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45—668,412,6OO,433—434页. [11][16][I8]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8,143,94页.[123[46]《胶澳志》(民国)卷3《移植》.1928年铅印本.【l3]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大)2005年第2期;牛淑萍:《清代山东移民东北述论》,《烟台师范学院))2OO1年第1期.【14]沈毅:《近代大连城市经济研究》,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I页.[15]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17](21][34][35][36][38][623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155SOClALSClENCEJoURNAL济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339,291,35,126,124—125,338页.[2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92页.[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6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173 页.[24]《郭嵩焘日记》第l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6页.[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2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100 页.[2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62页.[28】《奉天通志》(民国)卷113(实业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293[55]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8—99,3页.[31][33]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辑:《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1934年,线装本,第l,l4页.[37]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第120页.(39](43][52](56J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86年,第84,105, 126,4—7页.[4o]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l辑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97页.[41][59]丁抒明:《烟台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76,1l1—112页.[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1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443何炳榱:《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90页.(45]王彬:《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47][51]【57]郑千里:《烟台要览》,烟台:烟台要览编辑局, 1923年,"邵玮序",第2,I页.[48][49]O0]黄泽苍:《山东》,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40,136,89页.[53]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l页.(54][58]山东航运史编委会:《山东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6o][61】《东三省经济调查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64,152页. [6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8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217。
清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的富察氏家族作者:张明富李祥东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03期摘要:富察氏家族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军事家族。
清前期在东北边疆任职或肩负东北边疆治理的出身富察氏家族的官员,《满汉大臣列传》《清史列传》《钦定八旗通志》《清史稿》等纪传体史籍中,撰有专门传记的,至少有11人。
他们治理东北边疆的主要举措包括:抗击沙俄入侵,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建城驻兵,训练军队,严肃军纪,强化边境管理;垦辟土地,赈济旗丁,设立学校,妥善安置罪犯;整顿吉林参务等等。
在清朝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失误和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清朝前期;东北边疆;富察氏;萨布素;富玉;福康安;秀林[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3-0124-013[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ki.css.2022.003.009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
清朝虽在1644年入关以后,曾一度战略重心南移,但一刻也未放松对这一方沃土的经营和治理。
如探索东北边疆管理体制,顺治时期实行总管制,至康乾时期,正式确立并完善将军制;反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中俄东端边界;开垦荒地,发展工商业经济等等。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无疑饱含着清朝施政者的治国理政智慧以及东北各族军民的坚毅勇敢和艰苦奋斗。
但若转换一下视角,从家族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富察氏家族在清前期的东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萨布素抗击沙俄[1]、黑龙江防务[2],对富察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清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的活动少有论及。
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以期呈现出富察氏家族在清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的整体的历史画卷。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清前期参与东北边疆治理的富察氏家族官员政府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主体,官员肩负着边疆治理的重要职责。
清前期在东北边疆任职或肩负东北边疆治理的出身富察氏家族的官员,并非只有萨布素1人,《满汉大臣列传》《清史列传》《钦定八旗通志》《清史稿》等纪传体史籍中撰有专门传记的至少有11人。
统编版(2019)高一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四单元测试卷一、选择题(本题共20小题,每小题2分,共40分)1.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正式设立奴儿干都司,作为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地方军政机构,其主要官员初为流官,后为世袭。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A.完善了地方监察体制B.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管理C.改变了中央行政体制D.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2.梁启超说:“(西方)继哥伦布以后,有无数之哥伦布,继达·伽马之后,有无数之达·伽马。
(中国)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中国“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根本原因在于()A.封建制度的腐朽B.科学技术的落后C.八股取士的影响D.西方列强的侵略3.明朝有人记载:“自此夷(荷兰)通市,遂得彼所用诸炮,因仿其式并方制造,即未能尽传其精奥,已足凭为长城矣。
”这说明当时()A.明政府仍厉行海禁政策B.中国全面学习西方技术C.传统的华夷观念被打破D.人们忧患意识仍较淡薄4.明朝中后期,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加之又具有票拟权,而且比六部更接近皇帝,所以尽管内阁从来没有被正式地告知统领六部,但凭借皇帝的信任,内阁辅臣的权威实际上使六部的权力又流向了内阁。
这一变化反映出()A.君主专制日益强化B.内阁已经取代六部C.内阁权力不受制约D.君权受到内阁制约5.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外贸的绝唱。
郑和下西洋是典型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形式()A.通过商品平等交换完成交易B.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具体体现C.以政治目的为主D.以经济目的为主6.1686年3月,康熙下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
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
”此战的胜利()A.稳定了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B.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C.助推沙俄接受中国谈判建议D.强化了对西藏地区的管辖7.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清朝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基本奠定了当今中国疆域的版图,其中清朝前期疆域南到()A.台湾岛B.海南岛C.南海D.南海诸岛8.明代内阁和清代军机处的共同之处是()A.统领六部,处理各种政务B.参与决策,并负责朝廷日常事务C.参与机要政务,但没有决策权D.负责各地的军政事务9.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大学士,明朝内阁的权力达到了顶点。
高三历史两次鸦片战争试题1.中国近代史上,国门洞开。
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是在( )A.鸦片战争之后B.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C.甲午中日战争之后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再现所学基础知识的能力,难度较低。
结合所学知识,鸦片战争之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增开牛庄(后改营口)、淡水、汉口、南京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辛丑条约》并没有开放通商口岸要求,故A项符合题意,所以正确答案选A,B C D三项说法错误,不符合史实。
【考点】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1840至1900年间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2.下列不平等条约组合中,搭配有误的是()A.增开天津为商埠——《天津条约》B.割香港岛给英国——《南京条约》C.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北京条约》D.允许投资设厂——《马关条约》【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察的是对基础知识的准确再认再现能力,比较简单。
根据所学知识,增开天津为商埠是《北京条约》的内容。
所以答案选A。
【考点】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1840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3.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革命》中称:“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
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
在该“趋势”背景下,费正清认为()A.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灾难开端B.鸦片战争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历程C.侵略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D.鸦片战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答案】D【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18卷 第2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18 No.2 2009年2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F eb . 20098文章编号:1008-8717(2009)02-0008-04论清代以来东北地区行政沿革及其变化——从清代至民国政府张 龙(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摘 要:近代的东北三省主要是黑龙江、吉林、辽宁。
清初以来,东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自1860年以来,东北边疆日益被俄国蚕食,导致近代的东北三省成为今天的幅员。
本文主要论述清代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沿革,对清代、民国、日伪时期的变化过程进行探讨。
关键词:旗制;民制;将军;省长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一、清初东北地区的行政体制——旗民双重制 东北为满族的发祥地。
清初,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当地占主导地位。
同时,兼有一定数量的汉民,所以清朝初年,东北地区行政体制与内地不同,实行旗民二重性体制。
旗制体制:(一)清朝在东北实行“盛京五部”[1]体制:即盛京户、礼、刑、工、兵五部。
户部掌征收官庄旗地租税,支办将军衙门的经费,裁判户婚田土诸事。
礼部掌福陵、昭陵、永陵祭祀,并三陵祭祀等物品。
官地瓜菜、鱼泊等供给,皆由礼部监理。
刑部掌裁判旗人犯罪事件,并旗人对汉民的犯罪案件。
工部掌营运修缮坛庙陵寝、宫殿祠宇,并监理采木山场。
兵部掌检阅军器、监射、驿传、稽察、边门、铨试等。
(二)东北三将军的设置。
清太宗天聪8年(1634年),改沈阳为盛京。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以盛京为陪都,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
顺治3年(1646年)改盛京总管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为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
四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
至乾隆12年(1747年)定名盛京将军。
吉林在顺治10年(1653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
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
康熙15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
清代东北管理制度清朝对东北地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
首先是政治管理。
清朝对东北地区的政治管理是实行“八旗”制度的。
八旗是清朝成立后建立的一种军队制度,分为正红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黄旗和镶红旗八个旗帜,分别代表着满洲、蒙古、汉军和朝鲜等不同的民族。
这种旗制军队在东北地区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军事力量,还承担了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责。
其次是军事管理。
清朝对东北地区实行的是军事统一的管理制度。
清廷下辖东北将军、宫廷抚顺参将等官职,负责统统军务。
同时还设立了东北将军统领东北八旗的大军政长臂,并下辖各候躔贝勒,进行了垦荒、防御和民族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
这种军事管理制度在东北地区的长期实践中证明了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于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经济管理。
清朝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管理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
清廷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鼓励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实行了“屯田制”和“边疆农垦制”等政策,鼓励汉族、满族和蒙古族等各个民族来到东北地区进行农垦,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果树等农作物,发展茶叶和造纸等手工业,从而提高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
第四是文化管理。
清朝对东北地区的文化管理主要是实行“文治主义”。
清廷对东北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鼓励学校的建设和教育的普及,促进中文和满文的发展,支持佛教和道教等宗教的传播,培养各个民族的文化管理人才,并加大对东北地区的文化建设的投入,从而促进了东北地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最后是民族管理。
清朝对东北地区的民族管理是建立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清廷对东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主要是通过设立各级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队,实行军民合一的管理制度,促进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发展。
特别是清廷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推动各个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使东北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和谐和稳定。
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一)摘要:清代东北的沿海贸易始于康熙中叶,干、嘉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
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大豆、杂粮等农副产品,从南方输入则以棉布等手工业品为主。
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
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
关键词:沿海贸易;营口;锦州;牛庄;没沟营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已是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它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实属必然。
但无论在古代史还是近代史研究中,营口开埠之前的历史一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
本文首先考察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的实况①,然后分析锦州、牛庄与营口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和变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关于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笔者所见最早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1943年发表的《康熙乾隆时代における满洲と支那本土の通商につぃて》(后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全文见中氡镜谌淼?31—148页《康熙乾隆时代关内外的通商》)。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松浦章、中国学者郭松义、朱诚如、董玉锳、谢景方、邓亦兵等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
笔者也曾撰写《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贸易》二文,主要利用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
一、清代前期沿海贸易的发展东北地区原为满族(女真)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明政府在辽东设辽东都指挥使司,又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置努尔干都司,并确定辽东行政上归于山东布政司。
清王朝建立后,开始对东北进行开发,各地商人也纷纷前来贸易。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
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前往关东贸易”(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
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民国《盖平县志》卷16)。
乾隆以降南方海船到辽东贸易的数量大大增加,位于渤海湾西岸的锦州开始成为闽广商人贸易的重要港口。
如乾隆十四年福建闽县蒋长兴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到锦州发卖,在锦州购买瓜子、黄豆等货返航(《历代宝案》第二集卷31)。
乾隆十六年山海关监督的奏报称:“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1](P399)。
渤海湾内山东、天津与东北的贸易比南方各省更早。
明代辽东属山东布政司所辖,辽东的粮食、棉花布匹等军需物品多依靠山东供给。
嘉靖年间渤海湾内的民间私贩开始冲破禁令发展起来,有记载称:“山东、辽东旧为一省,近虽隔绝海道,然金州、登莱南北两岸间,渔贩往来动以千计,官吏不能尽诘。
”(《明世宗实录》卷460)清代海禁开放以后,渤海湾内各港口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奉天南面……宁海、复州、熊岳、盖平等地方与山东登、莱二府对峙,商船不时往来”。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0)有相当一部分南方海船也参与了渤海湾内的商品贸易。
如江南船户夏一舟于雍正十年正月受雇于徽州商人吴仁则,装载绵花253包从南通州开船,到山东莱阳县卸货;该船于三月转往关东南金州,五月受雇于太仓州商人周豹文,装炭380担运抵天津交卸;其后又受雇于商人徐梦祥,到山东海丰县装载大枣287石,十月十二日开船返回家乡2]。
该船在渤海湾内山东、关东、天津之间转了一大圈,历时九个月。
又如苏州府元和县船户蒋隆顺等,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受雇于镇江府客商,装载生姜到天津交卸;六月受雇于天津客商,前往关东牛庄运粮到山东黄县交卸,该船就在黄县过年。
翌年二月起又多次受雇前往关东运粮,分别载至天津和山东黄县、利津等地交卸;十月受雇于福建莆田县商人,到山东海丰县装载枣子,拟运到宁波交卸(《历代宝案》)第二集卷73)。
该船在渤海湾内天津、关东、山东之间往返数次,历时达一年半之久。
大豆和杂粮是东北输出的最主要的商品。
江南地区从东北输入的商货以大豆为最大宗。
如乾隆十四年苏州府常熟县船户陶寿及客商蔡立三等装载生姜到天津发卖,然后转往关东大庄河口购买黄豆返回(《历代宝案》第二集卷31)。
乾隆三十九年太仓州崇明县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
嘉庆十二年十月苏州府镇洋县商船前往关东金州贸易,装载黄豆360石、秫米10石,以及海参400斤于十一月初七日返航2]。
闽广商船从东北输入的大豆也为数不少。
如乾隆四十二年福建海澄县静字1320号商船从厦门贩糖北上,在锦州装载黄豆262石、瓜子7l袋等货返航(《同文汇考》卷73)。
嘉庆十八年七月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前往锦州贸易,十月廿七日从锦州返航,该船所装货物计有黄豆1000石、白米12包、瓜子30包、鹿肉8包、牛筋5包、木耳7包以及大量药材2]。
山东从东北输入的商品以杂粮为主。
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府丘陵山地较多。
是山东最主要的缺粮区。
清代前期尽管清政府严禁东北粮食输出,却曾多次特准山东从东北运粮。
清代中叶山东半岛人口增长,更加仰赖东北的粮食,有记载称“山东登、莱二府向赖奉天高粮、粟米、苞米三项粮石”(《清宣宗实录》卷280)。
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利津县的铁门关都是东北粮食输入的重要港口,昌邑县下营海口也是“通关东,米船岁人关东豆及高梁无数”3](P248—250)。
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也是杂粮。
天津与东北的粮食贸易始于康熙年间,从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曾屡屡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甚至减免关税,以鼓励商人贩运。
不过,这些多属因灾特许。
乾隆中叶随着东北粮食供应能力的提高,清政府对奉天粮食输出的限制逐渐解除。
康熙年间天津赴东北贸易的商船“不过十数艘”,乾隆年间已增至数百艘4]。
据统计,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十月前往锦州贩粮的天津商船就有199只,其中“往回三次者四十四只,二次者九十只”5]。
天津居民靠“搬运粮石生活者”“不下数万人”,天津八大家中也多有以贩运粮食起家者4]。
棉布是东北从南方输入的主要商品。
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估计,清代中叶苏松地区每年进入长距离运销的4000万匹棉布中,约有1500万匹销往东北和北京6](P278—279)。
明代江南棉布的北销须经由运河,清代则多由海路北上。
乾隆末年刘河口淤塞,北行沙船改泊上海,销往东北的棉布在此汇集北运,故有“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之说7](P45)。
东北从山东输入的主要也是棉布。
乾隆年间山海关监督金简奏报称:金州进口之“山东白布每捆三十五六疋至四五十疋不等,历来每捆仅估三十三疋纳税”8](P32)。
干嘉年间山东已形成好几个商品布输出区,如济南府齐东县每年从“布市”上汇集棉布数十万匹,“通于关东”;章丘、长山、邹平所产棉布多先汇集到周村,然后转贩东北。
山东半岛登州府所属各州县地不宜棉,棉花系从江南输入,但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普遍,有商贩收布销往东北9](P90—92,327—328)。
如雍正十年福山县福字9号船,装载布匹、线带、布鞋等往关东贸易10](P716—717)。
乾隆三十九年福山县一艘商船载有青布480匹,白布26疋前往奉天,拟出售布匹换买粮食2]。
棉布之外,东北从南方输入的商品还有绸缎、茶叶、纸张、糖、瓷器等各种手工业产品,输出商品则除大豆、杂粮外,还有干果、海味、药材等农副产品。
《赤嵌笔谈》记载,福建海船赴东北贸易“贩卖乌茶、黄茶、绸锻、布匹、碗、纸、糖、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等(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
又据加藤繁先生记述,金州城天后宫正殿内的屏风上镌刻有各种商货名称和捐银比例,末尾题有“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众商公立”字样,加藤繁先生在文中开列了这些商货的名称,现转录如下(见表1)。
表1乾隆年间金州天后宫屏风上开列的商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缎子绸子丝线包头毛串夏布估衣布袜帽箱红白糖苏木花胡椒黄白蜡南北药材槐子细杂货粗杂货竹筷经折烟杆官粉杂布烟叶丝烟铜器锡生熟漆炮竹鹿筋○棉花大包○棉花小包扛连西纸红纸○线麻○檾麻○大麻子南白布白布绵货鹿角布鞋草帽子白矾颜料锡箔茶叶青茶干菜曲子糖果枝元干生姜槟榔山果杂油草香脂并倭元铁器瓷器海味○松子瓜子○芝麻薏米○山茧琉璃黄表花尖草纸川连○杂粮○元豆○苏并○豆并钉油○山妯——————————————————————————————资料来源: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卷第142页。
表1所列商品当然绝非仅进出金州一口。
我们可把它看作是东北沿海与南方各省贸易往来的主要商品。
据加藤繁先生考察,打有O印的棉花、线麻、檾麻、大麻子、松子、瓜子、芝麻、薏米、山茧、杂粮、元豆、苏并(饼)、豆并(饼)、山等是金州输出之货品,其余没有O印的货物大部分应是输入商品。
其中.、缎来自江浙;“南白布”应是来自江南的棉布,所谓“白布”大约指山东所产;茶叶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红白糖则产自福建等等11](P143—145)。
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纸张也是南方北上的重要商品,上表中扛连、川连、黄表都是纸的品种,再加上西纸、红纸、草纸等,在全部70余种商品名称中占了6种。
清代纸张产地主要有福建、江西等省。
福建的纸张产自闽江上游的延平、邵武二府,顺闽江而下至福州出口。
乾隆四十四年福建闽县船户林攀荣就是“装载纸货由福州出口”到锦州发卖(《历代宝案》第二集卷65)。
茶叶中乌茶、黄茶来自福建,青茶来自浙江、安徽。
乾隆九年锦州海口所到茶叶有“浙绍土茶”和“青茶”,“浙绍土茶每箱七十余筋”;“青茶系徽州土产之极粗者,在地买价每筋不过二分,卖价百筋三四两不等。
”(档案:乾隆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天府尹霍备奏折)瓷器以江西景德镇所产为最,前引康熙四十九年由上海北运的瓷器等应是从江西输入的。
琉璃是山东颜神镇的特产,销行颇广;颜神镇亦产瓷器,并以结实耐用、价格低廉著称,“运销关外者甚伙”9](P211—212)。
福建、台湾和广东是清代最主要的糖产区,广东《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侯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嘉庆《澄海县志》卷6)。
天津在渤海湾之内,广东糖船既然到天津,当也会到辽东半岛的各海口。
再如生姜为江南所产,枝元、槟榔是广东果品,苏木、胡椒则产自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