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问题文／张宇燕管清友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
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急剧增长。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90年代，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25%来自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3%。
由于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持乐观态度，有关机构认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
如果按照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计算，届时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92亿吨，即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提高1倍，仍然需要4,6亿吨，而中国的石油产量估计最多能够达到1.8亿～2亿吨，缺口在2.5亿～3亿吨。
中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呈扩大状态。
中国自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达近40%。
中国目前还不是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即使到2010年天然气进口在总消费量中也仅占9%。
但是，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7%。
2006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率。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07年）的统计，2006年世界一次能源的消费增长了2.4%,低于2005年3.2%的增长率，略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
除了核电，各种燃料的消费增长都有所下降。
但是，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8.4%，继续占据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
在全球新增能源消费当中，中国的石油和煤炭消费分别占世界消费增量的77.3%和71.7%。
世界能源价格的高涨导致中国大量国民财富溢出。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
我们估计，近年来的能源价格暴涨使得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能源安全已然成为“国之大事”，甚至可谓“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能源安全不再是低政治性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中国国家安全的高政治性问题。
石油是能源的核心。
罗伯茨将石油描述为：“能源太空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是20世纪政治和经济学的辉煌、杰出的塑造者，并占有世界能源市场约40%的份额。
”奈则将石油称之为“权力的源泉”。
因此，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牵动着世界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神经，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不同。
美国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耶金( 2003、2006年)认为，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希望获得“供应安全”，但其含义却不相同。
前者的“供应安全”是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后者的“供应安全”是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
耶金举例说，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安全意味着政府重新获得能源产业的控制权，并将权利延伸到下游领域，掌控能提供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
对欧洲各国而言，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气，特别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
日本关心的是，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如何推动济继续发展。
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能源并没有阻挡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一点令人安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并防止社会动荡，能源供应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
美国的能源安全有两个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现任何类似中东供应中断的风险；二是实现被反复提及的“能源独立”目标。
耶金还提出了能源安全问题的八个主要原则以及世界能源格局当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其中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和印度纳入能源安全体系。
中国科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2005年）指出，能源的供应安全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能持续地出现严重短缺的供应，按IEA的标准供应短缺要小于上一年进口量的7%；二是未出现持续的难以承受的高油价。
事实上，石油进口风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进口依存度、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关系、进口运输方式等，相对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石油进口风险隐患较多。
石油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我们是否买得起；二是我们是否买得到；三是我们既买得起也有人愿意卖时，我们是否运得回来。
关于第一类风险，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我们就买得起。
关于第二类风险，由于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的压力，即使美国要控制中东的石油供应，也得把石油价格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
此外，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者除中东外，还有俄罗斯、中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国家。
对于一个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主，其市场权力很大，是很多卖者不敢轻易得罪的。
因此，中国买不到石油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三类风险，也就是运输问题，其情形要严峻得多。
管道和航线安全，恐怕是中国石油安全最薄弱的环节。
对中国来说，能源安全问题可以简单归结为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又可以区分为进口成本提高和支付能力的不可持续，可获得性风险又可以区分为供应来源的稳定性和运输安全。
（一）价格波动风险对于大多数石油进口国来说，由于石油处于经济产业链的顶端，油价波动会影响到一国国内的物价水平，进而对一国的通货膨胀率、消费价格指数、国际收支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指标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油价上涨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进而导致一国通货膨胀。
石油进口成本增加，本国商品出口受挫，更会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本轮油价上升周期没有发生支付能力的危机。
所谓支付能力，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能买得起石油，即石油消费国弥补石油贸易逆差的能力如何。
石油消费国当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有某些甚至多个国家支付能力出现问题，其贸易盈余不足以弥补石油贸易逆差，那么就很可能造成石油供应的中断，石油美元的循环也无法完成。
如果这些石油消费国在国际资本市场借入外债来维持其石油贸易的支付能力，那么债务危机就会发生。
庆幸的是，当前世界各国经常项目赤字状况与石油危机时期明显不同。
石油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石油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总体却没有大量负债，但是不从事石油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使石油美元停止循环，结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灾难性的债务危机。
目前，发展中石油消费国经常项目赤字总额占它们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比重小得多，而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呈现巨额盈余。
美国虽然是庞大的债务国，但其信用程度比较高。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也应该看到，油价的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IEA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认为，创纪录的高油价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可承受的“警戒线”，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创伤。
Alexander( 2006年)给出了判别油价高低的一个价格标准，即高于45美元／桶为高油价，低于35美元／桶为低油价，在35—45美元／桶的区间内为正常油价。
不过，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并按照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国际油价要达到80~90美元／桶的位置才能与历史最高点持平。
尽管如此，国际油价上涨还是给中国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以2005年为例，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抑制经济增速，加大通货膨胀压力。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2005年国际油价上涨将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减缓0.5~ 0.7个百分点，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上涨0.8~ 1.2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3.2~4个百分点。
第二，国民财富净溢出上千亿元。
第三，增加居民消费支出。
第四，加大相关企业生产成本6第五，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
客观地说，作为需求大国，中国正在以其强大的支付能力为世界承担高油价的部分成本，防止了石油危机的发生。
中国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足够弥补石油贸易的巨额逆差，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有很大一部分回流到了美国市场，这就实现了美元的循环。
所以说，中国以其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支付能力为国际石油贸易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口的能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出口到了国外，即能源再出口的比例较大。
据李众敏、何帆（2006年）的估计，中国的石油进口中有大约20%以上是为其他国家进口的。
并且，中国与个别国家之间能源再出口比例可能呈逐年扩大趋势。
以美国为例，中国的主要能源产品对美国的再出口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2年中国煤的再出口比例为23%，而对美国的再出口比例为40%；2004年中国天然气的再出口比例为37%，而对美国的再出口则为45%。
中国的石油进口中，至少有24%是为美国的消费者进口的。
按中国2004年每天进口原油290万桶计算，中国每天为美国进口的石油为69.6万桶。
能源再出口比例较高意味着中国要确保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并要努力保持稳定的能源进口渠道和价格，尽可能地避免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
同时，中国对美的高能源再出口比例也给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减少冲突提供了契机。
石油成为被投机的金融产品导致价格脱离基本面。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
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
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
国际市场充斥着数量庞大、行踪神秘的热钱。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等皆与此有关。
张宏民等（2002年）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石油期货交易的迅猛发展使得石油价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石油商品的供求关系的束缚，而呈现出其独有的价格运动规律。
陈淮（2000年）指出，国际基金之所以选择石油作为炒作的对象，主要是因为石油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都很小。
一方面，石油生产受到资源赋存和产能建设条件的制约，不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而快速调整产量；另一方面，石油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消费者在石油价格波动时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能源，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反应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就给了国际套头基金以可乘之机。
（二）可获得性风险稳定的石油供应意味着经济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获得了稳定的动力来源，政府的石油政策带有谋取国家利益的色彩，因而旨在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石油政策成功与否成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一国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标。
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则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其获利行为依赖于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因而它们有动力积极影响对外政策的决定。
油价过高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石油需求部门在面临高油价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对外政策调整维持油价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政府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对外石油政策经常表现出围绕核心目标的摇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