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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词中的歌妓形象摘要：柳永词中描写女性的作品约占全部词作的一半，而歌妓作为一个特殊的形象频繁出现在柳永的作品中。
通过对柳永《乐章集》中歌妓词的分类与分析，总结柳词中歌妓的五种形象。
她们集高超技艺与倾城之姿于一体；她们不幸沦落风尘但心性依然高洁；她们向往真正的爱情和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却注定永远得不到永恒爱情；她们命运悲惨却无力自救。
柳永用他的柔情笔墨展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悲剧形象，使人们对传统的歌妓形象有了另一番新的认识。
关键词：柳永；歌妓词；歌妓形象柳永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也是北宋第一个专业写词作曲、独具原创力的才子词人。
虽然他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却用流行的新声写下了大量语言通俗、洋溢着浓厚市民气息的作品，在当时红极一时，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欣赏。
不仅仁宗喜爱柳词，“每对歌，必使侍妓歌之再三”[1]，更有“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的盛况。
可以说，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市井百姓，无不爱柳词。
柳永一生作词无数，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词是与歌妓有关联的。
据记载：《全宋词》总共收录了柳永词212首，“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
[2]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柳永如此频繁地将歌妓写入他的词中，而这些歌妓又是以怎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呢？一方面，柳永以歌妓入词与宋代的社会风气有关。
歌妓制度产生于殷商时期，到了宋代达到它的鼎盛期。
由于宋代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歌舞佐酒的兴盛，不仅使得歌妓的数量达到空前之多，也大大加速了歌妓的社会化进程，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这为歌妓作为一种文学形象进入文人的词作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柳永如此频繁地创作歌妓词还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
尽管柳永文采非凡，然在仕途上，他却屡屡遭挫。
最后他不得不以“奉旨填词”之名，混迹于汴京的秦楼楚馆，以作“新声”卖给歌妓为生。
他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这使得他比其他文人墨客更深入地了解歌妓们的悲惨遭遇。
因此在柳词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同歌妓的身影。
论柳永词中歌妓形象的特征柳永词中歌姬形象歌妓是柳永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形象。
长期的不第，羁旅，困顿的生涯，使得柳永深切体味到了人生的悲苦。
对于歌妓，柳永颇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于是，开始真心真意地和歌妓交朋友，开始设身处地地了解歌妓的悲苦和她们的反抗精神。
这时，歌妓已经不仅仅是其玩物，而是成为了柳永的知己、朋友。
柳永词歌妓形象特征歌妓是柳永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形象，《乐章集》中歌妓词大约占一半左右。
除了歌妓词以外，柳永创作较多的羁旅行役词，歌妓形象也是频繁出现。
一、柳永词作大量出现歌妓形象缘由探讨首先，柳永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柳永天生浪漫多情的本性被儒家礼法长期压制，久留于内，必求发之于外。
柳永在北宋真宗咸平年间进京参加其第一次进士考试，就成了一个发泄的契机。
其次，从当时的社会风气看，汴京是十分繁华和艳冶的：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酒楼盛况云：“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望之宛若神仙。
”而当时的士大夫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纷纷冶游成风。
在这种内因外因之下，柳永难免留恋花街柳巷，结识了大批的歌妓，这就成了柳永词作中，歌妓素材的主要来源。
随着柳永人生悲苦愈甚，柳永和歌妓们的交往程度的不断深入，歌妓对柳永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歌妓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大量出现在了柳永的词作中。
二、柳词歌妓形象人格特征之一――欲望柳永不少词作中的歌妓形象，鲜明地透漏着人性自然欲望。
比如，《昼夜乐》（洞房饮散�帏静）：洞房饮散�帏静。
拥香衾，欢心称。
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
无限狂心乘酒兴。
这欢愉，渐入嘉景。
再如，《菊花新》：须臾放了残针线。
脱罗裳，恣情无限。
柳永将歌妓这一形象，放在一副充满暧昧，诱惑，激发人类原始欲望的场景中，比较直接地描写了男女欢爱场景：从文学上看，这些词句比较粗俗，浅薄，低级，基本看不到什么文学技巧和意境。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论歌妓对宋词文化发展的影响张馨月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摘 要：在中国的诗词文化背景下，词与歌妓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宋词的咏妓为歌者填色创作，其独特的风格传播着当时的思想、情感、社会情景等内容，最终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化特征。
宋词作品通过歌妓的传唱得以历代相传，促使宋词在诗词文化中蓬勃发展。
关键词：歌妓；宋词：诗词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4-064-02中国悠久的诗词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词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裁，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一种诗词与音乐相互结合的艺术作品。
从先秦诗歌的浪漫绮丽；到汉朝时的言语朴实；再到盛唐的音韵严谨；加上宋代鼎盛时期熠熠生辉，因此宋词在中华文坛上绘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形成了“以词名朝代”的辉煌篇章。
歌妓，在古代叫做“伎”，又叫做女乐，是乐妓、歌妓、舞妓三者的综合，经过相关学者研究，宋代的歌妓有三种形式呈现分别为官妓、家妓、私妓。
由于宋朝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歌妓为当时的文化娱乐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当时消遣的酒楼茶馆蓬勃兴起，增加了生活的乐趣。
歌妓的唱歌、舞蹈、技艺等文化修养,使词形成为当时文人们侑觞劝酒、娱宾遣兴和礼仪交际的工具。
至今，我们所读到这些语言凝练、节奏自由、韵律和谐的词时，它的消遣和兴盛，上承于诗，下衍为曲，高度集中的与概括的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态，影响着宋词的兴起与发展，歌妓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歌妓是宋词灵感的源泉歌妓在宋朝成为一些词人们灵感的启蒙因素，她们的生存状态为词人提供创作的灵感和材料，很多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或悲或喜、或嗔或赞，歌妓的声音像百灵鸟，舞姿轻柔优美，琴弦优美动人，既赏心悦目，又韵律十足，丰富了词作内容成为词学文化中的一个主力军。
宋朝在鼎盛时期，词属于新体诗歌，利用选词加以配乐，当作词因固定的语句形式不能很好的与音乐结合演唱时,词人会为了满足歌妓便利用增减字句来迎合。
浅谈柳永词中的歌妓形象——读《宋词三百首笺注》有感歌妓是柳永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形象。
据载，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
”在这些词作中，刻画了很多能歌善舞的歌妓形象，她们用歌唱出了对苦难生活的反抗，对自由的向往和真挚爱情的渴望。
一：柳永歌妓词的社会背景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男子每每玩弄女性，歌妓作为社会地位最低的女子，根本是供男子娱乐消遣的工具。
到了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和最高统治者的不加干扰，歌妓行业逐渐兴盛起来。
出于男性观赏者的审美要求，以妇人姿态为歌舞本色的趣味观念在唐末就基本确定，到了宋代更是独重女音，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一中曾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能问否。
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
”因此，到了宋代，独重女音进而发展到嘲笑和排斥男音，使曲子词成为“软性文艺”。
在这种背景之下，柳永创作的歌妓词无论从内容、意境到外在的文字、语言风格都必然会留下歌妓所代表的阴柔之美。
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歌妓与词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它在词人生活，词体创作，传播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音乐性，抒情性是词体的特点，但“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
”所以，歌妓的加入，使词体的两种特点都得以充分发挥。
首先，歌妓以她的歌喉唱出的词句就体现了词体的音乐特性；其次，歌妓在唱的过程中所融入的个人情感又使词体的抒情功能得以发挥。
纵观柳永的歌妓词，我们不难发现其词的传播出现了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
“歌妓演唱”这种动态传播范式，让柳永的词走向大众，使柳永的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
二：柳永词中歌妓的才艺歌舞妓（又称艺妓）是集美貌和高超的才艺于一身的特殊群体，柳永在其创作的歌妓词中就描写了许多色貌俱佳的美妓，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她们多是“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的，这些歌妓的外在美有别于《花间集》中妓女身上的珠光宝气，脂粉香气之类的浓艳美，而是着重于歌妓本身的天然自然之美，也恰是这种特殊的美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试论歌妓对柳永词的接受和推动作者：唐洁戴永恒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7期摘要：歌妓对词人的创作产生着巨大影响，柳词便是通过歌妓的表演传到受众之中的。
作为受众接受柳词的媒介，歌妓对柳词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哪些影响？本文认为可以从歌妓对柳词的接受，歌妓对柳词传播的推动两个方面来探讨。
关键词：柳永词；歌伎；接受；推动[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7-0-01歌妓在词曲传播中的特殊位置。
李剑亮将词的传播范式分为静态或动态两种：“以抄本和刻本为媒介的静态传播范式，以歌妓为中介的动态传播范式”。
在宋代，以歌妓为中介的传播是词传播的主要方式，正如杨海明所说：“文人所创作的新词要想得到迅速传播和广泛流传，其最直接和最方便的‘大众传媒’当然就得靠歌妓来担任。
”柳词便是通过歌妓的表演传到受众之中。
那么作为受众接受柳词的媒介，歌妓对柳词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哪些影响？本文认为可以从歌妓对柳词的接受，歌妓对柳词传播的推动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歌妓对柳词的接受在柳永及其词的接受研究中，通常将柳词的受众群体分为士人群体和市民群体。
如陈福升论及柳永、周邦彦词在北宋的接受就分为“风行于北宋民间的柳、周词”、“柳、周词在北宋士人中的接受”两节，而邓建、刘尊明就将柳词的受众群体分为了歌妓、平民、文士三类。
本文采用邓健、刘尊明的分类方法，将她们作为一个接受的群体来研究。
市井歌妓，她们不隶属于官府和士族，更需要通过自己的才艺表演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
正如邓建、刘尊明《宋代柳永词接受论析》所说：“其从艺活动是一种商业行为，为了获取最大商业利益，彼此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
因此，歌妓并不只是被动地依词而歌，她们对词的接受是具有鲜明的选择性的。
为了提高身价，她们必须主动寻找好词、追逐新词、讨索名词。
”所以，那些作词技艺高，社会影响大的词人，往往能够得到她们的青睐，成为她们追逐的对象，从宋人的词话、笔记中可以看到柳永正是得到歌妓至高待遇的词人：柳永，字耆卿。
论柳永的歌妓词【摘要】：北宋词人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歌妓的词，本文着重论述了柳永与歌妓交往密切的原因以及柳永歌妓词的思想内容、艺术价值，对于其中的一些艳情作品探讨其写作初衷，以求全面的解读柳永的歌妓词。
【关键词】：柳永；歌妓词；文人心态“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1]可见柳词在当时流传极广。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作词的文人，《全宋词》收录其词212首，而其中描写歌妓的则有一百余首。
因其以歌妓为主要表现对象，为此，柳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背负了身前身后的诸如“薄于操行”[2]“词语尘下”[3]等一系列负面评价。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柳永的歌妓词呢？本文试图联系柳永的身世经历以及其时的文学生态，以期对柳永的歌妓词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歌妓词。
歌妓词，是指那些以歌妓形象和心态以及词人同歌妓的关系为抒写内容的歌词。
[4]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5]，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
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的色貌，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宋元以来的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
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但原诸史实，或不为妄谈，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
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
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词走向广大的听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
【课外阅读】阅读柳永：史上最重情分的歌伎让历代情诗黯然失色永丝”迷曾经如此浩荡柳永是最早的歌坛偶像，其在当时的影响力绝不逊色于今天的“超女”。
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
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
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
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营葬。
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
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
传说，柳永的名词《望海潮》使得金主完颜亮大举进攻南宋，让他差点儿成为汉奸。
只有柳永把歌伎当人看——柳永获得歌伎情迷的重要原因历代所谓正统文人，从没有过像柳永这样尊重那些任人践踏的歌伎们，把她们当作是知己爱人，每一次的分手都变得那样情深义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每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词, 其背后都有哀怨美丽的故事。
不是真性情的人, 纵有再高的才华, 也写不出流传千古的感人诗篇!柳永词的一大题材是描写男女情爱词，刻画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他把言情之作的对象，由宫廷妇女转到底层妇女身上来，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刻画生活在底层的**的不幸和她们愿望的那些词。
柳永的这一题材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为后来文学的通俗化进程开辟了道路。
［收稿日期］2009－08－09［作者简介］张尧（1984-），男，吉林四平人，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语文教学。
第6期2009年12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 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 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6Dec.2009doi:10.3969/j.issn.1007-5674.2009.06.015词史上人们对柳永的作品一直存在广泛而持久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些“俗词”上，它们占柳永全部词作将近一半。
柳永在“俗词”中对歌妓的描写数量之多，争议之大，仿佛成为一种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意识形态较量的场所。
这种现象，是研究柳词、甚至研究更广泛的文化现象无法回避的。
本文仅就柳永“俗词”中歌妓的形象描写，分析阐释柳永与歌妓真实情感及歌妓当时的社会地位。
一、形象解读：是唯美，还是男性视角？“佳人才子”这种表现男女情爱素材的叙事模式形成并成熟于唐代，大量体现在唐传奇中。
显然柳永的“俗词”属于这种模式。
然而我们发现，柳永处理或表现这种素材时对传统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某种偏离，譬如不像唐传奇那样设计人物之间的戏剧矛盾冲突，然后加以解决，而是只截取其中表现男女相悦，特别是“私欢”的情节，欣快而恣意地铺陈叙写，但却回避了传统叙事模式的结局。
再如将原来讲述二人情爱故事的性质，转变成刻画或表现单个人内心体验的轨迹，仿佛在讲述中加进了大量“赋”的描写技巧和“诗”的抒情因素，突破、改写了传统的叙事模式。
因此，柳词中的女性形象自是与前人诗词（如温庭筠）中的歌妓有着显著不同，其具体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一）关于歌妓的姓名薛瑞生曾对柳永《乐章集》中提到的歌妓姓名做过统计，有师师、秀香、瑶卿、安安、虫虫、香香、英英、冬冬、楚楚、宝宝、心娘、佳娘、酥娘等18个[1]。
下面让我们来看几组提到歌妓姓名的词句：秀香家住桃花径。
第7卷 第1期厦门教育学院学报Vol .7 No .1 2005年3月Journal of Xia men Educati onal CollegeDec .2005 [收稿日期]2004-09-16[作者简介]陈登平(1970-),男,福建尤溪人,三明学院初教系讲师。
歌妓在柳永词创作中的作用陈登平(三明学院初教系,福建三明365000)[摘 要]歌妓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对柳永的创作特点与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奠定柳永在中国词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文试图从柳永与歌妓的合作、歌妓对柳永的创作特点与风格的影响、歌妓对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谈歌妓在柳永词创作中的作用。
[关键词]词学研究;歌妓;柳永;创作;作用;地位[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75(2005)01-0022-03 歌妓不仅是卖淫制度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存在。
在宋代,歌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词的传播与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柳永在中国词的创作史上是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的,因此歌妓对柳永词的创作自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柳永与歌妓的合作柳永(约983—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排行第七。
福建崇安人。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从小即受到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养成功名用世之志,自然是无疑的了[1](P90)。
按理说,柳永是不该与歌妓合作的,但他天生的率真浪漫性格与时代条件促成了他与歌妓的紧密合作,使他在词的创作上能自是一家。
柳永早年是在福建家乡用功读书,时刻准备一举成名的,他自己曾著《劝学文》表明志向,“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但自小在那种僵化而又枯燥乏味的儒家教条思想的钳制底下,个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一旦到了京师,受到了到处秦楼楚馆、“竞赌新声”的刺激,原有的浪漫率真个性便显露出来,涉足青楼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他的浪漫率真个性也体现在他应试前的一首赠妓词《长寿乐》“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
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
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
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这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个性的体现,即使皇帝亲试,我也不怕,不仅能高中,还要回来和你玩乐。
他的这种性格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第二次考试落败后的《鹤冲天》里,“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考试失败就要“狂荡”,“才子词人”也是“白衣卿相”,公然把对皇帝的不满写在他的词里到处传唱;“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切功名都是“浮名”,所以失败有什么,我就去“风流”,就去“浅斟低唱”。
柳永的反抗与单纯率真,从他的词里尽显无遗。
可以说,柳永的率真性格是他词作最显著的情感基调。
在宋初,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人士子们不会也不屑于专力作词,由词被称为“诗余”就可看出;而柳永不一样,他是词史上第一个专力作词的作家。
柳永与晏殊的“针线闲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的争论,虽争的是关于词的雅俗,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文人士大夫们对词这一小道艳科的不屑一顾,而柳永却很把它当一回事。
柳永不仅充分认可词的体裁,而且柳词还是本色当行的音乐文学。
词本身是传唱文学,是歌舞筵席上的“调味品”,音乐性是词的本质属性。
柳词“声律谐美”[2](卷二),可看出柳永对音乐的精通,同时他还具有开创性,能如李清照《词论》所说的“变旧声,作新声”。
柳永的对音乐的精通,再加上他的善作词和词的贴近市民,自然受到歌妓们的喜爱,只有这样,柳永和歌妓们才能合作。
歌妓,首先是歌者,而后才是妓女。
作为唐宋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支撑下的歌妓制度,这些歌妓并不象现下的妓女,首先她们都是有才艺,能歌善舞的,“有美瑶卿能染翰。
千里寄、小诗长简。
想初襞苔笺,旋挥翠管红窗畔。
渐玉箸、银钩满。
”(《风衔杯・有美瑶卿能染翰》)“英英妙舞腰肢软”,“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遍。
逞盈盈、渐催檀板。
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
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
”(《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其次,她们有情,前引这首《凤衔杯》就是歌妓寄书信给柳永后他的喜悦心情。
最后,这些歌妓才是卖身。
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词人笔下的歌妓是被艺术化、被物化的审美对象[3](P45)。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词人把与歌妓们的交往纯洁化了。
柳永与歌妓们的交往自然有纵情的一面,“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浪淘沙・梦觉》),他刚到京师时,与当时一般的士子一样经常出入秦楼楚馆,抱 第1期陈登平:歌妓在柳永词创作中的作用着“玩”的念头,只不过,他比他们还更过格,把他的“私事”写进词里,让歌妓们传唱。
后来,他应试失意,便不再把歌妓当作玩物,而是当做知心朋友,“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是很好的写照,他在《秋蕊香引・留不得》里更是深切怀念已经去世的一位昔日相知的歌妓。
只有这样,他才可能与歌妓充分合作。
这是从他自身角度去探讨他们合作的可能。
当时的时代条件也给柳永提供了适宜的与歌妓合作的土壤。
北宋王朝虽说外患不断,但国内还是相对太平繁荣的,人民生活富裕,市民文化发达,市民的娱乐场所众多。
加上当时人们对“狎妓”这样的行为是认可的,至少不会耻笑。
从歌妓与柳永关系来看,他们的合作更是紧密,因为歌妓可借柳永出名,柳永也可为歌妓填词“糊口”。
因之,歌妓便成了柳词中的主要歌咏的对象。
二、歌妓为柳词奠定创作特点与风格歌妓是柳永词的传唱者,她们的喜好对柳词的创作和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北宋由西夏归朝的官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叶梦得《避暑录话》)柳词的广泛传播与歌妓们的传唱不无关系。
柳永和苏轼、欧阳修文人士大夫们不同,他们主要是自家畜养“家妓”,而与柳永交往的主要是“在酒店茶坊诸处出入演唱的‘私妓’”。
[4](P21)家妓是为主人及主人的客人服务的,而这些私妓主要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她们唱的曲词是要适应市民口味的,“市场”的需要决定了柳永的创作风格,可以说,歌妓是柳永与听众的中介。
曾大兴先生对此有过系统的论述,他说“首先,歌妓乐工请求柳永为之填词。
第二,柳永按照他们提供的‘新腔’进行创作。
第三,歌妓乐工又将柳永所填的歌词拿到勾栏坊曲一类的市民文艺场所去演唱。
第四,由于演唱者本身是下层市民,而听众也多是普通的市民群众,他们在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方面原本属于同一个层次,这样,歌妓乐工便会收到许多来自听众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又由歌妓乐工传给柳永,于是柳永再次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4](P32)这个过程是双向互动的。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歌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起中介的作用。
由前述可知,这些歌妓们很多与柳永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柳永不仅在他的歌妓词里歌咏她们,甚至在他的羁旅行役词里也有大量的与歌妓离别或怀念歌妓的描写,他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就是这样的词作。
柳永现存的两百多首词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词作内容是与歌妓有关的。
柳词具典型的市民文学特征,无论是他的表情方式、结构艺术,还是他所运用的音乐与语言都是典型的市民文学特征,这种文学特征与它的主要内容有很直接的关系。
歌妓是柳词的主要歌咏对象,单歌妓词就占了柳词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歌妓不仅美丽、能歌善舞,还很有文才,“属和新词多俊格。
敢共我勍敌。
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惜春郎》)。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
几回扯了又重挼”(《西江月》)。
柳永不仅应邀填词,还与她们一起讨论、修改作品,和她们一起往来唱和。
这样,柳永的创作风格自然大受歌妓们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柳永正是因为和歌妓们“混”在一起,才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自是一家。
关于柳词风格的争论,由来已久,李清照、陈师道、张炎等皆因柳永的“狎妓”行为,而鄙其俚俗,因人品而鄙其文品,甚至因此辱骂柳词,并不是有太多的道理;也有人认为柳词是雅俗并陈,但我们认为柳词是以俗为主体的,因为柳词主要是面对市民阶层。
即使有些雅的成分,也并不纯粹,比如他的《八声甘州・对潇潇》,上阕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曾被苏轼认为“不减唐人高处”(宋赵令畤《侯鲭录》),是有些雅的成分;而下阕又转为“想佳人、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俗”。
当然,柳词的俗,并不鄙俗,而是符合市民阶层需要的俗,是重真情的俗。
正因此俗,才奠定了柳永在中国词史上的特殊地位。
三、歌妓奠定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如前所述,从歌妓词在柳词中所占的数量与歌妓形象在柳词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歌妓跟柳永的合作程度与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歌妓,没有柳永自己坎坷的冶游、宦游经历,就没有现下我们所能看到的柳词。
对于卫道的封建文人士大夫们来说,因为柳词的歌咏对象,所运用的语言,更因柳永自己的狎妓行为而受到鄙视。
宰相宴殊就对柳永说他自己不曾作“针线闲拈伴伊坐”的句子,很让柳永下不来台,后来的陈师道、李清照、刘熙载、陈廷焯等都是如此,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也还有人因柳永的狎妓行为,而鄙其词品的。
可以说,柳永正因为创作大量的歌妓词而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
词为“艳科”的观念由来已久。
受“花间词派”的影响,到北宋初期,人们大都认为词是“艳科”,文人学士们只是偶有染指,并不把它当一回事。
真的染指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体例上,也是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
以宴殊为例,他的《珠玉词》的主要特点是温润空灵,是典型的贵族风格,显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一点也没有柳词的喜怒随心的活泼。
柳永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首先他开拓了词的题材。
以宴殊为代表的北宋初期词坛,墨守西蜀南唐的题材,大都是流连光景、娱宾遣兴的,真正大规模开拓词的题材的正是柳永。
他用词悼亡,前引的《秋蕊香引・留不得》就是这样的作品,为后来的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开了风气;他用词怀古,《双声子・晚天萧索》是这样的作品;他用词咏物,《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也是这样的作品。
特别是他的羁旅行役词,不仅写了自己的失落与孤独,更是写了大量的对歌妓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与怨别,极大地开拓了北宋词坛的天地。
其次,与歌妓合作、面向市民阶层的平民化、通俗化的语言,以及同情歌妓悲苦命运的平民意识。
过于雅化、诗化的语言,最终只能走向文人的案头,而不能走向大众。
柳词大量采用市井新声(我们并不排除柳永也有很多运用传统诗赋的语言),丰富了词的语言。
使词走向平民化、大众化,获得了新的发展趋势;歌妓一直以来都是供人玩乐的,很少有人会同情她们的悲苦命运,特别是贵族阶层更是把歌妓当玩物,他们词里出现・32・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的歌妓形象大多是歌舞筵席上的玩乐对象,即使真有一些“同情弱者”的味道的作品,也是高高在上的怜悯,他们作品里的歌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