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郊区主义与美国郊区的密集化发展

〔文章编号〕　1002-2031(2011)09-0080-05新郊区主义与美国郊区的密集化发展于　伟　宋金平　张　萌 〔摘　要〕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规划理念的可持续发展转向,美国很多郊区出现了密集化发展的趋向,有学者称之为“新郊区主义”。

在简要回顾美国的郊区化历程和城市规划范式转型的基础上,对“新郊区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观点、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等进行了介绍与评价,探讨了其对处于快速扩张时期的中国郊区发展的启发意义,如注重功能混合、创新乡村社区发展模式、发掘和培育社区品质、提高交通与通讯可达性、推进多元主体的公众参与等。

〔关键词〕　郊区;新郊区主义;密集化;美国〔中图分类号〕　F299.71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于　伟(1980—),男,汉族,山东肥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与土地利用;宋金平(1968—),男,汉族,山东平邑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张　萌(1982—),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与区域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571040)。

〔收稿日期〕　2011-03-30〔修回日期〕　2011-06-10 一　前言 20世纪2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心功能趋于饱和,造成了环境、交通的不断恶化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出现了城市的郊区化扩张趋势[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郊区化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表现在过分依赖汽车、生活不便;人际关系冷漠、社区文化缺失;居住与就业空间分离;贫富隔离与阶级藩篱日趋突出;内城衰落、土地资源浪费等方面[3-4]。

美国的“郊区”作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的代名词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面,成为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最广泛应用甚至是滥用的描述[5]。

然而近年来,众多案例研究表明,美国许多郊区的景观已经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产生了实质性的不同。

郊区不仅仅是位于独立地段,由单栋住宅组成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低密度均质居住社区,用这些特征来描述和概括的城郊二分法已经过时。

部分学者使用量化方法对美国的郊区进行了分类,刻画了郊区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认为郊区已经偏离了低密度蔓延和以居住功能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并指出美国近三分之二的郊区出现了密集化发展的倾向[5]。

科特金(Kotkin )将这一趋势称之为“新郊区主义”(ne w suburbanis m )[6]。

　总第194期城市问题2011年第9期　 二　美国郊区化的发展与规划范式转型 1.郊区化的发展历程美国的郊区化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战前的形成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扩大期,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换期[7]。

其经历了四次浪潮:人口(居住)的郊区化浪潮、工业的郊区化浪潮、零售业的郊区化浪潮和办公室就业的郊区化浪潮[8-11]。

一般认为郊区化是城市由高密度集中发展向低密度蔓延的转变,但很多研究显示,从城市中心区到边缘区,内部填充式的高密度发展普遍存在,边缘区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建设密度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区呈现单调递减的传统理论观点正在受到挑战[12]。

郊区新的发展模式预示着美国郊区化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指出:“传统意义上郊区化已走向结束,同时诞生的是一种分散化的新城市”[13]。

2.城市规划范式的转型不受节制的郊区化蔓延引发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对郊区扩张不利影响的关注激发了美国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转向”(sustainability-turn)[14-16]。

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

新城市主义源自于1993年出版的J.康斯特勒的《无地的地理学》,其核心思想是对旧城中心进行更新,对郊区采取有节制的、公交导向的“紧凑开发”模式[17]。

在新城市主义等理论思想的影响下,1997年,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提出了精明增长的概念。

精明增长强调限制城市外围的扩张,重视现有城区的发展。

到2000年,美国很多州制定了精明增长的相关法规[17]。

在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运动等理论中,居住密度是关注的重点,因为住宅建筑构成了建设环境的一大部分。

但是,人们倾向于将高密度住房与城市中心区联系在一起,将低密度发展与郊区联系在一起,这种“固有联系”没有为城市边缘区应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转向”留下空间[5]。

三　“新郊区主义”的主要内容 美国郊区密集化发展的新趋势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基于此,2005年科特金提出了“新郊区主义”思想。

本文以科特金的研究为基础,从背景、观点、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等四个方面对“新郊区主义”进行分析与评价。

1.产生的背景美国郊区的密集化发展受到三个层面因素的推动:一是精神文化层面,居住在郊区一直是多数美国人的梦想;二是社会经济层面,即人口与经济在郊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上持续增长;三是政策制度层面,如政府制定立法引导郊区紧凑发展和理性增长。

其一,生活在郊区,是美国人的普遍愿望。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很多城市学家、规划师、建筑师反对郊区化,但美国人仍在对郊区甚至是远郊区“用脚投票”。

郊区代表了70%美国人区位选择的意愿[5],拥有一套郊区的单栋住宅是美国人持续、普遍的愿望。

其二,人口的增长主要在郊区。

1950年以来,美国大都市区超过90%的人口增长均出现在郊区。

1990年以来,经过旧城更新之后,虽然部分城市的中心区人口有所增加,但郊区人口增长更为迅速。

移民是推动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空巢老人、单亲家庭等群体在郊区的增长速度也远快于中心区。

其三,郊区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加,其对中心区的依赖正在降低。

1990年以来,美国很多传统的城市中心出现了经济复苏的倾向,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向城市边缘区转移的长期趋势。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家庭办公进一步促进了郊区经济的繁荣,1990-2000年,美国家庭办公人数增长了23%,超过400万人,另外有200万人部分时间段也以家庭办公为主,因此,有的新郊区正计划建设生活—工作混合使用的建筑[6]。

其四,新城市规划理念与立法的引导。

新城市主义支持公共交通、混合利用、建设人行道等,促进了郊区土地的紧凑开发。

2000年以来,美国很多州制定了精明增长的相关法规,限制城市外围的扩张。

新城市主义者认为汽车导向的郊区化扩张不可持续,郊区的内缘将成为新的衰落的前沿。

但事实证明郊区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出现了显著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公共交通的利用率不高,85%的户主仍以汽车作为通勤工具。

2.主要观点“新郊区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郊区是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主要承载空间,其发展水平决定了美国人未来的生活质量。

基于人口和经济在郊区快速增长的现实,美国未来主要的人口、住房需求和工作岗位的增加都将主要出现在郊区和远郊区,特别是美国南部和西部正处于低密度扩张进程中的城市更是如此。

如何承载这种增长是开发商、规划师和政府官员面临的挑战,解决的对策不是拒绝郊区的快速发展,而是开辟新的途径,使郊区化以更有效率、更人性化的方式推进。

第二,郊区发展的形式是建设功能齐全的“村镇”(village)。

近代人本主义规划大师霍华德指出,解决城市问题必须将眼光投射到城市外部,提出建设半独立式的村镇和小城市来解决城市病。

这种新型村镇除具备规划齐整的大街、开敞空间、居住和工作设施外,还应提供满足居民文化娱乐、教育、宗教等各方面需求的社会服务设施。

第三,郊区的健康发展基于社区品质的发掘与培养。

开发商、规划师和政府官员应善于发掘影响人们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并使其体现在郊区社区的建设中。

应有意识地关注区域的环境、地形、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特征,保护和发展社区、家庭和自然生态等多元价值。

第四,郊区发展的动力来自市场和市民。

郊区发展模式的改善离不开原有居民的支持。

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无论多么开明,效果也是有限的。

政府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创造合适的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第五,高密度发展是郊区的财富,不是威胁。

村镇建设模式有助于将郊区的低密度扩张与功能完备的口袋式集中发展(pockets of denser devel opment)融合在一起。

郊区的密集化发展模式并不会导致原有单栋住宅居民的利益损失,原有的社区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可选择性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是郊区成功发展的保障。

3.发展模式与经验科特金将美国“新郊区主义”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传统郊区中心复兴模式,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富勒顿(Fullert on)和伊利诺伊州的内珀维尔(Naperville);二是在二战后的生产型社区基础上建设全新的村镇中心,如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和俄勒冈州的希尔斯伯勒(H illsbor o);三是绿地村镇(greenfield),是数量最多、最有潜力的发展模式,如德克萨斯州的伍德兰德(Woodlands)和犹他州的肯尼科特(Kennecott)。

(1)传统郊区中心复兴模式历史上传统的中心区为郊区村镇的建设提供了基本框架,为提高发展的密度提供了可能,并有利于借助古建筑创造地方意识和历史感。

加利福尼亚州的富勒顿就是典型的发展案例。

富勒顿曾是洛杉矶郊区化蔓延的典型区域。

20世纪70年代,随着郊区购物中心的普及,繁荣的城镇中心失去了活力。

20世纪90年代,富勒顿获得了新生,成为洛杉矶南部的社会和文化中心,并对周围社区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

富勒顿成功复兴的主要经验包括:第一,保留了历史中心的古建筑和街道景观,如富勒顿保留了超过70栋的古建筑;第二,提供空间和安全性,有效地创造了社区的认同感和地方感,避免了城市面貌的千篇一律;第三,市民和非盈利性私人团体的广泛参与。

(2)生产型郊区中心再造模式对于二战后处于扩张状态的生产型郊区,其最大的任务并非恢复衰退的中心区,而是再造全新的中心区。

由于消费者对零售业需求的改变和新型购物中心的竞争,到2001年,美国20%的传统购物中心遭遇了严重的衰退,一些购物中心开始向“生活中心”(lifestyle center)转化。

这种转化是重塑战后郊区中心性和可识别性运动的一部分。

采取这种发展模式的城市通过鼓励高密度的内部填充式发展,降低了年轻家庭的支付成本。

例如,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是典型的内部填充式的紧凑村镇,在一个占地仅10英亩的项目中,围绕多功能公园广场布置了24万平方英尺的零售业、近400户居民和超过1500个停车位[6]。

这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充分利用被遗弃的工厂、生产或购物设施,并赋予其新的功能;第二,打造村镇“生活中心”,聚集购物、餐饮、娱乐等多种功能;第三,将高密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优美的街道景观、宜人的开敞空间结合在一起;第四,提高交通可达性,对于不同密度的地区选择不同的开发方式,高密度地区倾向于公共交通主导型开发模式,低密度地区的开发则更加关注私人小汽车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