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正常国家”战略

岛国根性——日本的国家战略分析争雄于世界（1）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机会与西方人来往。

日本真正开始与西欧国家打交道是从向葡萄牙人学习火枪技术开始的，那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明朝末年。

此后，荷兰人来到了东亚，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岛，进入琉球和日本，日本人才真正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

荷兰人的先进技术让日本下层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而政府则视为“奇技淫巧”，对荷兰人在日本的活动加以严格限制。

其后，沙皇俄国、英国和法国等相继十几次叩关，也未能啄开幕府锁国的铁钥。

１８５３年７月发生的“黑船事件”标志着日本与西方全面接触的开始。

美国冒险家佩里准将突然率领舰队来到东京湾，他的舰队涂着黑漆，被日本人称为黑船，一番武力恫吓后，日本幕府惊慌失措，被迫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此后，欧洲列强陆续来到，按照同等优惠条件逼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醒了的日本人再次迸发了强者意识：第一，就是老老实实向西方列强学习，恭顺地执行各项不平等条约；第二，就是卧薪尝胆准备向西方挑战，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霸权主义国家。

１８７１年，明治天皇政府向欧美各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访问团，这种访问团的性质就类似于古代的遣唐使，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文明。

日本的访问团广泛地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文化和政治，经过认真权衡后，决定模仿德国的法律制度和陆军制度，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海军制度，法国的教育制度和刑法制度，并广泛采纳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军事和工业技术，此后，日本开始了狂热地追随西方的道路。

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人还是弱者，他们渴望与西方列强搞好关系，通过讨好列强，分一杯羹，但遭到了列强的耻笑和漠视。

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日本人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与沙俄交好，还肉麻地把并不被英法尊重的俄国尊称为“世界希望的中心”，结果被沙俄无情地赶出了门外。

此后，日本人又耗费巨资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标准在东京建造了鹿鸣馆。

鹿鸣馆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情趣建设，里边吃西餐，穿西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形成的战略文化分析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普通国家”观念。

在日本历史上，由于长期的封建体制和隔绝政策，日本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形象。

直到19世纪末，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接触西方文明，并逐渐开始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由于历史上的自卫战争和美国的占领政策，日本在战后接受了《日本国宪法》的束缚，成为一个“和平国家”，并坚持自己是一个“普通国家”，即不谋求国际霸权，只谋求国民福祉，并遵守国际法律秩序。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对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上，日本坚持“普通国家”观念，不寻求国际霸权，注重国家民生，因此日本政府在内政方面注重提高人民的福祉，提高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并在国际事务中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国际秩序。

在军事上，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放弃战争权利，日本不得拥有实战力量。

日本的自卫队仅限于防卫作用，并不具备对外扩张和进攻的能力。

在外交政策上，日本坚持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日本一直主张国际社会应该以合作和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的诸多问题，日本“普通国家”观念也受到了挑战。

在国际形势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日本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

日本需要面对新的国际挑战，需要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责任。

在国内问题上，日本国内的诸多问题，例如经济衰退、人口老龄化和地缘政治压力等，也让日本政府和民众开始重新审视“普通国家”观念的合理性。

日本民众开始要求政府加强国防力量，提高国家安全意识，以及更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也让日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开始有所调整。

关于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的一些思考1984年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即公开向战后的“政治禁区”挑战，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彻底清算不适应日本走向国际社会的政治体制和国民意识，改变日本“纯经济大国”形象，确立新的国家战略。

日本向政治大国进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始重塑其政治大国的自信，尽快摆脱战败国的心态；坚持日美同盟，积极发挥自主性；立足亚洲，协调西方，以经济为后盾，为国际社会做积极贡献。

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冷战格局瓦解，中国崛起，日本的“55体制”于1993年瓦解，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

日本需要对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再次进行确认。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正式提出“普通国家”概念，日本决定坚持其政治大国追求与“普通国家”战略。

日本实施“普通国家”战略的措施很明确。

塑造国家意识，强调日本有骄傲的历史，美化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继续心安理得地祭拜靖国神社。

调整安保政策，由“国土防卫型”向“地区干预型”转变。

日本曾经提出武器出口的三原则，在1981年1月，日本国会也作出了《关于武器出口问题的决议》，此后日本一直实行禁止对任何国家出口武器的方针。

然而，2014年4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武器出口进行解禁。

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

日本在国际上也做了许多努力。

比如，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应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

日本还在积极努力想成为亚太主导国家，联合国中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如果撇开日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恶不说，现在的日本算得上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家。

我隐隐约约记得一个故事，好像是说几个国家的少年在搞生存演习，最后中国少年水喝完了，食物也吃没了，而日本的少年一直有节制地喝水吃东西，到最后也还有剩的。

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时，心里一阵刺痛。

现如今，当我了解到日本为其“普通国家化”战略所作出的努力时，我不免有些忧虑。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形成的战略文化分析
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是指日本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独立、中立
的国家，不追求大国地位，而是专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

这种观念在日本的战
略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也与日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有关。

日本人追求和平、合作和
稳定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他们对国家的认知和期望。

日本人普遍认为国家应该以人民的福祉
为重，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

日本政府也将国家的全力投入
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保障上，力争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

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还反映在其对外政策中。

日本一直保持着温和的对外政策，
强调合作、友好与和平。

日本对于自身的安全也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因此日本
与其他国家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关系。

日本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发挥着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成员的作用。

虽然“普通国家”观念在日本的战略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普通国家”观念让日本显得过于保守和消极，应该更加强调自身的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也有人担心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可能导致其被其他大国利用和操控，对于一些国际事务不够积极主动。

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是其战略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观念源于历史和地缘关系，与日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相契合，同时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和国家利益的调整，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可能也会适应新的挑战和变化。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

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

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

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

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

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

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

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

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安倍“正常国家论”的实质作者：吕耀东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21期在日本民族主义日盛的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

以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制造周边领土纠纷、修宪和强化日美同盟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日本安倍等保守势力谋求的政治与外交主题。

安倍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改变战后体制意愿十分明确。

在安倍看来，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

目前，安倍政府已迈出关键一步，其以内阁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安倍谋求“脱离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对于保守派新生代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超党派的，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主张。

多数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与有些民主党国会议员等新生代政治家在推动日本“脱离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方面有着共同话语和高度共识。

尤其涉及到国家、宪法、防卫等敏感政治问题时，他们往往能取得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

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常常把否认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结合，力求通过“脱离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

并在“争常”、修宪、派兵海外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

而且，日本右倾思潮的形成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战后日本是在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的。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

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

他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主张确立日本的大国战略构想，将其明确为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长远目标。

日本的这种新民族主义外交理念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右倾化”日益明显，所谓“正常国家论”首先就是要让日本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

日本当今的军事战略日本目前的军事战略就是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日本的基本战术是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宣扬中国威胁论和借助制造周边紧张（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钓鱼岛问题，独岛问题，南千岛群岛问题）等也就是打擦边球的方法来增加军费，发展军事装备。

日本军事技术的发展在战后采取了“藏军于民”的战术。

冷战后，迫于国际裁军的压力及国内和平力量的反对，日本军队建设开始实行“一边裁减一边提高效率”的方针，致力建成一支“规模精干、质量充实”的现代化军队。

自卫队通过采取控制普通装备，重点保证海空军新型、大型武器系统等措施，不断提高部队质量与现代化水平，其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

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正式放弃军事侵略以来，它的武装部队被宪法限制在自卫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参与过真正的战斗。

尽管有宪法的限制，但日本已经实质上把它的自卫队建成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谋求抢占军事实力和军事技术的制高点。

日本一直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其高新技术在许多方面称雄于天下。

据一些军事技术专家分析，如果日本把一些高技术卖给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平衡就会发生变化。

可以说，日本已掌握了现代战争最核心的高技术。

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的电子装置中使用所用的陶瓷部件95%都是日本制造的。

只要需要，日本可将一些民用高技术迅速转为军用，成为向军事领域不断提供新技术的源泉，使日本的装备在世界上保持高水平和高性能。

因此，从表面上看，日本武装力量规模并不大，但实际上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在特定的领域内，还同美国保持同等地位或超越美国。

新一期日本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明，日本正在谋求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这样下去，将大大超出了“专守防卫”需要的日本军事力量，势必对地区稳定与和平造成威胁。

战争潜力日本有1500多家企业生产军事产品，一旦有需要，日本一年可以生产2至3万辆坦克、1万多门大炮、1万多架飞机、900万吨军舰、1300多万枝枪械，日本犹如巨大的军工厂。

吕耀东：安倍“正常国家论”的实质2014年07月22日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核心提示：安倍谋求“脱离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在日本民族主义日盛的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

以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制造周边领土纠纷、修宪和强化日美同盟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利益，已经成为日本安倍等保守势力谋求的政治与外交主题。

安倍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改变战后体制意愿十分明确。

在安倍看来，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

目前，安倍政府已迈出关键一步，其以内阁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安倍谋求“脱离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对于保守派新生代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超党派的，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主张。

多数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与有些民主党国会议员等新生代政治家在推动日本“脱离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方面有着共同话语和高度共识。

尤其涉及到国家、宪法、防卫等敏感政治问题时，他们往往能取得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

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常常把否认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结合，力求通过“脱离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

并在“争常”、修宪、派兵海外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

而且，日本右倾思潮的形成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战后日本是在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的。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

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

他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主张确立日本的大国战略构想，将其明确为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长远目标。

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自21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发生了明显的演进，这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从经济、安全和外交等方面介绍这一演进，并探讨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其次，安全领域是日本国家战略演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面对地区和全球威胁的增加，日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安全政策。

首先，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继续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

其次，日本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维护活动。

例如，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非洲实施援助和安全合作项目。

这一安全战略的演进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日本的积极安全政策引发了中国的警惕。

中国认为日本的安全政策具有军事化倾向，可能威胁到地区安全。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海上安全问题上存在争议，如钓鱼岛问题。

这些争议使中日关系紧张，需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和协商。

最后，外交方面也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积极推动自己的利益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特别是，日本加强了与东盟国家、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

此外，日本也在争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这一外交战略的演进对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日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扩大了其外交影响力。

这可能会导致中日之间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

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和协商，日本和中国可以寻找共同利益和解决争议的途径。

总之，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在经济、安全和外交等方面发生了演进，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日两国需要通过合作和对话来处理竞争和争议，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

应如何判断日本的战略？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出现目前这种状况，绝非偶然，是美、日、中大国战略较量和博弈的必然结果。

因此，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对日本的战略判断，必须高度重视以下三点。

一、日本正在寻求新的强国战略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突显其寻求新的强国战略。

二战战败，日本由美国监管。

由于美国奉行霸权主义政治，使得日本成为美国战略备用力量之一，加之美国根本不想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影响，导致日本根本不会像德国一样，彻底反省战争罪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战后的日本政治，实际上处于和平强国与复活军国主义强国混合交织状态，并统一于摆脱美国监管、建立强国之梦上。

事实表明无论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日本均逃脱不了这种政治的左右和纠缠，从而不断地调整其强国战略。

二战后，日本走的是经济强国之路，企图通过发展和强大经济，进而要挟美国，挣脱美国控制。

应当说，这一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历史无情地打破了这种梦想。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监管特权，强行转嫁经济危机，使得日本不得不吞下苦果。

历史教训了日本，不摆脱美国控制就永无翻身之日。

日本民主党窥透并利用了这一民意，获得了执政地位，同时进行“脱美入亚”的强国战略探索。

然而，鸠山由纪夫执政后不久，在美军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上，被美国看透其战略意图并打压后，很快被迫下台。

历史又一次无情地宣告了日本强国战略的失败。

同时再次警告日本政治家：实现强国之梦的唯一出路，是借助美国，等待并抓住时机。

二、美国重返亚太提供了新战略机遇任何国家的强大，都必须具备国富与军强这两个基本支点。

图谋强国的日本，同样也离不开这两个支点。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亚太，无疑为日本提供了新的莫大的战略机遇。

在美国的新战略中，明确将日本作为战略支点，即“北锚地”。

这实际清楚的表明，没有日本的强大军力支持，美国战略就不可能实施和实现。

在这一战略需求下，美国不仅十分需要日本的军事强大，而且日本经济科技发达，可以迅速实现军事强大。

更多地考虑发展援助，更多地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这就是日本特色。

相反，日本现在很多人集中关注的是要像其它大国那样拥有大国的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如此它的国家发展道路就可能出现重大偏差。

第五、当代的正常国家必须是世界政治和区域国际政治中负责任的国家。

这意味着就自己的对外行为多向国际社会、特别是本地区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进行解释，谋求协调，互相妥协，进行可能的合作。

日本特别需要使邻国对它的未来放心，使之可以断定它的意图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

但是，一九九七年日美安保条约新方针导致中国很有理由怀疑那至少一部分是针对台湾问题的。

现在的「有事法制」也有可能包含比应付朝核问题更广泛的含义。

特别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日本向其邻国所作的解释，显然远远不够。

在历史问题、日本军力发展问题和修宪倾向等问题上，情况也大致如此。

最后，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有适合于自身的正常的地位。

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今后的一流大国必然是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有一等国家规模的大国。

日本一亿多人口，虽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考虑到其国家规模和所处的地区环境，日本的大国目标必须有限。

如果日本人在构想和追求未来的时候，要的是归根结底力所不及的那种地位，就会给日本自身带来重大损害。

不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所有上述根本的六点，日本怎么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真正的正常国家？日本与邻国有重大矛盾从抽象的角度说，可以认为日本有权利谋求拥有与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的、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

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实在的政治现实。

日本地处东亚，而东亚缺乏国际多边安全体制。

日本又与邻国存在重大矛盾，对历史问题缺乏较好的反省和认识，周边国家自然会对它不信任。

如果在这些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日本崛起为一个就实力和权利两方面而言的军事大国，就会产生破坏东亚稳定的颇大可能性。

具体到中日关系，在目前可明确预见的未来，两国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很难想象的。

至少中国不会武装侵略日本，而且至少现在和可明确预见的未来日本也不会武装侵略中国。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形成的战略文化分析日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普通国家”，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的战略文化。

本文旨在对日本“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及其在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对于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首先要从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历史文化背景来考察。

在国际体系中，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强国包围下，战后又受到盟国的限制，因此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对较低。

在历史上，日本也一直强调和平和宪法所规定的“不侵略”原则，主张以“和谐”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这些因素都使得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出了一种“普通国家”的观念。

日本在军事和国防方面的举措也体现了这一观念。

日本自二战后一直奉行“自卫”的国防政策，坚持不发展核武器，对于军事力量的扩张也较为谨慎。

这种自我限制和退让的举措也反映了日本“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

日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对“普通国家”观念有所影响。

日本一直以来强调和平、合作、奉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念，这与“普通国家”观念是一致的。

日本的社会习惯和道德传统也使得日本人更倾向于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更注重和谐共处。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是在国际地位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它不仅是日本国家意识的一种表现，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战略文化。

二、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对战略文化的影响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对日本战略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决定了日本的国际政策取向。

因为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国家”，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采取维护和平、强调国际合作的立场，而非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在文化层面也对日本的战略产生了影响。

它塑造了日本人对外事务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得日本人更加倾向于寻求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更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本的战略文化，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军事发展、国家形象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调整动向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就开始了在国际上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某种国际政治权力的努力。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更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朝鲜核问题”和联合国改革之机，全面启动“政治赶超战略。

可以说，中日之间当前的冲突只不过是日本国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区域反响，相信随着日本的“政治赶超”战略进一步实施及国际政治诉求的进一步上升，日本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亚太地区造成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政治赶超，从“脱亚入欧”到“协亚傍美”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在思想观念上也受到亚洲文化的广泛影响，但在政治制度领域，日本却在一直进行“脱亚入欧”的努力。

早在19世纪初E1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本的《时事新报》（《产经新闻》前身)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从此之后“脱亚入欧”的想法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

直到今天，日本最大面值的万元钞票上还印着这位思想家的头像。

二战之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彻底依附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支持者。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发展，并成功地实现经济“超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随着日本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谋求更大的国际政治发言权也就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压制，日本争取国际政治空间的第一步就是争得美国的同意。

于是，传统的“脱亚入欧”战略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下逐渐演变成为“协亚傍美”，日本一方面淡化与美国的经济矛盾，一方面积极跟随美国，协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推动“政治霸权”与单边主义，在军事上强化日美之间的战略同盟，支持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

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

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

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

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

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

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

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

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

三、美国相关对策的内在矛盾首先，美日双方的核心目标不同。

其次，双方关注的范围不同。

再次，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双方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最后，在总体上具有共识的军事“正常化”方面，美日的设想在程度和细节上也有不同。

四、美国对日政策的潜在问题一是鼓励自卫与驻军非法的矛盾。

二是利用日本与控制日本的矛盾。

美国军事基地在远东地区的合法地位是建立在美国代替日本行使自卫权的基础之上的，（35）如美国鼓励日本摆脱宪法约束，意味着承认日本已具有相关权利，这就对美国在日驻军的合法地位提出挑战。

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其政治“正常化”，而独立的政治外交也同样需要独立的军事力量来支撑。

这三是避重就轻与难以置身度外的矛盾。

四是维护和平与引发混乱的矛盾。

环球智库014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的政治文化分析2020年9月21日，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大会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重申了日本想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1980年日本首次公开提出将“入常”纳入其成为国际大国的战略目标，时隔40年日本仍然怀着“入常”的执念。

这种执念一方面是彰显其作为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也希望通过“入常”来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标。

日本“正常国家化”战略的提出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将二战的发起国规定为“敌国”，这从国际法意义上开启了日本“非正常国家”的身份特征。

二战结束后，为了打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美国占领军当局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放弃交战权。

20世纪50年代，日美两国又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从而构建起了美国对日本的半占领状态，大大加深了日本的“非正常化”特征。

然而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

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战后总决算”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

1993年，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在其《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日本应成为“正常国家”的主张，其核心就是要日本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做出国际贡献，即不满足于仅仅做世界经济大国，还要成为姜含雨（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2）摘　要：日本人通常认为，二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家，是以一个“非正常国家”的身份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

日本几届领导人都在或隐或显地，试图摆脱日本经济与政治地位不相称的现状，努力推进“国家正常化”的进程。

政治行为是政治文化的体现，政治文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治理念及对外政策，因此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日本一直以来追求“国家正常化”战略的动因。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形成的战略文化分析日本一直被称为“普通国家”，这种观念源自于日本战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代表了日本对自身定位的一种认知。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政策、传统文化等。

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中，日本一直致力于追求和平与发展。

由于二战的惨痛经历和盟军的占领，日本深刻地反思了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国家定位。

与此美国在战后的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国务院对日本予以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

在受到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开始强调和平、民主和秩序的重要性，对自身的国家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战后宪法也将和平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日本“普通国家”的观念。

在宪法的影响下，日本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了一种“和平国家”的姿态，不主动参与战争和冲突，注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一直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在国际事务中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

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也加深了日本“普通国家”的观念，使得日本更多地融入了发达国家的体系中，成为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日本传统文化也对“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一直注重家族和社会的和谐，崇尚“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些价值观也贯穿于日本国家战略文化中。

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更多地注重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和平发展，避免采取过激的外交政策，保持温和、务实的态度。

日本的国家安全观念也对“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日本位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位置十分重要，而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又比较复杂，存在着多种安全威胁。

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日本一直注重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关系，避免采取过激的军事手段，力求维持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政策、传统文化等。

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形成的战略文化分析日本一直以来坚持自己是一个“普通国家”，这一观念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

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实际上这与日本的战略文化密不可分。

首先，日本在长期的封闭状态下形成了独特的战略文化。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实行的是“关国政策”，一切落后、异端的东西都被严格控制。

这种政策不仅影响了日本的经济文化建设，也影响了日本的国防建设。

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的“关国政策”逐渐松动，但日本人民的封闭思想却仍然盛行。

其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失败国家，遭到了强烈的国际压迫。

在美国的强硬掌控下，日本的国防军队被削弱到了极点，日本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

于是，日本开始了从“没有武力自卫权”到允许“集体自卫权”的转变。

这种转变带来的是日本国防能力的提高，但同时也使得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得以进一步巩固。

此外，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这种“普通国家”观念。

作为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之一，日本在国际上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作为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得到了全球性的认可。

这些因素使得日本能够更加自信地主张自己的“普通国家”地位，认为其并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

综上所述，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是综合多种因素形成的。

从日本封闭思想的影响到战略转变的影响，再到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对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发挥了作用。

但也需要注意到，这种观念其实是有很多争议的，很多国家并不认同日本的主张。

未来，日本需要更加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国家地位，以实际行动增强其国防力量，提高国际地位，从而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