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金融资源错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金融资源错配是否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金融资源错配，即金融资源在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非最优状态，可能源于市场失灵、政策干预、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尤为显著，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我们将首先回顾金融资源错配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了解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接着，我们将通过收集和分析中国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金融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等方式，来缓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进而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资源错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金融资源错配的理论分析金融资源错配是指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无法有效地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从而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或无效。
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中尤为常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金融资源错配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从理论上讲，金融资源错配可能通过多种机制阻碍经济增长。
金融资源错配会导致资本配置的低效率。
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应该根据风险收益比自动流向最具生产效率的部门。
然而，当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干预或市场结构不完善等问题时，金融资源可能无法有效地流向这些部门，从而降低资本的配置效率。
金融资源错配还可能加剧经济波动。
当金融资源过度流向某些行业或地区时，可能会引发经济过热和泡沫。
而当这些行业或地区出现问题时，金融资源的撤离又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这种“金融加速器”效应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资源错配还可能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当金融资源大量流向高风险行业或地区时，可能会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
金融BPO所谓金融BPO，是指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这一在欧美流行的商业模式，即将其公司业务运营过程中耗费大量人力的企业服务及操作中间环节，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目前，全球BPO业务总量为1.2万亿美元，主要市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
而在我国，这还是一个新兴行业，目前只有中小型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实行了部分外包。
但面对如此诱人的新兴市场，上海的后台金融中心早已做好准备。
目前，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上海银行卡产业园已经吸引了中国银联、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太平人寿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它们将自己的征信中心、结算中心、灾备中心、金融信息产品技术中心等都搬到了这里。
据了解，6万平方米的BPO功能平台已经启用，近40万平方米的新平台正在酝酿建设当中，已有5家外资银行的金融BPO业务正在洽谈之中。
金融服务外包方兴未艾日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中国金融外包峰会"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复苏，明年的最大挑战已不再是增加贷款规模、增加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投入，而是依靠金融投资的效率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金融是提高效率的核心，因此发展"金融外包正逢其时"1.金融外包风潮涌动金融外包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
当时，部分金融机构为节约成本，将一些准事务性业务(如打印和存储记录等)外包。
到了1990年代，金融外包在全球得到迅速发展。
受到利润率下降的压力，欧美等成熟市场的金融机构开始通过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GE金融(通用金融)是金融外包潮流的领导者，当年率先在印度建立起外包基地。
2005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监管指引性文件《金融服务外包》中，对金融外包作了以下定义："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商(金融公司集团内部的附属实体或金融公司集团外部的实体)来实施原来由自身进行的业务活动。
从中美企业融资结构对比思考国内企业融资方式和债券融资环境中美两国企业融资结构的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国内企业融资方式和债券融资环境方面的思考和借鉴。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融资结构的比较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将从中美企业融资结构的对比出发，分析国内企业融资方式和债券融资环境，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在中美两国的企业融资结构中，债券融资在一定程度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整体来看，中美两国企业融资结构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
中美两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相对来说更大一些，而中国企业在债券融资方面相对滞后。
中美两国企业债券融资的利率、期限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美国企业的债券融资更加成熟和多样化，债券利率较低，期限较长，而中国企业的债券融资则相对较高，期限较短。
中美两国企业在债券融资的用途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同。
美国企业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债券融资进行投资和扩张，而中国企业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债券融资进行补充资金和流动资金需求。
对比中美企业融资结构的差异，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国内企业融资方式和债券融资环境的一些现状和问题。
在国内，传统的融资方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
银行贷款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比较便利的融资方式，但也面临着利率高、审批时间长等问题。
股权融资则需要承担一定的股权让渡和股东利益的平衡问题。
国内债券融资的市场机制尚未健全，债券利率相对较高，期限较短，且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债券融资的门槛也较高，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和资金的支持。
国内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加快改革和完善融资环境。
针对国内企业融资方式和债券融资环境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国内企业应该加强创新，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式。
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企业可以适度借鉴国外融资模式，开展债券融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提高融资的灵活性和效率。
[中印经济实力对比]中印经济发展方式对比哪种模式造就强国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
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
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
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
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
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
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
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中印产业：一硬一软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
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
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
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
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
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
麦肯锡研究院：中国金融资产效率远远低于印度
[我的钢铁] 2005-06-06 00:00:00
中国的金融资产规模远大于印度，但是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印度具有优势
文/戴安娜·法利阿尼塔·马切法·基
中国和印度，众所周知是世界上两个新兴的经济发展大国。
它们吸引了全世界投资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热切关注和充分想象。
但是它们经济的腾飞表象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虽然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都表现出强有力的势头，但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胜出印度一筹，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走在了印度的前面，一个重要因素被普遍忽视：两国不同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效率。
金融资产存量，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及可提供的中介资本的总量，而印度仅仅只是中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拥有占世界4%的金融资产，印度却只有仅仅不到1%。
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体的规模只能部分地解释上述差异的存在；因为从金融深度指标来看，即金融资产存量与一国GDP之比，印度只有137%，而中国达到了323%。
截止到2003年的10年中，印度的金融资产存量年增长率为1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低于中国14.5%的增长水平。
而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保持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拥有14万亿美元的巨额金融资产，这一存量足以使其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量，而印度却仍然只是一个小玩家。
当然，规模并不能说明一切。
金融系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同样十分重要。
在这一方面，印度似乎表现出了一些优势。
一个突出的优势表现为：中国近三分之二的金融资产是以银行存款的方式持有的，而印度的这一比例还不到二分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贷款记录令人怀疑，关于不良贷款率的确切数据，从25%到高达60%，说法不一。
而在印度，这一数字在15%到20%左右。
印度的资本市场也表现较好。
孟买股票交易所(BSE)建于1875年，虽然尚谈不上高效率，也是亚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而中国直到1990年才有自己的证券交易所。
而且在印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数量是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数量的四倍，后者的上市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政府持有市场上近四分之三的股份。
但是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没有发展起一个有效的公司债券市场。
在中国，企业债市场仅仅占整个金融资产存量的5%，而印度的这一比例只有1%。
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公司债存量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几乎是零增长。
相比较而言，公司债却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金融资产存量中比重最大、增长最迅猛的组成部分，其规模几乎达到这些经济体金融资产总规模的三分之一。
当然，尽管印度的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表现出的效率略高于中国，但是两国在可利用中介资本的总体规模上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巨大鸿沟——尽管假设中国的银行存款缩水25%，以消化这个国家的巨额不良资产，中国的金融资产存量仍然超过了4万亿美元，这几乎是印度的5倍。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20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并不能将资本从储户那里转移到借款人手中，因此也不应该被考虑在可利用中介资本的总体规模之内。
这样，印度金融资产存量还将进一步降低至7000亿美元。
无论采用何种计算口径，印度金融系统中循环的货币量大大少于人们的期望。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理由之一是印度的国民储蓄率虽然可观，也仍然只有中国的一半——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了40%。
本来，国际资本的流入有可能会部分地弥补印度国内资本匮乏的境况，但不幸的是，在资本流入方面的差距恰恰反而扩大了中印两国在可利用中介资本方面的差距。
200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GDP的3.7%，但是印度只有0.9%。
因此，印度的经济腾飞并没有为社会投资提供足够的持续的资金，并相应积累更多的实物资本(如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和厂房建筑)。
2002年，这个国家在实物资本方面的投资为GDP的23%，中国是40%。
这一因素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重工业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巨大，而印度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商业服务外包部门取得了成功。
从另一方面说，印度在进一步发展其金融体系方面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印度政府进行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包括允许年金更多的投资于资本市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私有化，都将促进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另外，向海外公司和侨民开放更多的可供投资的经济领域，也将会大有裨益——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这方面的举措颇具效率。
可以得出结论：自1991年印度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要继续
这种增长，根据其竞争对手——中国的经验，印度需要的是大力发展其金融体系。
作者戴安娜·法利(Diana Farrell)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阿尼塔·马切法·基(Aneta Marcheva Key)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经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