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对”一边倒”政策的原因分析(一)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一边倒”政策的基本前提1.两极政治格局和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尖锐对立是中国”一边倒”的世界政治背景,两大集团对立的实质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中国内战之后,两大集团对亚洲的激烈争夺使决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很难选择中立.新中国建国之后,正如刘少奇所希望的,新中国要”在政治,组织,思想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刘少奇的叙述说明新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学习苏联的重要的意义.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严谨的语言表达了“一边倒”的确切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是一切爱好和平,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住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3.”一边倒”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公开宣言.它表明”我们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软弱性和与西方列强力量对比悬殊,即使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也会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最终将不可避免的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并不准备走第三条道路。
(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必然要求。
1.一国外交战略是以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首义.与苏联结盟的目的首先可以使新中国获得安全保障,”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进行自我保护和实现发展壮大的最好选择.”一边倒”对新中国的生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朝鲜战争中,慑于中苏同盟,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多次企图扩大朝鲜战争,把战火引向中国大陆,但是最终没有贸然行动,这就使新中国可以放手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2.”一边倒”政策对新中国主权利益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有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新中国不进行”一边倒”,不积极的发展对苏友好关系,中苏之间的不平等依然会存在,中国在争取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民族利益的过程中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当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全面中断了对中国的支援,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民族工业已经具备了造血的能力,基本可以独立的支撑国防工程的建设了.3.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中国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但是,新中国也争取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国家利益.虽然有些地方必须做出妥协,但是,新政权的生存是第一位的.。
中苏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比较1459020 艾子夜摘要：中国与苏联作为20世纪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两个国家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最终却是"同途殊归"----苏联走向解体,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却生机勃勃,方兴未艾.关键字：改革对比中国苏联异同经验与教训引言：比较中苏社会主义改革历程, 分析两者的异同,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进而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继续推进具有非常意义.（一）苏联改革的历程1、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经过斗争取得并巩固了在苏联的领导地位。
为了在国际上加强与美国的竞争，赫鲁晓夫开始调整国内各项政策，对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平反冤假错案，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第二，改革党的领导和组织体制；第三，改革干部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第四，关注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五，进行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改革。
赫鲁晓夫的改革，适应了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触及了传统体制的弊端，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但总体上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分集中的模式，执政后期，改革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某些做法简单轻率，注定了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2、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第一，推行新经济体制，主要内容为恢复部门管理，减少给企业的经济指标，提高经济杠杆在管理中的作用，对企业和职工进行物质刺激，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第二，在农业方面制定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提高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
第三，在干部体制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实现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第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良。
加强的集中领导，确立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扩大党内外民主等；勃列日涅夫的改革政策和措施，对促进苏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一定成效。
对比认识中苏改革学习报闫编安徽钱进材料：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声疾呼要对国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通过了经济改革纲领，会后又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法令，由于经济改革阻力太大，成效低下，戈尔巴乔夫又仓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1990年3月，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
在“政治多元化”和“公开化”的口号下，无政府状态在全国迅速蔓延，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反对党纷纷成立，民族分离、国家分裂势力迅速抬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风源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主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两国都进行了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不同。
考点链接——明确考点全面链接1．了解二月革命，掌握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历史意义，认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2．分析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3．学习比较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与曲折，归纳苏联解体的原因。
4．比较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改革的不同结果，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具有曲折性、复杂性。
设问探究——问题引导逐层探究1．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比较中，你是如何理解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十月革命是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成功尝试，它为无产阶级以武力夺取政权提供了光辉范例；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首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对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练习】20世纪初期，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是（）A．宪章运动B．巴黎公社C．俄国二月革命D．俄国十月革命2．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特点、影响是什么？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经济，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强烈不满。
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演变摘要：世界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新中国外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也站在了一个空前的起点上。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最曲折的道路可以说是与苏联的关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正是如此，经历了联合、反对、抑制再到正常化的外交关系。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中苏关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由此，新中国的外交也正式开始启动。
从此，中国告别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历史。
从50年代的“一边倒”的战略抉择，联合苏联，对抗美国，60年代“两个拳头大人”的外交战略，既反对苏联又对抗美国，到70年代“一条线”的战略调整，逐步确立了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方针，再到改革开放后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由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联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人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自然而然得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便是我党、我国依靠和学习的对象，加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很强大，想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中苏需要联合。
此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政策，“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的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该方针，我国与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积极同邻近的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外，我国还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亚非会议。
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加强了同非洲各国的联系。
由中苏条约浅析中苏利益冲突崔旭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1053406049）摘要：新中国成立伊始，采取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
从总体看，中苏条约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但也应看到中苏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利益冲突与矛盾，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新疆、蒙古、东北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
本文即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以及《补充协定》和合营公司方面浅析中苏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其影响。
关键词：中苏条约；利益冲突；影响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把新中国扼杀在于摇篮中的企图，为了突破外交僵局、维护国家利益，新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这标志着中苏正式结盟，也标志着“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正式形成。
中苏条约在总体上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例如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和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真正涉及双方利益冲突的是双方关于新疆、蒙古、东北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问题上。
本文即从中长铁路、旅顺港、大连港问题以及《补充协定》和合营公司方面分析中苏双方在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冲突及影响。
一、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中苏条约在防治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中苏结盟以及加强双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在东北地区真正涉及双方利益的是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①。
由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和旅顺军事基地的控制上，并且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对苏联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苏联希望维护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
但中方却希望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权利，废除旧政府遗留下来的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沈志华、「俄」谢·冈察洛夫，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切外交条约，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的新外交形象。
于是中苏双方在中长铁路、大连港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浅谈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对我们这个统⼀多民族国家社会⽣活的⽅⽅⾯⾯发⽣着重要影响。
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信，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且是⼀个重⼤的政治现实问题。
这是因为，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决定着怎样论述、并进⽽决定着怎样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关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9⽉召开的中央民族⼯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上，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个⼤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个⼤家庭⾥不同成员的关系。
”“新中国成⽴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作做的是成功的。
”会议还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善于团结群众、争取⼈⼼，全社会⼀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家庭中⼿⾜相亲、守望相助……”[1]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六⼗余年处理中国民族事务、开展民族⼯作的过程中，进⾏了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不懈努⼒，既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过弯路，有过沉痛教训。
⾯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内容新特点，⾯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民族理论、全⾯正确贯彻执⾏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并不断创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务，不仅需要全⾯总结过去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实际上，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信，也是我们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在今后全⾯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苏/俄关系：大起大落一.中苏/俄关系的曲折历程1.“一边倒”方针下的中苏蜜月期（1949—1960）“不平等的伙伴”战略联盟模式1949年毛主席访苏，两国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成政治军事同盟。
在当时反帝、反殖和争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斗争中，中苏两国利益一致，行动上相互配合。
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
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纲领性宣言，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推向了高峰。
双方虽有分歧，但两国政府能够顾全大局，求同存异，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2.中苏对抗：意识形态冲突到武装对峙（60年代—80年代初）战略对抗模式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
此后两国的分歧、冲突进一步发展，分歧的范围更加广泛，冲突也更加尖锐。
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两国关系，1969年珍宝岛（苏联称达曼斯基岛）事件，使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70年代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大肆扩张，并支持越南反华、入侵柬埔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我国西南安全。
苏联的这些行为，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3.中苏关系缓和到正常化（80年代初—1991）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两国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而缓和、改善中苏关系也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被提上了议程。
1982年中国十二大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再把反对某一特点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苏联由于在70年代过度扩张，使其丧失了对美国的优势地位，苏联需要收缩战线；中国与日本、美国相继建交，又使苏联在亚太地缘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与中国继续全面对抗，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将迹象恶化，苏联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的各族人民实现团结和睦相处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模式和范例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历来就不是很和谐，在清朝时期，自汉民族为主要的贵族阶层，对于其他民族长期以来属于压制，导致了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恶化。
加之当时国内外各种主义思潮的冲击，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
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对于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团结和谐相处的现实意义，这篇文章就此进行探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从字面上理解，共和国即是人民大众共同掌握政权的国家形式。
而苏维埃则是指由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它是俄国1917年革命后第一次创立的劳动人民政权。
建立共和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人民大众的主权和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最早是由以毛泽东等人为核心组成的湖南留苏干部所发起的。
毛泽东等人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后回到祖国，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在一些地区组织起了革命力量。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之后，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大批革命志士加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来。
1928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政权。
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毛泽东还领导起了中央红军的远征，实施两个三大遵义会议，使中央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进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各族人民实现团结和谐相处，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模式和范例。
首先，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治上强调人民民主，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
苏区的民主政治，采用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多数决定原则，真正保证了人民的权利和民主的原则。
中苏民族政策之比较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苏联在它刚度过六十九个年头就宣告解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因素造成的，而对于中国来说，近年来虽在民族事业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就如何解决好民族问题，保证社会的稳定，却仍然是个未完的话题，从两个国家的政策实施方向上找出其民族政策的不同点，着力挖掘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从而对中国的民族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苏联解体；中苏民族政策；比较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来说，有苏联经济崩溃论、人民要求放弃社会主义论、上层革命论和民族政策失误论等，而民族政策失误论正是本文的主题，为了更好地把握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区别以往的民族政策失误论，文章将以中国为参照物，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出发点来重新审视民族问题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追随苏联，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其政策的制定由基本追随苏联转向独具特色。
也几乎在同一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却经历了异常惊人的衰退过程，并最终成为其解体的必然因素之一。
一、苏联的联邦制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1.联邦制在苏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俄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并非一贯主张实行联邦制，而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重要著作中仍然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这与联邦制本身存在的弊端有着重要的关系。
首先，联邦制以民族划界建立联邦，以不同层次的民族区域自治实体作为联邦主体和国家行政区划的形式，这就容易人为地强化民族自我意识，激发民族独立自主观念，不利于解决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其次，联邦制的各加盟共和国都会被冠以国家称谓，除没有外交、国防两个部门外，基本上拥有作为一个国家必需的各种管理机构。
这也容易导致民族问题的产生。
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新的构想，即“用比较涣散的联邦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完全的统一等等要求。
”[1]列宁正确地把解决国家政权建设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结合起来，使各自为政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走上联合和统一的道路，成为防止帝国主义侵犯的一只强大的力量。
联邦制在列宁时期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在列宁逝世后，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
由于联邦制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各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把自己视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力量，因而采取各种措施强化主体民族的优越地位，甚至试图形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垄断关系。
受到示范效应的影响，联邦主体的一些“次主体民族”，诸如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主体民族也在自己的自治范围内竭力谋求同样的特殊地位。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过程中变现得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苏联成为一个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国家。
宪法有关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以后各加盟国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提供了法律依据。
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民主”更是为其创造了机会，加速了各民族的分离。
2.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曲折前行，成稳局之策由于中国革命道路与苏联密不可分，因此，苏联联邦制所走的道路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探索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纲领主要强调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邦制。
在整个无产阶级民主运动兴起之时，苏联模式是中共这个新兴无产阶级政党唯一可以借鉴和参照的经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从党纲到实践上都基本接受了苏联的模式。
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讲民族自治，主张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并在陕北根据地进行了一些关于民族自治的尝试，但没完全摒弃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
随着对少数民族和中国革命现状的进一步认识，联邦制慢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销声匿迹。
第三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内蒙古成为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启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大门，这一时期，民族平等和自治成为时代的主流，联邦制最终被放弃。
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仅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的唯一关键。
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
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2]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3]至此，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第四阶段是新时期，基本属于民族区域自治趋于完善的时期，也是从事实上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正确性的新时期。
民族区域自治之所以会取得重大的成就，是因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名义到实际的主体单一制，这与联邦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旨在打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局面，这就使得各少数民族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为谋求自己的发展和民族团结而努力。
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平等团结列宁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俄帝国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歧视和奴役的殖民政策的必然产物，是为俄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大民族沙文主义，是妨碍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主要危险。
”[4]列宁逝世后，苏联领导人和史学界不仅不批评俄罗斯沙文主义，反而到处散播大国沙文主义的种子。
到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其大国沙文主义就有了明显的强化趋势。
它的表现主要有两点。
1.树立“俄罗斯民族优秀论”1956年，赫鲁晓夫就散布过俄罗斯灭亡了，那么其他一切斯拉夫人也要灭亡的无耻谰言。
苏联当局在谈到国内民族关系时，总是把俄罗斯民族称做伟大的母亲，而把非俄罗斯民族称为伟大俄罗斯民族的忠实儿子。
这就在实际上使少数民族处在不平等地位。
在苏共中央领导机关俄罗斯人一直占据着统治和领导地位，对其他非俄罗斯民族起到控制和主宰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政府把苏联的建设成就仅归于俄罗斯民族。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俄罗斯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和全面的援助，其他民族要永远记住“俄罗斯人的这一功勋。
”苏联国家领导人片面宣传一个伟大民族的功绩，非但无助于加强各民族团结，相反，却激发了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厌恶情绪，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
2.实行民族同化政策首先表现为强制推行俄语。
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联盟国家的一切法律和决议都要以俄语和其他语言同时颁布，这使得少数民族语言在20年代得以较大发展。
随着其大国沙文主义的颠覆和加强，苏联政府加快了推广俄语的步伐，在报刊书籍出版发行方面，苏联当局不断增加俄文出版物，减少民族语文出版物，俄语实际上已成为苏联各个民族的国语。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都通过立法形式规定了自己的国语，这既是对苏联政府强制推广俄语的一种反抗，也是少数民族离心倾向增长的表现。
其次表现为大量“迁移居民”，就是把大量的俄罗斯人迁入民族地区，同时强迫当地民族大量迁离本土，人为地制造所谓“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区的多民族化”。
政府还十分鼓励“异族通婚”，其目的在于造成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比例下降，并逐步降低加盟共和国的自治等级，然后取消民族自治，最终以俄罗斯联邦取代苏维埃联盟，实现一统的“大俄罗斯帝国”。
另外，苏联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强力干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对非俄罗斯各族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这更加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满。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基本原则，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点，可它不会也必不可能会运用，这是实践证明了的。
在中国，民族平等不仅成为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还在事实上确定了其科学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至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着力于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使民族政策得以有效的实行，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了少数民族“想要什么”的整体内涵，斯大林认识到了，他曾说：“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让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灭了；少数民族不是没有勉强凑成的联盟，而是他们没有本族的学校。
给他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少数民族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徙等等的自由，给他们这种自由，他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5]可也是他亲手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苏联的民族政策一直是以骗局的形式出现的，它表面上高呼“民族平等”，实际在暗地里打着“民族同化”的小算盘，这一奸计是很容易被透视的。
苏联的民族政策一开始就畸形发展，这注定了它承担不起共产主义的重负，所以，当所有的矛盾集中于一个顶点时，也是这一骗局体制崩溃的时刻。
苏联解体就为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结语历史证明，民族因素确实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
就中国来说，保持现状虽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在日益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这往往就成为一种奢望，特别是苏联解体带给中国的巨大冲击，更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对现行制度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能摆脱苏联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近年来，东突势力的颠覆，西藏极少数人闹独立，新疆七五事件等屡屡出现的民族分裂证明了民族问题已经开始具有全球化的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以民族问题为突破口，瓦解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与国际化接轨的问题成为处理一切问题的重点。
因此，民族问题的全球化应当成为中国领导人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出发点，把握好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民族问题发生的根源。
参考文献：[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3-296.[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41.[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90.[4]列宁全集:第4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6.[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a]//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