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英文标题】Some Thoughts on Western MarxismZHANG Xin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Public Management Hangzhou Business College，Hangzhou10012，China【作者】张鑫【作者简介】杭州商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2张鑫(1965—)，女，安徽淮南人，杭州商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多样化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本文提出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三条标准，并以卢卡奇和弗罗姆为例作了具体分析。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of Western Marxism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 with Leninism,holds that Western Marxism is not aunified school of ideological trend,and,based on a concrete analysis ofand ,proposes three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nature of Western Marxism.【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 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xx)04-0067-04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

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

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

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仍有不同看法。

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是一个不依人们赞成与否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因为不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卡尔·科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1930)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将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明确对立起来；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梅洛—庞蒂也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一书中专章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后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等方面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

”[1](3)这一切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非主观杜撰，而是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一股思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概念。

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

在国外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用法：(1)地域性概念。

如，前南斯拉大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主张按地域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即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即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不仅包括欧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包括那个地区各国共产党的理论；(2)梅洛-庞蒂的概念。

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指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强调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性的理论，是与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一种思潮；(3)佩里·安德森的概念。

他的概念“既是世代性的，又是地域性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上述几个概念各有自己的根据，但也各有自己的片面性。

例如，梅洛-庞蒂不顾卢卡奇本人的反对与抗议将他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并把葛兰西这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也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去；佩里·安德森则没有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共同点之一便是否认“苏联马克思主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当然还包括“斯大林主义”。

笔者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不过是西方各国家中主张重新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种通称，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思想体系，只是一些研究者的文章、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倾向而已。

它包括众多的派别、庞杂的内容，在政治和哲学问题上都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论。

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和后期有着较明显的变化。

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大革命浪潮的失败，使一些人对十月革命模式的普遍性产生了怀疑，加上后来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望而生畏，但他们又不满意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试图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结合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新的解释。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赖希、马尔库塞等与马克思的观点就有差别；甚至有些学者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笼统地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展出的一个统一的派别。

因而，是否需要继续使用这一概念，也必须认真思考。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地域来划分都是不确切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体系，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不是哪一国家或哪一地域的无产阶级)完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纲领。

把它按地域来划分是荒唐的，按某些观点的不同来区分也是不妥的。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按照它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来做价值判断。

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从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深入研究，以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列宁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主张；在哲学上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

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

其实，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和理论的人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即已存在。

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德共(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女革命家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就是如此。

卢森堡曾和列宁一起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进行过斗争，但卢森堡并不同意列宁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和有关工农专政的思想，列宁为此曾严厉地批评过她，但仍称她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

而历史则证明卢森堡对列宁的某些批评并不是错误的。

同样，曾经侨居苏联13年之久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对列宁主义也不是全盘接受。

其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卢森堡和卢卡奇以及列宁等人都是更多地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

而列宁自己的论断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同马克思相一致的，例如，他的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即是。

至于卡尔·科尔施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公开对立，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苏联自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并通过其控制的共产国际，向各国党发号施令，对于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它的观点、政策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采取排斥、打击的做法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观点上出现的多样化局面，除上述两大原因外，更多是由战后的现实决定的。

二战后，从法西斯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欧诸国，无论其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均不同于苏联的具体情况，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同于苏联和东欧。

因此，东欧诸国虽然在多方面不得不屈从于苏联，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却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包括共产党人，由于较远地离开了苏共的控制，在思想上有更多的自由。

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探索革命道路、革命策略和战略等问题上势必会不同于列宁，从而也就更多地带有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色彩。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观点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不仅与各国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有关，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依据的。

其实，不仅在西方，即使在中国，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在马列的著作中也是找不到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的结晶。

再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表述上也不同于以往，并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显然这也是正常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只是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名词)的出现，尤其是他们在政治和哲学理论上所作的积极的探索，可以理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甚至是必要的补充和发展。

因而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异端”甚或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不加分析地排斥和批判。

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肯定，而是要承认它的出现缘由是不可避免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应予以肯定并加以借鉴。

同时也应看到其问题也是明显的，它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富有成效的检验；它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时，虽有一些深刻和锐利的见解，但也因缺乏历史分析而多有偏僻之处；在强调总体革命、倡导文化批判时，既有全面审视的深邃目光，也有忽视经济基础的致命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