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扣押的对象——以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秘密事项为视角

律师“教唆”被告人翻供，该当何罪？
导读：在“口供中心主义”尚未得到彻底根治的当下，被告人“稳定的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构成了控方证据方法的理想模式。但实践中，在押的被告人在得到律师帮助后，往往会在庭上选择“翻供式抗辩”。层出不穷的翻供，可能导致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性状的稳定性发生动荡，因而成为检控方的梦魇，也时常让辩护律师为此“背黑锅”——勿庸讳言，被告人口供的变化与律师的法律帮助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极端的案例发生在多年前的重庆，北京律师李庄就因在看守所会见“涉黑”被告人时，因涉嫌“教唆”当事人推翻前供，从而被控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律师群体也在不断追问：如果刑事被告人的翻供确系律师建议或教唆所致，那么律师该当何罪？笔者立足法理，结合现有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文本，论证出一个否定性答案：律师无罪。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犯罪对象不应包括言辞证据我国刑法第306条所涉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行为方式：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当年，“李庄案”庭审中控辩双方交锋激烈。控方认为，被告人供述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证据形式，与证人证言同属言辞证据，证人证言的改变和被告人翻供对于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李庄教唆被告人翻供当属伪造证据。而辩护方也以“法理之辩”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只有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与物证才能构成犯罪，行为人对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毁灭或伪造”。理论界对“伪造证据”所应具备的证据形态问题也是莫衷一是。“一般认为，伪造证据是妨害证据的显现或者证据的效力减少、丧失的一切行为，不仅包括从物理性质上损坏证据物体，而且包括隐藏作为证据的客体。”[1]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从证据法还是从刑法角度分析，伪造证据的对象不可能包括被告人供述，因为“毁灭毁灭和伪造，当事人供述不属于物证，无法毁灭”。[2]刑法学教授陈兴良甚至认为，刑法306条主要规制的行为是“辩护人妨害证人作证”而已，因为“毁灭与伪造证据较为明显，尤其是刑法306条第2款还从反面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不属于伪造证据，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较易认定。至今我还没有见到律师因毁灭证据、伪造证据而被定罪的”。[3]笔者认为，对此争议完全可以采用语义解释的方法解决。将伪造与毁灭两种不同的行为放在同一位阶，从语义上就可以将行为对象归属于书证、物证。伪造与毁灭的对象并不是针对所有证据，那种认为只要是降低证据效用就是毁灭、伪造证据无法解释以下两种现状：一是对“毁灭、伪造证人证言”类的行为刑法中已有“妨害作证罪、伪证罪”调整，如果“毁灭、伪造证言”也属于刑法306条所网罗的伪造证据行为，那么妨害作证的实质危害也就可以被伪造证据所覆盖，妨害作证条款就是一个十足的累赘；二是毁灭、伪造这两个动态行为强调的是一个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动态过程，被告人供述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已经随着卷宗一路走来，无法因翻供而遁形。因此，毁灭、伪造的对象只能是书证、物证等有体物。我国刑法第306条涉及的毁灭、伪造证据罪，应该被限制解释成“对客观存在且具有物理形态的证据材料进行毁灭、伪造的行为”。律师教唆被告改变口供之行为，与刑法306条的客观方面不符。二、律师基于案情适时建议被告翻供体现了“控辩平等武装”之理念现代法治社会所设计的律师辩护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公权的制约，防止司法专横，其存在的前提是基于政府行为“理性的有限性”与“人性的幽暗”，其艰难存活的理论假设是，公诉机关的指控并不全是基于正义与真相，“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4]因而，在具有对抗制色彩的中国刑事诉讼中，律师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行使职责，不越雷池，不干扰司法活动，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出卖当事人的秘密，做到当事人权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的辩护权，法律必须赋予辩护人与被告人特定的防卫手段，尽管这些手段会让侦查机关疑虑重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诸多边界尚未厘清，诉讼平等武装理念的缺位，往往使辩护人的合理对抗被解读为“为坏人说话”。而这种体现“天平倒向弱者”精神的平等武装原则作为程序正义的标致，必须保留在法律程序的设计之中。[5]因为被告与辩护人一方，在强大的国家侦诉权前，应当保留的必要武装才能行使抗辩权，也只有在有效的抗辩过程中，诉讼结构方能保持平衡，国家追诉方可在理性道路上行驶，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才能落实。让被告人拥有必要的自卫能力，才能起到诉讼中的证伪功能，促进公权机构依照正当程序调查取证。这种证伪与公诉机关的证成功能相互角逐的结果才是公正的应有之义。辩护人可以在被告人在密室里谈话，了解案情，商量对策，基于具体案情权衡翻不翻供，是会见权的应有之义。更何况，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翻供，恰恰是因为被告在庭前程序中遭遇了非法取证，违背意愿作出了虚假供述。在此情形下，翻供、辩冤乃人之常情。三、将律师会见行为入罪将摧毁其“秘密交流权”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权应得到保障，且不受监听。如果不允许辩护方审时度势共同商定辩护策略（如在庭审中推翻前供），那么法律强调秘密会见意义何在？尽管这种秘密交流权附随的“翻供”，带来的后果有可能会降低打击犯罪的效率，但摧毁既定的秘密交流权则会彻底动摇辩护制度的根基。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的是一种价值，维护社会基本伦理秩序也是一种价值，两种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外的相关理论认为，较之于打击普遍犯罪而言，维护良好稳定的社会关系具有更高层面的价值，在律师与当事人的辩护事项范围内，律师可以拒绝指证当事人，反之当事人也应该拒证辩护人，这就是西方作证豁免权的理论框架。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断言，“最重要的证据特权，当属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lawyer-client privilege）”。如果废除这种特权，将会促使委托人与律师之间所作的陈述更加警惕。[6]我国台湾地区原“刑事诉讼法”第182条也明确规定，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免证的权利，“除经本人允许者，得拒绝证言”。[7]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人的商业秘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代理、信托等民商事法律关系，是法律价值冲突的一种调和办法。国内学者从“李庄案”引发的社会效应出发，认为对李庄被其当事人举报获罪，其实是鼓动了背信弃义的行为。[8]法律作为正义的代表不能公然违逆大众伦理或一般道德认知。笔者认为，国家权力必须有一些伦理的约束，悖离人情伦理、伤害善良风俗的后果必然使社会产生信任危机。李庄案已让诸多刑辩律师发出了“当事人随时可能用辩护人的人头祭旗”的寒噤，辩护制度受一时到冲击已是不争之事实。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信仰现代法治下的任何国家，决不能为了眼前的治安利益，而伤害人道、人性、人伦的基本价值。四、认定律师“教唆”当事人翻供面临的现实困境1.一难：翻供是否系辩护人教唆被告人翻供已成为刑事审判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统计，“六成以上被告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翻供现象，被告人称被刑讯逼供等手段作违背真实意志供述的占其中的61.4%”。[9]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无外乎地于两方面，一是刑讯逼供作为取证手段在侦查阶段使用具备广泛性，另一方面则是被告人为逃避制裁而编造的谎言。在被告谎供的条件下，我们无法确定辩护人对其当庭翻供有多大的影响。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辩护策略的制定过程中，被告人完全可主动产生翻供之念。当然也不排除少数被告将翻供的行为诱因嫁祸给了律师。必须要认识到，在大量无辩护人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翻供的比例也占据很高的百分比。把被告翻供的后果让辩护人承担往往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没有辩护人的刑事审判也可能出现被告人翻供的情形。2.二难：翻供是否皆为伪供被告人主张被刑讯的当庭翻供，是否一定就是伪供，在目前的证据制度下难以甄别。如果将被告翻供视为“抗拒从严”的严惩目标，可能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目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设置了控方证明被告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但立法对证明的具体方式显然较为宽容。很多时候，控方证明口供的合法性仅需要一张侦查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侦查人员出庭“自证清白”证言就能达成。此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的条件严苛已是不争之事实，被告方往往因难以提供具体的线索与证据材料，而无法主张权利。这在逻辑的层面上已经宣告了这样一个法则：没有提供线索或者证据材料情形下发生的翻供不会发任何法律后果。由此可见，翻供后的辩解完全有可能是真供，律师建议当事人翻供则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明证。3.三难：是宣讲还是教唆翻供的行为无一例外由被告本人作出，实践中经常出现这一情形：律师通过宣传法律、分析证据指出案件的问题，被告人基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现状，最后“拍板”翻供。这种情形下，律师仅提出了维护被告诉讼利益的建议，而不是教唆。教唆与建议的区别在于，教唆是指被教唆人本来没有动机或能力，而建议基于作为与不作为的选择。在律师提供法律帮

如何应对刑事案件中的搜索和扣押行为在刑事案件中，搜索和扣押行为是司法机关常见的手段之一。

它们对于案件的调查和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本文将探讨如何应对刑事案件中的搜索和扣押行为，以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

一、了解搜索和扣押的法定依据在应对刑事案件中的搜索和扣押行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定依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搜索和扣押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

被搜索的场所和被扣押的物品必须与案件有关，并在搜索或扣押的同时应当制作相关的笔录。

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 合法权益的主张在搜索和扣押过程中，被调查人有权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发现行为违法或不当，可以提出异议并要求相关程序的合法性。

同时，被调查人也可以要求在搜索和扣押行为中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保护隐私、尊重人权等。

2. 寻求专业法律援助如果被调查人对搜索和扣押行为存在疑问或不满，可以寻求专业的法律援助。

律师在此过程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协助被调查人维护合法权益，并确保搜索和扣押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三、采取合理的行动1. 全程留意调查过程被调查人在搜索和扣押行为中应全程留意调查过程，确保搜索和扣押过程的合法性和程序的规范性。

同时，要及时记录相关的细节，包括时间、地点、调查人员的姓名和单位等，以备后续参考。

2. 积极配合调查被调查人在法定程序下，应积极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

配合调查并提供必要的协助，有助于调查的迅速进行，并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积极影响。

3. 主动保护证据如果被调查人认为搜索和扣押行为可能对自身不利，应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证据。

这包括但不限于保存相关文件、通信记录等，以便对调查结果进行合理的辩解和申诉。

四、维权途径的选择如果被调查人认为搜索和扣押行为不合法或存在不当行为，则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维权。

可以向有关部门或组织提出投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结论在刑事案件中应对搜索和扣押行为，被调查人应了解相关的法定依据，并合理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

证据学选择1（）(A. 被害人陈述)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

（A. 法人B. 非法人团体）不具有证人资格。

（A．结果意义上的证明）是指运用已知事实查明案件事实的结果, 特别是指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形成确信的心态。

（A. 能够辨别是非的人B. 与犯罪嫌疑人有亲属关系的人C. 能够正确表达的人D. 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作为证人。

（A. 物证B. 书证C. 音像资料D. 勘验笔录）属于实物证据。

（A. 刑事被害人陈述B. 民事当事人的陈述C. 证人证言 D. 鉴定结论）属于人证。

（A. 证据的来源）是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的划分标准。

（B. 行为意义上的证明）是指证明主体根据已知事实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

（C.优势证据标准）是指执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其不成立的可能性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7 条第4 款规定: “被告人自愿认罪, 井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 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

”这一规定属于(B.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中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这一规定体现了（B.证据裁判原则）B被告人供述一般都是(C 直接证据)。

被告人口供在证据分类中是(B.直接证据 C.言词证据)。

被告人口供在证据分类中是(B.直接证据 C.人的陈述)。

被告人张某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张某要求法庭在开庭时传唤与其共同居住的父亲出庭作证,证明案件发生时他一直在家里看电视。

对这一要求, 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A 张某的父亲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不能充当证人B．张某的父亲能够充当证人D．张某的父亲有权拒绝作证)被害人陈述是我国（A.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种类。

本证与反证的划分同（B. 举证责任的分担）基本一致, 但却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二者不能混淆。

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法律规定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96年3月17日)第一百一十四条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

在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在查破案件过程中，需要采取侦查、搜查等措施，为了防止证据灭失、毁损，保证证据的有效保存，需要对查获的书证、无证及相关其他证据予以扣押。

我国对于扣押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法律规定是什么？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一、刑事证据的侦查扣押是什么？是指侦查人员在勘查、搜查的过程中，对于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品和文件，依法予以提取、留置、封存的一项侦查措施。

扣押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提取和保全证据，以求准确认定案情。

刑事证据的侦查扣押是一种强制性的证据收集行为，一般是建立在证据持有人拒绝交出相关证据的前提下。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注意刑事证据的侦查扣押与搜查和刑事证据侦查调取的区别与联系。

▲二、扣押与搜查的区别。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一，它们都是强制性的侦查措施。

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发现犯罪人和犯罪证据对有关的场所、物品和人身进行搜索、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而扣押是指侦查机关发现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依法留置和控制的侦查行为。

第二，扣押通常发生在搜查的过程中，扣押是搜查的目的。

调取是侦查机关已经了解到某个单位或者某个公民持有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通过签发《调取证据通知书》，使其协助侦查机关“主动”交出证据。

扣押则缺乏这种特点，大部分在勘查、搜查中侦查人员依法取得。

但持有人拒绝交出应当扣押的物品、文件时，侦查机关可以强行扣押。

因此，扣押的强制性比调取更为明显。

▲三、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法律规定是什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3月17日)第一百一十四条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