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系列恶性校园暴力事件接踵发生，中国校园暴力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与道德建设的相对滞后，在近几年中“校园暴力”逐步体现出4个基本的发展趋势：第一，随着校园安全的加强，校外人员随意进入校园基本被杜绝（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北京市初高中基本都实现了封闭性管理，在上课时间外人如不经登记基本上无法进入校园。
各个初高中学校的领导对于校园中的人身伤害事件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关注），因此，校园暴力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这与日本近似而不同于以陌生人间冲突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校园暴力［1］。
第二，由于学校对于校园内的突发安全情况控制较严，冲动性暴力行为逐步发展为团伙性的、计划性的、学校周边地区的暴力行为。
尤其是未成年人之间运用互联网等现代通信工具组织、合谋现象较为普遍。
第三，侵财案件高发，而且通常表现为未成年人之间、熟人之间恃强凌弱的长期性敲诈勒索。
第四，未成年侵害者懂法、知法而不守法的现象突出。
校园暴力不再是一些学者想象中“法律意识淡薄”的产物，而是知道法律漏洞之后的理性行为。
比如一访谈对象表示“我们打人的时候都知道轻重，避着能打出事的地方，扇几个耳光，踢几脚，警察根本不管，家长找到学校也最多就是道个歉、做个检查”。
简单而言就是“不打死、不打残、不反社会就没事”。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中的校园暴力正显现出西方国家校园暴力中“霸凌”现象的某些特征。
主要为实力存在明显差距的同龄人之间，强者通过长时间、多频次地对弱者施加肢体、言语、心理等多角度的暴力侵害，以达到羞辱、排挤、控制弱者，给弱者造成身体、心理等多方面持续性严重伤害的行为。
它的暴力程度虽然未必严重，但是其对受害者人格尊严、精神状态以及校园风气的危害性极大。
然而，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尚未对这一变化予以充分重视。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国有关管理部门对于校园暴力普遍存在着反应迟缓、处置偏轻、应对不力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也许是执法者素质不高，执行不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应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跟上快速变化的社会事实，从而造成了在“校园暴力”现象中，较为普遍的法律缺位。
一、对未成人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性估计不足带来的刑事责任缺位我国的立法部门与管理部门对未成年施暴者的主观恶性认识不足，习惯性地认为校园暴力是理性不足□ 储 殷摘 要：当代中国校园暴力现象在近几年中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
除了教育体制、校园管理机制以及家庭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国在应对校园暴力上存在严重的法律缺位。
这种缺位主要表现在对法律保护对象的认识不清、对侵害行为责任主体的判断不清、对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界定不清以及在司法实践层面片面从轻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校园暴力；霸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的孩子们的嬉闹、打闹，其发生原因是施暴者的认识错误。
因此以教育而非惩戒为主的应对方式。
但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明显较高［2］，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大多数的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与12~13岁青春发育期的未成年人都是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外［3］。
显然，这种几十年来一贯的立法与执法思路，已经严重落后于社会现实。
早在十余年前，据有关调查，未成年人犯罪年龄就较20世纪90年代提前了2~3岁，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120%，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约280%［4］。
10~13岁的低龄犯罪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70%［5］。
未成年人在今天的社会氛围之下，其发育之快、成熟之快以及堕落之快、习得残忍之快，已非几十年前生活于单纯、封闭环境中的父辈可比。
在现实生活中，12~13岁的未成年人大部分已经理解了刑罚的性质、功能与后果［6］。
一些青少年凶徒之所以施暴，往往并不是对法律无知，而是深知法律对其很难有严格的约束［7］。
二、对校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估计不足带来的保护缺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青少年犯罪做出了严格的限定。
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种立法思路实际上是以物理后果作为判断危害性的主要依据。
这种思路不仅在刑法上有所体现，而且也是民事、行政法律中常见的思维惯性。
然而这种思路明显将侵害不同类型客体的“校园暴力”进行了混淆，这导致了以侮辱人格、压抑被侵害人心理的校园“霸凌”行为往往由于其物理危害较低而处于无法可治的空白状态。
所谓“霸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汉语词汇，而是音译自英语中的“bullying”。
挪威学者Dan Olweus认为，霸凌就是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8］。
与当前中国近似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霸凌行为并非如现在般是一个饱受社会关注的话题，而被作为一般的暴力行为看待。
甚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学生们在校园中需要经历挫折磨难来使自己变得坚强，彼此间发生的暴力冲突是校园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对无论是霸凌者还是受害者都造成了严重损害。
就受害者而言，霸凌行为使其长期处于恐惧、抑郁、痛苦、焦虑、沮丧的精神状态，严重的可导致受害者终身性的精神疾病［9］。
受害者因惧怕霸凌而逃避校园生活、干扰正常学习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至有受害者因不堪忍受而自杀［10］。
而霸凌者同样受害颇深，霸凌行为可导致其潜在形成暴力倾向及犯罪心理（有些霸凌行为本身即已构成犯罪）。
根据Olweus的研究，霸凌者成年后的犯罪率极高，高于普通人约37%，其他诸如酗酒等个人问题也更为普遍［11］。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有关机构与研究者对霸凌行为的关注都相对匮乏，立法机关忽略了霸凌行为的危害性已远远超出一般暴力行为的范畴。
相当多的人单纯将霸凌行为视为校园暴力的一种，用对待一般校园暴力的观念眼光和手段措施来对待霸凌行为［12］，而忽视了霸凌者的施暴原因远非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的年少无知、误入歧途等因素。
霸凌者主观上抱有的侮辱、炫耀及足以比肩成年犯罪者的主观恶性，远非一般暴力行为者所持有的愤怒心态可比。
而此类行为却通常由于物理伤害轻微而逃脱法律惩罚，甚至只被作为孩子间的小打小闹，对其解决手段仅仅局限于当面制止或口头批评，根本无法达到对受害人的保护。
在已经发生的多起校园“霸凌”事件中，被害人常常处在心理几近崩溃，但是刑法无法追责，民法赔偿偏低的不利局面。
在司法实践当中，尽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受害者的心理重建、转学等事宜进行多方面的帮助，但这些成本往往并不由加害者承担。
侵害方往往仅就医疗费、营养费进行补偿，其精神赔偿通常极为有限。
除了极个别的人身伤害事件之外，“校园暴力”对于未成年人最严重的伤害往往就是难以愈合的心理阴影，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层面，对于未成年人精神与心理健康这一最易受损且最难恢复的权益却处于保护缺失的状态。
三、对校园暴力治理资源投入不足带来的纠治缺位一方面，虽然我国高度重视校园暴力，但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治理机构与治理经费。
相比较而言，美、日等西方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反校园暴力机构，并拨付经费。
美国教育部专门设立有安全无毒校园办公室（Office of Safe and Drug-free Schools），年投入经费在500万美元左右。
日本教育行政部门也组织实施了专门的干预计划并拨有相应的预算。
另一方面，我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要以监外执行、社区矫治为主，而相应的机制尚有待完善。
以四川省为例，现在全省仅一所少管所，容量为2000人。
除了犯有重伤、强奸等严重罪行的未成年人之外，大多数未成年罪犯尤其是对于在校未成年罪犯，都以缓刑和监外执行为主。
这种制度设计，主要是从未成年罪犯的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并未侧重于防范校园暴力。
事实上，尽管有部分的未成年人罪犯的确改过自新，但有相当比例的人仍然会重新犯罪。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尚待完善，一些社区、派出所对于未成年人罪犯的监督与帮扶流于形式，甚至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与监外执行，更是近几年基层法律工作的难点。
四、应构建全方位的法律责任体系以防范校园暴力刑事责任、保护功能与纠正制度的缺位，让法律治理“校园暴力”常常面临“管不了、护不住、治不好”的尴尬境地。
除非有极端恶性的事件发生，法律基本上难以有效约束校园中的未成年侵害者。
这让中国校园中“轻暴力重侮辱”的霸凌现象成了当前未成年人保护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造成了常为人所忽视却极为严重的普遍性后果。
在社会现实快速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呼吁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方面应考虑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2~3年，或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以当事人的恶性补足其年龄，从而使得部分未成年人不能凭借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逃避正义。
另一方面，则应在司法实践中纠正有关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片面从轻的工作惯性［13］。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需对“霸凌”现象进行针对性的立法，以填补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法律空白，针对性地惩治校园暴力中的霸凌行为，以确保未成年人的人格与人身利益得到有效的救济。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责任编辑/方奕参考文献：［1］ 宋雁慧.中日校园暴力防治措施的比较研究［J］.中小学管理，2009，8：17.［2］ 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42.［3］ 张婷.论犯罪低龄化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分析［J］.法制博览，2014（5）.［4］ 李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建议［D］.西南政法大学，2011.［5］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N］.法制日报，2003-06-01.［6］ 吴培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探讨［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25（7）：67-68.［7］ 储殷.谁来保护未成年人不被同龄人侵犯［N］.中国青年报，2015-06-26.［8］ D ake J A，Price J H，Telljohann S K.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ullying at school［J］.Journal of school health，2003，73 （5）：173-180.［9］ F arrington D P，Ttofi M M.Reducing school bullying：Evidence-base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J］.Crime and justice，2009，38（1）：281-345.［10］ Z irkel P A.Public School Student Bullying and Suicidal Behaviors：A Fatal Combination［J］.JL & Educ.，2013，42：633.［11］ O lweus D.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M］.Routledge Press，1999：28-48.［12］ 张国平.校园霸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报业，2011（12）：45-46.［13］ 赵玥.未成年人犯罪片面轻刑化之理性反思［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