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
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
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
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在《香港基本法》中的体现：
中央一直都享有这项权力,我们不妨来看《基本法》第二条。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
《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享有全国性法律的地位;没有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就没有《基本法》。
除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其他条文也适用于香港,一些《基本法》特有规定不直接适合香港的除外。
例如,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宪法》第三十一条容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陆法,香港实行普通法,等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均是获中央“授权”行使各项权力的,这表明中央一直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一、中央对特别行政管治权的法理基础
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法理基础，应从三方面进行理解。
（一）从“一国两制”战略方针理解
“一国两制”是实现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决策。
“一国”包容了“两制”，“两制”统一于“一国”之内。
所以在强化“一国”观念时，其核心就是确保国家对特别行政区的主权管辖。
（二）从国家主权管辖理论理解
基于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拥有主权，中国政府对特别行政区就具有法律上的全面管治权。
所谓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
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构成
根据授权理论，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特定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
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这个全面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授权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的权力；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
三、香港“占中”的实质是对抗中央管治权
需要强调的是，中央管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及政制发展的决定权。
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是国家政权组织方式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授权香港居民依法行使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组织方式。
鉴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港、澳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是一个地方行政实体而非政治实体，因而不具有决定其政治体制的权力。
也就说，有关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设置、权力运作、选举方式、政制发展等，不是由地方自己决定的。
中央具有对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权毋庸置疑。
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2004年、2007年和2014年对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