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调解制度对公正的潜在影响(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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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调解的挑战和解决方案司法调解是司法机构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
它是在法官的指导下,由调解员协助当事人达成一致,从而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然而,司法调解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本文将探讨这些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挑战一:调解效率不高司法调解的一个挑战是调解效率不高。
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往往存在意见分歧,难以达成一致,导致调解进程长时间拖延。
同时,司法机构本身在资源上的限制也影响了调解的效率。
解决方案:对于调解效率不高的问题,一种解决方案是加强调解员的培训和专业能力,提高其调解技巧和沟通能力,以便更好地协助当事人达成一致。
此外,司法机构可以适当增加调解员的配备数量,确保每个案件都有足够的调解员参与,从而提高调解的效率。
挑战二:司法调解的公正性问题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可能对司法调解的公正性存在质疑。
他们担心司法调解的结果会偏袒一方,并对自身权益造成损害。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当事人对司法调解失去信心,不愿意接受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解决方案:为了解决司法调解的公正性问题,司法机构应该确保调解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一方面,应加强调解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其专业素养,使其能够在调解过程中维持公正和中立的立场。
另一方面,司法机构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司法调解的结果进行审核,确保它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平原则。
挑战三:法律意识差导致调解难度加大调解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然而,很多人对法律的了解较少,不能准确理解自己的权益和义务,缺乏对案件背景的正确认识,这给调解带来了困难。
解决方案:为了解决法律意识差导致的调解困难,司法机构可以加大对当事人的法律宣传力度。
通过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调解过程中。
此外,还可以在调解过程中加强法律辅导,给予当事人必要的法律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案件的法律背景和权益义务。
综上所述,司法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探析当前司法公正中存在的问题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探析当前司法公正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做出正确的裁判,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受到平等充分的保护,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得到实现。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的提出,司法公正已经成为社会民众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引发的各种纠纷明显增多,司法任务越来越繁重,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我们在司法理念、司法体制、管理制度、队伍素质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司法公正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确保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失,确保实现司法公正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作用。
一、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一)法院设置地方化、人事管理行政化,导致难以真正实现司法独立一是法院人事体制的地方决定权形成了司法权地方化。
地方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法官由同级人大任免,人事由本地党政部门管理,法院从上到下都要受地方权力的影响导致司法权力的地方化。
二是审判的物质资源来自于地方政府,助长了司法权地方化。
现行体制下,法院的财政预算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法院人员的工资、福利、兴建法庭都需要地方政府予以解决,所以法院必须和地方政府处好关系,否则很难从地方政府争取到资金财物这种状况也使法院成为部分党政领导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实践中经常将行政执法活动的规律适用到司法活动中,严重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使得法院的审判活动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
(二)法院的内部管理行政化使得法院的审判活动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一是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
长期以来,实行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审判管理机制,审与判分离,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法官体制和法官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
人民调解工作意义和作用
人民调解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能够及时有效地调解纠纷,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2. 提高司法效率:人民调解是一种快速和高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相比于司法程序较为繁琐和耗时的解决方式,人民调解更加简捷有效,能够有效缓解司法压力,提高司法效率。
3.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调解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能够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保护,避免因司法程序可能产生的不公平现象。
4.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人民调解工作能够积极引导和教育群众,培育社会公民素质,加强社会道德建设,通过提高群众的调解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 减轻司法负担和降低社会成本:人民调解是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能够降低司法资源的使用和维护成本,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为司法机关腾出更多时间和资源专注于解决重大案件。
总的来说,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当事人权益、提高司法效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完善的思考】调解制度的意义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一项具有“东方经验”的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司法调解冷却期,再到后来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阶段,我国的调解制度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调解这项具有东方特色的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本文从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分析,我国的调解制度中案件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采取调审结合的模式且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法官集审调权力于一身,会有滥用调解权的隐患,并且缺乏对法院民事调解的有效监督。
民事调解制度完善的思考笔者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1、重新合理界定调解适用的范围,2、在人民法院内部实行调、审职责分离,3、在法院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并对调解机构的建立和调解人员的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分析,4、建立对调解制度的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调解的抗诉权等。
本文只是笔者对我国民事调解制度完善一些粗浅的看法,权作引玉之用。
全文共6066字。
以下正文: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早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后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国向来主张“以和为贵”,促使了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解决纠纷的方式而延续至今,相应的调解结案在我国法院诉讼中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和魅力。
它不仅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贵和持中、贵和尚中”的儒家道德思想,而且还与当时利益单一、人口居住固定、权利淡漠的社会特点相适应,为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权益争议,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
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
因此,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理论上和实务上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八章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该项制度被认为是我国民事诉讼传统的法律体现,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该项制度更被看成是消除矛盾,减少讼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
当前影响和制约执法、司法公正的问题及对策公正,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取向,是执法、司法的灵魂,也是检验执法、司法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标准。
失去了公正,执法、司法活动也就失去了任何正面的意义。
然而,就当前而言,执法、司法不公虽然是个别的现象,但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对于执法、司法活动是否公正有责任进行监督,通过个案的办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向执法、司法不公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通过自身的工作促进执法、司法公正。
一、关于当前执法、司法不公的问题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当前仍然存在着执法、司法不公的现象,且执法、司法不公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和极为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产生根源,对社会生活和稳定大局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一)执法、司法不公的主要表现1、受利益驱动,XX执法。
如近年来我们查办几起XX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案件,就是典型例证。
2、重罪轻判,轻罪重判,违背了罪型相适应原则。
3、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使有罪的人逃脱了刑罚的惩罚,使XX的人逃脱了法律的追究,使受害者冤屈得不到伸X,使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体现,而那些应受处罚的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
如某派出所所长X某徇私枉法伪造XX明,私放犯罪嫌疑人。
4、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使一些没有XX犯罪行为的人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错误地受到追究。
如李某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时,尚未年满14周岁,公安机关未查清这一事实即以涉嫌抢劫罪对其予以刑事拘留。
5、应立此案而立彼案。
案件性质不清,当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造成执法、司法不公。
6、枉法裁判,枉法执行。
如邹某枉法裁判一案。
又如某法庭在承办该执行案中,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的前提下,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扣押财产并采取强制措施,方法不当,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的有关规定。
7、徇私徇情,枉法处理。
如我们查办的某林业站杨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景某徇私枉法案。
民事调解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端论文提要:民事调解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民事纠纷化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被被誉为“维护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现行的调解体制是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笔者试途通过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分析,提出调解制度立法的构想。
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别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在制度上对民事调解给予充分的肯定。
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大量适用简易审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然而,对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却只见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立法对适用调解的受案范围、程序等未作界定,与其他结案方式比较,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太过宽范。
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历史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调解在中国有着优久的历史,早在西周在铜器铭文中就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调解成为司诉的原则,两宋时期,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加,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
明清时期,调处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大力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体系,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中国实行开来。
建国初期,审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战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审判与调解紧密结合,直到1979年我国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明确了调解的原则为“自愿和合法”,适用范围包括一、二审、再审,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审判实践,纠正了调解与判决贩关系。
司法调解推动法治文化的深入发展司法调解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旨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然而,除了解决具体的纠纷问题外,司法调解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法治文化的深入发展。
本文将从司法调解的定义、历史背景和影响三个方面深入论述司法调解如何推动法治文化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司法调解的定义。
司法调解是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
相比较于传统的诉讼方式,司法调解更加强调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司法调解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鼓励当事人主动参与解决纠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司法调解在法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解决了繁重的纠纷案件负担,还推动了法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司法调解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司法调解源远流长,在古代封建社会已开始出现,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司法调解的地位并不明确。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在司法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确立了司法调解的法律地位。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司法调解作出了明确规定,并细化了调解程序和权威,为司法调解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司法调解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法治发展的潮流,也体现了法治文化不断提升的趋势。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司法调解对法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首先,司法调解强调了公正和公平。
在司法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员必须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进行调解。
这不仅能够制约权力的滥用,还能够提高公民对法治的信任度,推动法治文化的深入发展。
其次,司法调解注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调解方式,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这种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司法调解模式有助于塑造公民的法治观念,促进法治文化的树立。
最后,司法调解也注重解决纠纷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纠纷的解决不仅利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还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法治意识。
司法调解的重要性和作用司法调解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在现代法律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司法调解旨在通过调解员的介入,促使争议双方达成和解,并最终解决争议。
本文将探讨司法调解的重要性和作用。
一、司法调解的重要性司法调解在争议解决中具有以下重要性。
1.1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当法律纠纷发生时,通过司法调解解决纠纷可以减少法庭诉讼,缓解法院的压力。
司法调解能够帮助争议双方在向法院提交案件之前就进行谈判和协商,从而缓解矛盾,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2 节约资源成本相比于诉讼程序,司法调解更加便捷、快速和经济高效。
通过调解,争议双方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避免陷入耗时漫长的诉讼程序。
另外,司法调解也可以减少法院的工作量,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
1.3 增加公正性和灵活性司法调解在解决纠纷时更加注重双方的意愿和利益。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不仅仅是个中立第三人,更是一个促成双方达成协议的中介。
双方可以自主协商达成双赢的结果,相比于法庭判决,司法调解更具灵活性和公正性。
二、司法调解的作用2.1 解决小额争议司法调解特别适用于解决小额争议,如个人债务、邻里纠纷等。
对于这些小额争议,采用传统的法律程序来解决不仅费时费力,还会耗费大量司法资源。
而通过司法调解解决,可以更加快速、简便地解决争议,提高司法效率。
2.2 保护当事人利益在传统的法律程序中,当事人可能面临强权者的欺压,造成利益损失。
而在司法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确保公平和公正。
调解员可以提供中立的视角,并帮助当事人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2.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通过司法调解解决纠纷,可以减少矛盾的扩大和争端的激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司法调解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通过司法调解,社会成员更加注重与人和解、相互沟通的能力,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2.4 增加司法公信力司法调解是法律制度中强调自愿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的重要补充。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07.08.23•【文号】司发[2007]10号•【施行日期】2007.08.23•【效力等级】司法指导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调解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司发〔2007〕1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和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下,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2〕23号),自觉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广泛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人民调解组织逐步健全,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发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不断拓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有效预防和及时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人民调解工作赋予了更大的责任,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
司法调解研究的论文司法调解是一种法律纠纷解决方式。
它通过法庭介入,帮助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近年来,司法调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这篇论文将围绕司法调解展开,重点探讨其实施过程、效果评估以及遗留的问题等方面。
一、司法调解实施过程司法调解实施过程是指,法庭在判决案件前,对双方当事人提出调解请求,由专职调解员受理,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
在该过程中,调解员具有中立性,帮助当事人交换意见、协商解决纠纷。
过程中,法官可以进行监督,保证调解过程透明、公正、合规。
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案件得到解决,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节省了当事人、法院等社会资源。
二、效果评估司法调解的效果评估至关重要。
其中,主要涉及的指标有:调解成功率、调解时效、和解协议执行情况以及当事人满意度等。
调解成功率因地区、时间等诸多因素而异。
调解时效则需考虑调解员专业水平、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等。
和解协议执行情况是评价一个司法调解案件的关键因素,也是激励当事人愿意选择调解的最终目的。
当事人满意度反映了司法调解的公信力、公正性和专业性。
三、遗留问题司法调解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遗留问题,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 调解员队伍建设问题。
在一些地区,由于调解员技术水平、社会诚信等问题,使得一些案件无法成功调解,调解效果不佳。
因此,加强对调解员队伍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诚信度,将是司法调解实践中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2. 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问题。
司法调解的有效实施,需要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社会信仰体系。
缺乏对司法调解的制度支持和舆论认同,可能会削弱双方当事人对司法调解的信任感和主动性,限制司法调解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司法调解是一种有效促进纠纷解决的方式,在中国各地的逐渐推广得到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实践中仍面临许多问题,需要法院和相关机构共同努力解决,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司法调解制度对公正的潜在影响——以博弈论为研究范式内容提要:通过博弈论概念工具分析司法调解表明,高调解率的激励制度可能加大法官利用法律信息不对称进行调解,扭曲司法的中立性,妨碍司公正的实现。
我国现行调解和法官考评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为法官的不正当调解留存较大机会主义空间。
司法和谐要求法院在加大调解力度的同时保证调解自愿,为此,必须着力从宏观的司法环境及微观的调解机制两方面入手,通过内部规范及司法公开等途径实现审判权的正当运行,引入判例制度和精细化管理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建立健全调审分离和司法部正当利益的隔离制度,强化除法院之外的第三方调解职能,确保司法公正。
以下正文:现行法学共识表明司法调解在法院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获得充分肯定,但在追求高调解率的背后,是否存在消解司法公正的负面因素?当前调解制度是否尚有可改进之处?如何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对调解制度进行优化?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一、司法调解的历史图景(一)司法调解的政策变迁作为司法政策权威映射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可以折射出司法调解的政策变迁。
从198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调解”一词出现的次数如下:表一:“调解”一词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出现次数调解次数趋势图(图一)图表可见,1990年之前,“调解”一词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出现的频率颇高的,且多有开展调解工作的专门论述。
从1991年开始至2002年,调解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少,有多年仅出现1次,内容多为指导人民调解委员工作或载明调解结案数。
2003年后,以加强人民调解为契机后,调解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出现的次数高歌猛进,在2011年达到了25次。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文件等司法性政策来看,调解的地位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呈现出“V”字型的发展趋势。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直至改革开放,调解作为党的司法政策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
其中1991年民诉法将1982年民诉法中“审理案件着重以调解结案”变为“调解与判决并重”,即自1991年后,调解作为结案方式的地位随着国家司法政策逐渐弱化,而判决和裁定作为结案方式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
如1999年10月20日印发的首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无任何涉及调解的内容。
①2002年调解方面民事司法政策出现重大转型,调解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该年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由于调解被认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题相契合,其作为司法政策不断受强化,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正式确定了“调解优先”原则。
在当前“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下,分析历史上的调解数据并挖掘数据后面的规律愈发具有指向意义。
②(二)全国法院1988-2011年调解数与调解率表二全国法院1988-2011年一审案件调解数与调解率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5年的《人民法院第二个改革纲要》、2009年的《人民法院第三个改革纲要》均有大量有关完善调解制度的内容。
②笔者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民事调解率趋势图(图二)上述图表显示,民事一审案件调解率以2003年为分水岭,调解率从1988年的73.82%大幅下降至1991年的59.62%,在1991年至1993年期间均保持在59%内,随后平缓下降,2003年调解率到达谷底29.94%,随后又逐年以缓慢的形式持续上升,2011年达到40.64%。
(三)全国法院各类民事案件的调解率表三:全国法院2002年至2011年各类民事案件的调解率③③ 笔者将侵权纠纷调解率数据设为2002年至2006年为人身损害赔偿、人身权纠纷和特殊侵权纠纷,2007年后包括人身权纠纷和特殊侵权纠纷,数据来自相关《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侵权纠纷类型案件占侵权、权属纠纷及其他纠纷类型案件比重较大(在2002年约占该类型案件39%,以后逐年一升,至2011年约占了61%),故笔者用“()”另列出。
上述图表可见,2002年到2011年各类民事案件的纠纷调解率总的来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婚姻家庭、继承纠纷调解率从2002年的43.09%到了2011年的47.72%,而同期合同纠纷调解率从27.44%到36.48%,侵权、权属纠纷及其他纠纷调解率则从18.92%到42.00%。
将上述各类案件的调解率根据类型进行方差检验(包括T检验),结果为三类纠纷调解率具有显著性差异,可以将婚姻家庭、继承调解率归为一组,合同纠纷调解率与侵权、权属纠纷及其他纠纷调解率归为另一组;另从三类案件调解率的偏差系数来看,婚姻家庭、继承纠纷调解率最为稳定,其次为合同纠纷调解率,侵权、权属纠纷及其他纠纷调解率变化最大。
④(四)调解相关数据背后的反思从2002年起,在司法调解投入不断加大的10年间,甚至在部分地方强调零判决的同时,2003年到2011年调解率仅增长了10.70%,平均每年约增长1.34%,而从1988年起调解率73.82%则骤降至2003年的29.94%,平均每年约减少2.93%;从2002年起各类民事纠纷的调解率增长幅度不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调解率10年仅增长4.63%,而同期侵权、权属纠纷及其他纠纷调解率则增长了23.08%。
这就引④笔者采用SAS9.12软件进行检测。
SAS软件全称为“统计分析系统”,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统计软件,以显著性0.05作为检验标准。
出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调解率存在增缓减骤现象?为什么在加大司法调解投入后各类案件调解率增长幅度不一?司法调解在实际社会生活是如何运作的?司法调解投入对调解率是否存有社会收益边际递减效应?司法调解是否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基于此,笔者利用博弈论这一“研究理性个体在相互依存时如何作出决策”学科⑤,来分析探究法官为完成调解最大化目标所可能采取的方法。
⑥二、司法调解的博弈分析(一)司法调解过程中博弈的基本要素现对博弈论中调解激励机制是否会带来法律所要求的均衡进行考察,以探索如何通过司法调解更公平地实现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在司法调解商讨过程中,原告对各种受损的情形进行拟定要价方案,并以要求法院作出裁判为该方案实现的隐性保证。
被告可以接受该方案,也可以拒绝该方案后提出新方案。
据此,原、被告双方均有足够的动力参与价格商讨机制,且双方对损失的补偿标准有相应的心理预期,原被告之间的商讨过程近似于一个全信息的损失补偿议价博弈。
司法商讨过程需要投入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且法律规定有审限要求,原告的要价过程存在时间预期,超过该时间预期的,原告则向法院放弃调解申请裁判。
上述过程应用博弈论的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将司法调解过程中⑤格若赫姆·罗珀著:《博弈论导引及其应用》,柯华庆、闫静怡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页。
⑥目前调解率是体现法官办案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会影响该法官在领导心中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往往对其职位的升迁有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物质效用的实现。
关于法官的激励因素,可见艾佳慧:《中国法官最大化什么》,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三卷,苏力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98 页。
博弈的要素概括如下:⑦1.参与人。
完整的司法调解场域中参与人有五方,即原告、被告、原告代理人、被告代理人、法官。
整个过程来看,博弈的内容主要是在原告和被告展开的,代理人作为信息的提供人和辅助人参与此过程,法官作为一个潜在的最终威慑力量存在。
2.行动以及行动的顺序。
在损失商讨过程中,原告和被告的行动集合包含报价、接受或者拒绝。
当协议无法达成时,原告唯一的行动选择是通过引入法律规则,要求法官作出裁判;原告或被告对法官裁判不满时提起上诉。
该过程是一个具有先后顺序的序贯博弈,为一种双方轮流报价的议价模型。
作为结案的一种方式,没有考评等外在影响时,法官的行为选择是无偏的,即对于调解和判决并无任何偏好;但是在现行激励制度下,法官的行为选择偏向调解而非判决。
3.司法信息。
由于司法过程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过程,如果法律有效,则原被告双方可以就损失补偿方案形成一个无偏的估计。
理想状态下这是一个法律信息完全的博弈过程,在此过程中代理人或法官提供充分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代理人或社会提供的是一种法律上的“共同知识”,由于法官对于证据存在自由心证,对裁判结果存在自由裁量权,法官裁判过程影响的信息要素并不完全为外界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根据法官在调解过程中所提供信息作出的判断比当事人根据其现有信息对判决结果进行判断更具有准确性。
⑦博弈的要素包括参与人、行动的顺序、信息、策略、收益、结果、均衡七个方面,相关内容参考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1页。
4.策略。
在司法商谈机制中,原告提出的策略是利用法律作为潜在威慑取得利益,而被告的策略可能是多种的,如通过商谈等方式拖延时间,或采用转移财产等方式对原告施压。
法官则根据行动选择不同的策略。
进行判决时,法官的理性选择是对不满判决的当事人充分阐明其判决依据,以使当事人放弃上诉。
当法官存有调解偏好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出价存有差距,法官的策略是通过向双方当事人各自阐释其不利的信息,隐藏其有利的信息,使各方当事人作出让步,以达到调解的目的。
5.收益函数。
在诉讼中原告所得就是被告所失,原被告双方所进行的博弈是零和博弈。
由于存在商谈的时间、精力,原、被告双方的收益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收益下降。
在外在激励制度下,法官(或法院)的调解收益是远大于判决的收益的:(一)现阶段调解作为法官司法能力考评的主要标准之一;(二)由于调解不存在上诉的风险,对于上级法院来说减少了工作量,对于作出调解的法官来说减少了被改判的风险。
由于调解需要花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官的调解其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性。
(二)信息充分性对司法调解的影响1.司法调解结果与法律均衡点的偏离程度首先假设下列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所有一审裁判案件都可能上诉,二审法官将严格地纠正一审裁判的错误,一审法官基于考核的要求,倾向于通过调解来避免上诉。
第二,当事人的理性预期争讼金额建立在法律信息强状态下,同时当事人如果处于法律信息弱状态,则推定不具有理性预测争讼金额的能力。
⑧第三,所有生效裁判将被严格有效地执行。
调解可以理解成一种出价和还价的机制,现假设依据法律规定获得的数额为社会最佳效益的法律均衡点,当事人都有偏离法律均衡点的诉讼倾向,即原告要求的赔偿金额都大于法律均衡点,被告愿意承担的赔偿金额均小于法律均衡点。
⑨原告和被告的法律信息状态不同,结果各异。
下面简述各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