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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书画赏析赵佶书画赏析赵佶（1082-1135年），宋神宗之子，宋哲宗之弟，1100年宋哲宗去世，因膝下无子，赵佶继承帝位，成为北宋第8位皇帝，即宋徽宗。
赵佶的书法，取法于薛稷、褚遂良诸家，后在长期的探索中，将诸家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
出笔较薛、褚等更为瘦劲挺拔，撇如竖匕，捺如切刀，竖钩细长，笔致清朗，行笔瘦劲俊美，飘然乎宛有道家仙风，名之为“瘦金书”。
现在流传于世的赵佶款绘画作品，无论是其亲笔与否，艺术价值却是十分珍贵的，皆是宋代宫廷绘画艺术风貌的真实体现，对于研究宋代宫廷绘画的发展历程亦具有重要价值。
赵佶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他在书画艺术史上确是拥有巨大成就的。
他对于书画艺术的痴迷，极大地推动了宋代书画的重大发展，他以科举的方式，用古人的诗词作题在全国选拔画家，成绩优良者任用为翰林画院侍诏、袛候等职，专职从事宫廷书画创作，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
在他完善的画院体系中，出现了许多对于后世有深厚影响的画家。
他们的优秀技法直接发扬了宋代院体绘画精工细丽的风格，为后世留存了大量的珍贵作品，使令人得以一睹珍貌。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北宋第八代皇帝。
1100～1125年在位。
年号先后为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
宋神宗赵顼之子, 哲宗赵煦之弟。
他重用蔡京、王黼、童贯、高俅、朱□、梁师成、杨□、李彦等人，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是北宋最荒淫腐朽的皇帝。
置造作局，专门制造供皇室享用的奢侈品。
又设苏杭应奉局，搜括民间奇花异石，用大量船只一批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
在开封用人工筑成一座周围十余里的艮岳，在山上兴建亭馆楼台，耗费巨万。
设“西城括田所”，以没收荒地及户绝田为名，霸占大量民田。
他迷信道教，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设道官阶二十六等，和政府官吏同样领取俸禄。
徽宗的腐朽统治，激起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见方腊起义）。
景观设计研究》⑹对绘画本身做初步鉴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景观设计的主要特点，进一步挖掘了其艺术魅力和内涵。
二、《听琴图》与“听琴”美学《听琴图》堪称人物画的杰作，纵81.5厘米，横51.3厘米，绘有弹琴、听清、童子计四人。
画中中心人物身着黄冠缁服，端坐石墩上，双手轻抚琴弦，姿态悠然。
三位听众则各有神态，栩栩如生：右一人纱帽红袍，俯身侧坐，神情陶醉；右一人纱帽绿袍，抬头仰望，神思飘飞；蓬头童子站立在一旁，用心聆听，神情单纯。
画面中的人物各具神态，刻画细致生动。
画面处理简洁而精致，以一株挺拔的松树为背景，主体人物在树下抚琴，听者分列两旁，坐于石墩上。
除了琴案外，只有一几一炉，点缀着整个画面。
主体人物对面是一块小巧玲珑的山石，古鼎中插着一束鲜花，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高雅的庭园氛围，所有的布景和道具以及次要人物的位置都恰如其分地围绕着主人公的演奏而布置。
整个画面的气氛仿佛使观者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之中的琴音和轻风，使人感觉自己也身处于这幅画所描绘的场景之中。
画面上方题有蔡京所题的七言绝句一首：“吟征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风松。
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
”右上角有宋徽宗赵佶所书瘦金书字体的“听琴图”三字，左下角有他“天下一人”的花押。
蔡京的题画诗也为解读《听琴图》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
这首诗通过对琴的描写，暗示了徽宗皇帝的高雅品位和卓越琴艺，同时也表现了官员们在音乐中的沉醉和共鸣。
“灶下桐”和“无弦一弄”分别引用了蔡邕和陶渊明的典故，暗示着徽宗对琴的品位和造诣，以及官员们在音乐中的愉悦和领悟。
整首诗围绕着琴展开，传达出一种超越物质形态的美学境界，体现了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思想。
151《听琴图》呈现了宋徽宗抚琴而其他三人被琴声所感染的场景，将“琴”引入画面，以琴为核心，通过无声“抚琴”的画面引领整个作品氛围。
画面呈现出道家思想与古琴美学相契合的一面，强调自然之美，彰显了“大音希声”与追求“淡泊”为核心的思想。
中国山水画中的道家思想中国山水画是中国绘画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以“崇尚自然”、“追求永恒”为核心思想，与道家思想有紧密联系。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一，其核心理念是“道法自然”，关注自然的无为而治和自由自在。
中国山水画中的道家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山水画强调“崇尚自然”。
道家认为自然是大道的表现，崇尚自然就是崇尚大道。
中国山水画以山水风景为主题，追求表现自然界的壮丽景色，以此来表达对自然的崇敬之情。
画家们通过描绘山川河流、园林树木等自然景观，展示出自然界的美妙和壮观，同时也传递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之情。
中国山水画注重“追求永恒”。
道家强调物极必反的思想，认为凡事皆有其生命周期，既有兴盛也有衰败。
山水画追求永恒的意境，希望通过绘画艺术在有形之外表达出无形的永恒之美。
画家们常常选择富有象征意义的山川水流作为描绘对象，以其壮丽而恒久不变的形态，来表现出永恒不变的美丽。
中国山水画推崇“无为而治”。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自然的自我调节和平衡，认为万物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运行，不需要人为干预。
中国山水画中，画家们通过运用笔墨的技法和构图的手法，展现出自然景观的自然运行和调和之美。
画中的水流、山石、草木等元素都展现出一种平衡和协调的状态，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
中国山水画中还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自由自在的精神。
道家认为自由是大道的根本特征，强调个体应该摆脱束缚，追求自身的自由自在。
中国山水画中的画家们常常以巨大的意境和虚无缥缈的笔墨表达对自由的向往。
他们通过自由的笔触和意境的创造，展示出山水画独特的魅力和内涵，表达出一种追求自由自在的心灵状态。
中国山水画中的道家思想体现在它的“崇尚自然”、“追求永恒”、“无为而治”和“自由自在”的艺术表现上。
中国山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博大精深的内涵，为人们呈现出一幅幅富有哲学思考的画卷，向人们传递着道家思想中关于自然、自由和无为等方面的深刻启示。
宋徽宗的密码作者：杨冰华来源：《创意设计源》2017年第04期[摘要]宋徽宗御笔画《五色鹦鹉图》就像其本人一样具有争议，杏花、鹦鹉虽不敢断定为徽宗御画，但瘦金体题诗为其亲笔无疑。
宋徽宗信奉道教，追求祥瑞，组织宫廷画师绘制诸多祥禽瑞草，编撰《宣和睿览册》，寓意天下太平，福物致祥。
徽宗将其艺术才华作为统御国家的手段，其本人生于不吉之时五月五日，但通过五瓣杏花、五色鹦鹉、五瓣梅花、五色锦鸡等祥瑞之物，将数字“五”神异化，标榜自己为五德俱全的有为圣君。
[关键词]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宣和睿览册》；《芙蓉锦鸡图》；《梅花绣眼图》[Abstract] There is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China and his work The Painting Five-colored Parakeet on a Blossoming Apricot Tree.Though the apricot and parakeet made by himself whether or not， the note poem character has no problem. Emperor Huizong believes in Taoism and go after the auspicious， he finishes the famous book Xuanhe Ruilan Ce （《宣和睿览册》） at last. Emperor Huizong makes use of his artistic talent as the mea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He makes the unlucky number WU（五）， his birthday unusual in the ancient China， its means he is a good， wise emperor like the number.[Key words] Emperor Huizong； ThePainting Five-colored Parakeet on a Blossoming Apricot Tree； Xuanhe Rui-lan Ce； Painting hibiscus and golden pheasant； Painting plum and white-eye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像宋徽宗那样具有争议，论者无不批评其祸国殃民，穷兵黩武，却也不能不佩服其卓越的书画才华及对中国书画艺术的贡献1。
浅谈宋人花鸟画姓名：符凡凡班级：2011级室内一班学号：201111850392摘要：花鸟画是宋代宫廷画院绘画的重要类别，在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
宋代宫廷花鸟画家极重视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他们笔下的花果草木，务求生动逼真，合情合理，一丝不苟。
其表现精工细丽，设色浓重典雅，造型周密端庄，反映出宋代宫廷贵族的审美特征。
宋代院体花鸟画之所以能够在传神方面达到很高的境界，在于能够从自然万物中直接取得，生意趣味浓厚是其重要的特征。
宋代院体花鸟画对后世影响致深。
通过对两宋院体花鸟画的学习和研究让我们对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工笔花鸟画艺术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宋代花鸟画代表作品技法科学性意境影响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画，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画的雏形，而中国花鸟画，由一开始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到形成一个独立的画科，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到了宋代，花鸟画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么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宋代花鸟画呢？宋代花鸟画有很高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在绘画中的体现，通过一幅幅宋人花鸟我们就能感受到。
当我们打开宋人画册时，我们会为每一幅作品栩栩如生的气魄所感染!就算是一幅小品，也大气磅礴，动静有序，一支花，一丛叶，都充满了自然的灵气。
所刻画蜻蜓鸟虫，无不活灵活现，楚楚动人，有振翅欲飞的感觉，如果说现代画家对于生活的观察，可借助于照相机，能够以高速快门拍下禽鸟飞动的瞬间。
但是在宋代，没有照相机，全靠画家细心的观察和领悟，才能把鸟画得活灵活现。
中国工笔花鸟画也被称为“帝王艺术”，两宋是工笔花鸟画的黄金时代。
当时涌现出了很多有名的画家，可谓人才辈出。
宋代以来不断完善画院体制，提高画家地位，按职位设立画学士、艺学、待诏、祗候、供奋等名目。
宋徽宗时设立画学，正式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的一部分。
徽宗朝兴“画学”，在封建社会里是空前绝后之举，因为此前和此后绘画都没有被列入国家科举制，它培养了许多画家，提高了画家绘画能力和文化修养，促进了绘画的发展。
艺术品知识北宋赵佶柳鸦芦雁图“柳鸦”段上海博物馆藏北宋赵佶五色鹦鹉图波士顿美术馆藏（传）北宋赵佶芙蓉锦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辉兼探《五色鹦鹉图》卷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
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
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政治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
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
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政治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崇道为本的统治思想赵佶(1082－1135年)出生于元丰五年的宋宫里，其生日正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
其母在怀他之前，其父神宗曾去秘书省赏阅南唐李后主的肖像，生赵佶时，神宗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谒，使后来的宋徽宗“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
这虽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但却暗示了赵佶的命运与李煜何其相似。
赵佶是宋代第八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第五代孙，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哲宗赵煦的弟弟。
元丰八年(1085年)，三岁的赵佶被封为宁国公，后又被封为遂宁郡王。
元祐八年(1093年)，赵佶被封为端王，时年十一岁。
《宋史》贬斥他为人“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为政“怠弃国政，日行无稽”，为艺“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从政治到艺术，给予彻底否定。
事实上，宋徽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面是客观地推动了宋代宫廷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这时的宫廷绘画获得了空前的业绩，妥善保存、著录了一大批历代先贤的法书名画。
作为一个宫廷文化的管理者和一个艺术家，他充满了睿智和才情，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艺术家。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宋徽宗重在管理宫廷文化机构而忽略掌管国家社稷，以宫廷艺术的进展代替民族兴旺，必定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而这正是宋朝长达一个半世纪片面“文治”的结果，“文治”的极端化必然会出现弊端，即“艺治”削弱了政治。
SHUIMODANQING 水墨丹青53（五）迈向近代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道教学者是全真龙门派居士陈撄宁，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神仙学”理论，意在促进道教与时俱进。
（六）重获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法律和政策上保证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在全真龙门派祖庭北京白云观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
三、道教思想道教认为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
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
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
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道教五行及五色道教五行讲木、火、土、金、水，与五行相对应的五色为青、赤、黄、白、黑。
青色来自木，是因为草木青翠，和春天的颜色一样。
赤色来自火，是火的颜色赤红，象征诚意与礼仪。
黄色源自土中原土壤颜色。
尧、舜、禹和夏、商、周、秦、汉发祥地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上。
白色对应金，是和白银及金属相关。
黑色来自水，是由于水的五行方位在北方或后方，位置阴暗而发黑。
水又来自天空，天色玄，玄有黑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五行五色的运用很常见，我们所见颜色的运用不仅仅是因为感官上的好看，还有五行的运用，五行通过五色来传达作者或权力者的信息，五色属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绘画语言，有着深刻含义。
五、道教五行五色在绘画中的运用五色之间是相生相克相制相化的。
五色相生：土（黄）生金（白），金（白）生水（黑），水（黑）生木（青），木（青）生火（红），火（红）生土（黄）。
2020-06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浅析宋徽宗赵佶的画作《瑞鹤图》李雯燕（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浙江温州325000）摘要:宋徽宗名赵佶，号宣和主人，北宋皇帝，书画家，擅长花鸟画。
在宋徽宗时期，大力发展画院，改变了宋以前的绘画风格。
本文从画作背景、构图特点以及设色等方面对赵佶《瑞鹤图》进行分析，浅析宋徽宗《瑞鹤图》的绘画构成。
关键词:赵佶；瑞鹤图；宋代中图分类号：J21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8-0048-01一、前言宋徽宗赵佶，是古代少有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皇帝。
关于赵佶的降生，民间传闻他是南唐后主李煜的托生，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可信，但赵佶与李煜一样，治国昏庸但在艺术上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
《瑞鹤图》就是他执政期间所创作的作品之一。
二、画作《瑞鹤图》的背景北宋政和二年元宵佳节第二天清晨，皇城宣德门城楼上空，晨雾弥漫，云烟缭绕，天空中出现了一群仙鹤，在空中久久盘旋，不肯离去。
引得皇城宫人纷纷停下仰头惊诧，驻足观看纷纷称奇。
当时徽宗看到这个场景兴奋不已，认为是这一吉兆预示着宋朝国运兴盛，便将此景绘制下来并提诗记录。
但这个时期的北宋已经开始衰落，民间开始出现频繁出现小规模的起义。
而徽宗信道教，鹤又是道家文化的象征，徽宗是想借由“祥云瑞鹤”此景来安慰自己天下太平并安抚民心。
三、构图特点从构图上看，《瑞鹤图》将风景与花鸟结合起来，并采用了居中式的构图方法。
《瑞鹤图》中的宣德门屋顶及宫殿比例切实，将宫殿结构描绘的工整细致，宫殿周围的祥云又打破了宫殿的规整，使画面看起来不会过于呆板。
在《瑞鹤图》中，仙鹤占据画面大部分，画面上空灵动飞舞的仙鹤与下方的精致平稳的宫殿形成强烈对比。
鹤群有聚有散，仙鹤的运动轨迹看似随意，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的妙处，试着移动其中一只仙鹤的位置就会发现，可能会与画面中其它仙鹤相撞重合。
因此，这种看似随意的构图，背后其实是赵佶的精心安排。
宝殿两端各立一只仙鹤，左边半蹲，右边直立，上方盘旋的仙鹤分别朝着左右两只仙鹤飞来。
试论宋徽宗宋孝宗崇道的异同宋徽宗赵佶，宋孝宗赵昚，两位皇帝都是北宋时期的国君，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他们的统治下，儒家思想和道教信仰都得到了重视和推广。
下面将从崇道的角度，对宋徽宗和宋孝宗的异同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看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在位期间，他十分崇尚儒家思想，积极推行儒学教育。
他亲自编纂《大宋国史》、《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并将其编印成书，作为皇家的教育用书。
他还支持和倡导了朱熹的理学，并将其列为国学正统，使得理学在北宋时期达到了巅峰。
宋徽宗在推广儒学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而在信仰方面，宋徽宗也非常崇尚道教。
他成为了北宋时期道教的坚定信徒，经常参加道教的活动，甚至还曾经宣布过自己是道教的继承人。
他在位期间，还多次下令修建道观，捐献宝马宝器，兴修寺观，奉祀神灵，并设立了皇家道场，成为了北宋时期道教的保护者。
接下来，我们转而看看宋孝宗赵昚。
宋孝宗在位期间，对儒家思想同样极其重视。
他推崇孔子的儒学，倡导孔孟之道，频繁招贤纳士，并积极重用儒学大师。
他还亲自主持了《太和正音谱》，为儒家音乐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信仰方面，宋孝宗同样对道教充满了热爱。
在位期间，他多次下旨严令各地修筑寺观、塔庙，奉祀神灵，捐赠宝马宝器，设立了国家道场，并定期亲自主持大型的宗教仪式。
他还委托有名的道士董裕，编纂《太平六合典》，并将其定为国家的宗教经典。
宋孝宗在推广道教方面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宋徽宗和宋孝宗在崇道方面的异同。
在儒学方面，两位皇帝都非常重视，宋徽宗倡导了理学，而宋孝宗推崇孔孟之道，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在信仰方面，虽然两人都非常热爱道教，但宋徽宗更加积极地支持了道教，包括修建道观、设立皇家道场等，而宋孝宗在这方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且积极委托道士编纂宗教经典，宣扬道教思想。
宋徽宗和宋孝宗在崇道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在儒学还是在道教方面。
他们的统治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宗教融合的时期，也是儒道合一的时期。
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国艺荟萃东方早报作者余辉2013-11-27赵佶《芙蓉锦鸡图》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
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
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政治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崇道为本的统治思想赵佶（1082－1135年）出生于元丰五年的宋宫里，其生日正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
其母在怀他之前，其父神宗曾去秘书省赏阅南唐李后主的肖像，生赵佶时，神宗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谒，使后来的宋徽宗“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
这虽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但却暗示了赵佶的命运与李煜何其相似。
赵佶是宋代第八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第五代孙，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哲宗赵煦的弟弟。
元丰八年（1085年），三岁的赵佶被封为宁国公，后又被封为遂宁郡王。
元祐八年（1093年），赵佶被封为端王，时年十一岁。
《宋史》贬斥他为人“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为政“怠弃国政，日行无稽”，为艺“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从政治到艺术，给予彻底否定。
事实上，宋徽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面是客观地推动了宋代宫廷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这时的宫廷绘画获得了空前的业绩，妥善保存、著录了一大批历代先贤的法书名画。
作为一个宫廷文化的管理者和一个艺术家，他充满了睿智和才情，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艺术家。
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宋徽宗重在管理宫廷文化机构而忽略掌管国家社稷，以宫廷艺术的进展代替民族兴旺，必定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而这正是宋朝长达一个半世纪片面“文治”的结果，“文治”的极端化必然会出现弊端，即“艺治”削弱了政治。
徽宗登基伊始，在物质享受方面，找到了“丰亨豫大”的理论，曲意引用《周易》之句“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鼓吹当今已是太平盛世，君王应心安理得地尽情享受天地物华。
他采取崇道抑佛的国策，特别是在政和末至宣和初，他听信林灵素妖言，诋毁佛教，“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
赵佶的治国思想主要来自于道教，深信崇仰道教将会给国运带来转机，他常常身着紫道袍，被奉为“教主道君皇帝”和“道君太上皇帝”。
他编撰道教历史书籍，如一部《仙史》收录五万名道，刘混康、王老志、林灵素等道士相继受到他的恩宠。
他的治国之策大多来自于妖道们的呓语和妄言，如政和七年（1117年），一位道士向他献计：将宫墙外东北部的地面增高，必有多子之福。
于是，赵佶在那里堆成一座万岁山，完全按照道教八卦所列的艮方叠土数仞而成，故更名艮岳，耗时六年之久，靡费国资不计其数。
艮岳占地方圆十余里，其间除营建了许多亭台楼阁之外，还命童贯、朱勔等奸佞之臣操办花石纲。
童贯早在崇宁元年（1102年）就已奉诏在苏杭置造作局，拥有千余名各类艺匠为宫廷制作器用，取材十分昂贵，如象牙、珠玉、犀角、金银等皆为寻常之料。
四年后朱勔又奉旨领苏杭应奉局。
他们专事花石纲之职，将从苏杭等江南名胜之地掳掠来的奇花异草、怪石巨木等用纲船运至京师，故称花石纲，有些花石体积庞大，朱勔责令搬运夫们毁墙上路、拆桥过河，引起受害地区人民怨声载道，由此引发了浙西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
大量的花石在艮岳里浓缩了庐山、天台、雁荡、三峡和云梦等地的自然景观，景观中豢养了许多珍禽异兽。
徽宗曾作《艮岳记》赞赏不已：“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
”除此之外，他还营造、修建了规模与之相当的延福宫、宝真宫、龙德宫、九成宫和五岳观等道教宫观，用石累以万计。
这些巨大的营造工程为宋徽宗提供了行乐、赏玩和搜寻创作灵感的场所。
为崇道服务的艺术观念徽宗的绘画活动不是孤立的，与道教、儒教建立了密切关系，要把他的绘画活动与他所进行的道教活动联系起来。
他处心积虑地寻找花石纲和各种祥瑞之物，其目的有三：首先是出于满足帝王的占有欲；其二是为了寻求国家的祥瑞所在，以此稳定朝廷、安抚民心，恰如邓椿所云“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其三是为他的绘画创作提供素材。
徽宗的大部分“政绩”就是他精心绘制的诸多祥禽瑞草。
徽宗在赐宴时，常常向群臣宣示新作，昭示国运将临，如政和五年（1115年），他向赴宴者展示《龙翔池鸂鶒图》，群臣“皆起立环视，无不仰圣文，睹奎画，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足以震慑群臣。
在充满了道教神仙思想的徽宗看来，描绘祥瑞之物的工笔花鸟画不但是艺术创作，而且是祈祷国家和民族福祉的独特形式，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对此，他迷信至极。
他要在大自然中发现那些预示国家运兆的祥禽瑞草，并把他们图绘下来，集腋成裘，永世珍藏。
这些被精心描绘下来的祥瑞将会给他的统治带来信心，从中自我陶醉。
如端门上空的白鹤、玲珑石上的瑞草、芙蓉枝头的锦鸡、杏花枝上的鹦鹉，等等，使徽宗和臣子们沉浸在这些繁花似锦的“国运”幻境里而贻误了多少战机！徽宗是一个具有一定创意的师古主义者，他的艺术观念统治了北宋后期的宫廷画坛，影响了八百多年的花鸟画写实手法，其绘画观念集中在《宣和画谱》中。
他认为构思要能够引起观者的遐想，余韵无限，强调绘画传自然之神。
他对艺匠的绘画要求是写实至真、细节毕肖，对宗室成员的绘画则更加注重笔墨意趣。
他将道释绘画尊为十门之首，尤其是在《宣和画谱》里将道教绘画排在佛教绘画之前。
他认为，有志于“道”者，不能忘却“游于艺”，但《宣和画谱》著录最多的是花鸟画，录有2786幅花鸟画轴，为各画科之冠。
画谱中洋溢着作者对花鸟画的极度热情，把花鸟作为天地之间的精粹，称赞花鸟画有着“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的特殊功用，“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
徽宗的花鸟画，可称之为“仙境绘画”，如他在政和（1111－1118年）初期，完成了巨幅宏制《筠庄纵鹤图》，画了二十只仙禽，邓椿评赏它们“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惊露舞凤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
寥寥数语，如观其画。
徽宗把仙鹤的动物特性拟人化，展现了典雅高洁的自然品格。
徽宗认为要强化自然物像的审美特性，如牡丹芍药与鸾凤孔翠使之富贵，松竹梅菊与鸥鹭雁鹜必见幽闲，“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他推崇的画家是：“（唐代）薛鹤郭鹞，边鸾之花，至（五代）黄筌、徐熙、（北宋）赵昌、崔白等，其俱以是名家者”，他竭力反对当朝工巧有余而殊高韵、设色轻薄却多浮艳、曲尽其态但无骨气的花鸟画。
赵佶为端王时，画名和耍玩之名早已传遍朝野：“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指宋徽宗）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国史、射御而已。
当绍圣、元符间（1094－1100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
初与王晋卿诜、宗室大年令穰往来。
……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
”研究赵佶的绘画艺术，不可不关注这位花鸟画家吴元瑜（生卒年不详），字公器，开封人，他活动于北宋中期，早年曾侍奉于神宗子吴王赵佖的府邸，官至合州团练使。
其“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
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宋徽宗）画本崔白，书学薛稷。
凡斯失其源派矣”。
吴元瑜常来端王府邸里作画，十几岁的赵佶从老年的吴元瑜那里粗知花鸟画的画理和画法。
吴元瑜与其师崔白一样，将描绘野情野趣的残荷野卉和飞禽惊兽等铺陈到宫中，一并革除院体花鸟画中缺乏自然情趣的弊端。
因此，赵佶的艺术观念是追求物像变化生动和写实求真。
他对宫廷画家的艺术要求尤为苛严，首先集中在艺术手法上的写实和细微情节上的真实。
他对宫廷画家提出的诸多写实规矩足以说明他的绘画观念，如“正午月季猫眼一线”、“孔雀升墩举左腿”等表现动物的故事。
《宣和画谱》有云：“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
”其“变”，就是“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取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画手指盛，追踪前辈，盖元瑜之力也！”黄筌、黄居寀父子以华贵富丽之色精心描绘了皇苑里珍禽异兽的静穆之态，传人不绝。
吴元瑜与其师崔白一举打破黄家父子垄断了宫廷花鸟画达一百多年的统治地位，以十分自然淳朴的笔墨描绘了诸种动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动植物的野情野趣等，同时还保留了“黄家富贵”的气息，特别是将黄家父子笔下孤立的个体动物变成了互有关联的生命群体。
如崔白的《寒雀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双喜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在这方面，徽宗的工笔设色画注重保持“黄家富贵”的绘画特性，其水墨画承接了崔白注重表现自然情趣的创作轨迹。
《宣和睿览册》与徽宗真迹宋徽宗一生书画作品十分丰富，他主要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曾自谓道：“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
”徽宗对绘画的兴趣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昼日不居寝殿，又以睿思（殿）为讲礼进之所，乃就宣和（殿）燕息。
”徽宗最突出的艺术成就集中在花鸟画上，他继承了其师吴元瑜、师祖崔白等名匠注重生活情韵、艺术风韵的创作思路，以其纤巧工致、典雅绮丽的画风，创立了“宣和体”。
表现征兆国运的祥瑞之物，是徽宗花鸟画创作的主题，他相信这些吉兆能够给他的政治统治带来祥运。
徽宗面对“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臻无虚日，史不绝书。
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籞；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橘、骈竹、瓜花、米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记：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
复有素馨、茉莉、天竺婆罗，种种异产……赋之咏歌，载之图绘，续为第二册。
已而……亦十五种，作册第三。
有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
增加不已，至累千册。
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
可见，《宣和睿览册》囊括了各种祥瑞之物，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共有一万五千幅图，体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追求“丰亨豫大”的审美效果，是一部佐有诗书文的大型集册。
《宣和睿览册》的一万五千幅图多数为工笔画，这相当于几十位专职画家一生之作的总和，就宋徽宗个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人为之的。
徽宗常延请宫廷画家为之代笔，数量极大。
代笔画主要是细笔写实一类的山水、花鸟、人物等画科，目前所能得知的代笔者有刘益、富燮。
事实上，为徽宗代笔作画的宫廷画家远远不止刘益、富燮二人，还应该有更多的专事“供御画”者，所以，在北宋后期的花鸟画上，很少看到画家的名字，可能他们终身为徽宗代笔奉献了。
他们的代笔画被称为“供御画”，徽宗在其上题诗或押署并钤印，即为“御题画”。
关于哪些是宋徽宗的真迹，鉴定界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名款为鉴定标尺，即凡宋徽宗书有瘦金体“御制御画并书”，还有“天下一人”花押及“御书”（朱文）和双龙印玺者，便是徽宗真迹，“御制”是特指画中的诗是徽宗作的；其二，以书画风格为据，重在其书画艺术的本身，名款只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