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连载（四）：南迁北返上篇:南迁苏州篇第一章颠沛流离弦歌不辍——在苏州三个月复课五、医学院学习掠影（1946－1949年）作者:郭素筠我于1946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圆了我读大学的梦。
我们学习和住宿均在河大分校——繁塔。
当时的院长是张静吾教授，他在德国学习神经科。
由于学校从陕西迁回不久，所以教学设备还比较简陋，几乎无教具。
解剖学无完整的骨架，只有几张挂图或几个四肢骨，让学生比着自己画图，标明解剖名称，幸好当时国立学校有公费，将每月伙食费节余的钱购买解剖书和其他科的教材。
在我们住宿院子的后面有一个农场，有一台联合收割机供农学院使用，我们在早上或晚饭后可在农场看书散步。
在1947年5月28日的上午，校园被国民党武装人员包围了。
即不能学习，也不让外出，有便衣及武装人员搜查每一个宿舍，查看学生证及书籍，在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中没查到他们需要的对象，据说其它院有学生被逮捕了。
由此可见在专制独裁的政权下，青年已失去学习的自由权利。
后来，我们医学院的学生迁回校本部。
学习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有正规的教室、解剖室、图书馆。
医学院的院长换为张汇泉教授，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是学组织胚胎的。
我们的组胚课就是由他教授。
有一次，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给我班学生讲话，大意是现在做人要像圆球那样不能有棱角。
当时我并不理解他的意思，后来领悟因当时学运较多，怕我们出事，遭国民党抓捕，特提醒注意。
解放后，他任山东医学院院长。
1948年夏初解放军攻打开封。
学校为保护学生的安全，迁出校园躲避战火。
开封攻下后，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共产党也未建立政权，国民党的飞机天天轰炸扫射，校部已有一位老师中弹身亡（他是我班同学辛奇云的姐夫）。
学校通知学生可暂离开开封，何时开学待通知。
我只好向徐州老家走，于是和几位医学院的徐州同乡，冒着国民党飞机扫射轰炸跑出城外。
当时通徐州的铁路已断，我们只好雇一马车拉大家的行李，沿陇海铁路线步行赴徐，不料中途遇到了火车，即改乘火车至徐州。
下车后发现河南大学的通知，学校已迁至苏州，学生可到苏州集合。
由于我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房屋财产全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中，外祖父母死于鬼子的刺刀之下，父亲处于半失业状态，全家人口众多，生活十分拮据。
我无法在家久留，只能跟着学校走，既可读书还有公费，所以回家不久即赴苏州了。
到苏州报到后，医学院的女同学住在沧浪亭对面的学校里，后又迁到公园路一个资本家的家里，资本家全家住楼上，我们学生住楼下。
安定后，经学校联系，曾在东吴大学、博习医院上过课，虽然这些课不完整不系统，但取百家之长，我们还是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苏州在京沪线上，是上海的北大门，交通方便，人文荟萃，文化思想活跃，所以学校来此后，学生自动组织一些活动团体，如学生自治会等，还组织了话剧团，演出“北京人”等，记得我班一位女同学担任该剧女主角。
一些进步刊物也较易看到，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并与京沪线上各大学有联系。
一次京沪线上的大学联谊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我班几个同学观看了该会演出的“白毛女”和“兄妹开荒”等片段。
因此，对思想意识的提高对国家形势的认识都有很多帮助。
我有一位小学同班同学，他在东吴大学读生物系，家在苏州。
大约在1948年底，他突然离开学校去苏北。
次年苏州解放后，他穿着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回来了，告诉我他是华东医务干部学校的学员。
该校不久将迁往上海，接收国民党的国防医学院（即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现在学校正在招生，听此消息后即和同班的几位好友前往报名参军，告别了河南大学医学院，转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学习了四年，取得该校毕业证书，并留在部队继续为部队服务。
我在河大的二年多时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节节溃败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百姓的生活极不稳定，然而河大的老师们仍然坚持教学，为学校的生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尽心尽力，这种负责敬业的精神，至今让我们不能忘怀。
六、法学院在苏州作者：林福五1948年6月底，法学院随学校迁来苏州后，被安排在东北街潘儒巷石家角的一座仓库里，这个地方东北两面临河，西南两面是小巷，现在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闻名的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的停车场。
当年这个既是宿舍又是教室的大仓库，中间是广场，大概是用来晒粮食的，四周一律是一排简陋的平房。
大门直对潘儒巷，侧门则通向北河沿。
法律系被安排在靠近侧门的左右两边平房。
而政治和经济两个学系则分别安排在沿北面临河和东面临河的长排平房内。
那时我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我们系主任是熊伯履教授，在我印象中他年事已高，当时好像熊老师不在苏州。
我们法律系四年级同学如果有事往往直接到校本部联系，至于课程安排，在苏州聘请兼课教授大都是院长方镇中教授代为处理。
方教授除了给我们讲授政治学、国际法课程之外，还经常邀请国内著名教授和学者到院里作学术讲座，记得冯友兰、郭绍虞、姚雪垠到法学院演讲时，方院长自始至终都是陪同在讲堂上。
我们法学院的民主气氛是十分浓厚的，在开封时代是如此，迁到苏州更是如此。
我们法律系四年级就如同一个“小解放区”。
我们班的王树万同学在开封“5.28”大逮捕中被关押二个多月（王树万是我的好友，苏州解放后参军十兵团南下，后转至福州，四人帮粉碎后，我俩曾多次聚会，可惜他于2007年离世。
我曾拙诗悼念，发表于《姑苏吟》）；还有庞兰亭同学，他1942年在河南安阳高中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早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俩同宿舍，1948年他随校到苏州之后，不久就先于学校返回开封，即任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后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我与庞兰亭多次相聚，重温青少年时代的友情，谈论他回开封后坎坷的人生，他的经历极富传奇，我在感慨之余曾经萌发为他写篇纪念文章的想法。
除了上述二人，我们法律系四年级到苏州者不足40人，可是全校在苏州重建的地下党支部17名成员中，我们班级就有4名：薛进明，虎世威、段鹤龄、高信笃。
如果加上庞兰亭就是5名了。
全校54名地下学联成员中我们班级就有8名：齐文楷、陈济烔、刘茂林、苏玉瑛（女）杨自清、魏克复、姜中学和我。
还有戴庚敭（此人虽是农学院学生，但是由我联系的地下学联成员）。
其他同学：张自英、许成章、马龙图、姚惕生、丁璇贞（女）、张育进、郭玉山、孙钧、刘茂东、程嘉佑、马玉成等（年代久远，有所遗漏）。
当时法学院各方面条件虽然较差，但是我们法学院的临时校舍和苏州社教学院只是相隔一条马路，这就增进了我们和社教学院同学们的接触和友谊，所以同学们都方便到社教学院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不少进步书刊都是在那里得以阅读到的。
那时，河南大学的民主小报如雨后春笋。
至于法学院究竟办过多少种小报，现在已无从记忆。
仅记得我们法律系四年级所办小报取名《春笋》，我负责组稿和刻蜡板。
1949年初春，李宗仁上台，新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发出了“和平”倡议。
我曾在《春笋》上发表过一篇“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我在社教学院阅览室的期刊中得到的启发而写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法学院学生的民主运动，在开封时期就从不落后于人；到了苏州，特别是法律系四年级同学们更是如火如荼。
究其原因，其中不能回避的是兼管院务的院长方镇中教授对我们采取了宽容和默许的态度。
我们当时许多“出格”言行，身边的教授们也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干脆就“装聋作哑”。
否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我们同学中不知有多少会遭受到想象不到的灾难呢。
苏州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校园，全校师生欢欣鼓舞。
每天清晨，在法学院宿舍前的小广场上，至少有二队学生在扭秧歌或唱革命歌曲。
而我们班的同学们则在后侧门外临河的一小片空地上活动，领队者是地下学联的杨自清同学，扭秧歌、唱革命歌曲自不在话下了，活跃得很，可以说是迎接苏州解放的彩排预演。
4月28日，苏州解放第二天，我们班同学就组成两个分队，化装到观前街等闹市扭秧歌、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庆祝苏州新生。
记得在第三天正式欢迎解放军入城大会上，民众涌上街头，人山人海、马路堵塞，正是我们法律系四年级的一位同学登上一辆解放军卡车帮助指挥交通的。
弹指间，一个甲子过去了。
如今回首往事，总在人生的“意义”上徘徊，总是披沙拣金般地砺炼着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
回忆起1949年解放初期，我参加了动员法学院同学参军、参干的工作，当时和法学院联络的军代表是姜培彬同志，他和蔼可亲，同学们有事找他，他总是认真地听取我们的询问或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参干后，我和杨泽海一批同学留在苏州市，参加了一个短期学习班，杨泽海不久被分配到市委共青团部门工作，我到新苏州市政府之后，便和同班同学陈济烔一起参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筹办工作，我和陈济烔曾分别担任该院的庭长职务……那时，我们河南大学的绝大多数学子，哪一个不是全身心地要融入我们向往的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建设中去；我和陈济烔作为法学院法律系的毕业生，满怀着建立新中国的平等、公正新法制的理想，愿将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终生奉献。
岁月匆匆，沧桑几度，陈济烔在“文革”自杀，王树万、庞兰亭的冤案……钩沉往事，不禁老泪纵横，感慨万千。
他们都是我的青春知己、是国立河大的优秀学子、是共和国不可多得的英才……我永远怀念他们。
我虽历尽坎坷，终能在苏州赢得一寸“教席”，我要在有生之年尽我微薄之能，将母校的这段辉煌的历史留下来。
为了缅怀我们青春洋溢的大学生时代，我以拙诗“吊王树万兄二首”献给我的同学们！吊王树万兄二首南国忽传驾鹤游，初闻涕泗任横流。
当年共饮大梁水，晚岁重逢茂苑秋。
（1）饱受深冤无抱怨，曾经浩劫不言愁。
（2）而今撒手九天去，旧日音容梦里留。
遥忆当年汴水游，几番风雨共同舟。
人忧国运争民主，君陷牢囚斥寇仇。
（３）投笔江东驰骏马，转农古闽乐耕牛。
重逢促膝恨时短，噩耗传来泪不休。
……………………（1）茂苑，古时苏州的别称。
（2）1947年，我与树万住在一个宿舍，他因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被捕，被勒令休学一年。
参加工作后为此事以“叛徒”嫌疑屡遭审查。
其时树万乃一爱国学生，尚未参加共产党，何来“叛徒”罪名？四人帮粉碎后，我俩重逢，谈及此事，他淡淡一笑而已。
“文革”中，曾有外调者强迫我写树万“叛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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