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生受益一生的故事)让学生言行一致的故事_呵护孩子晶莹的心愿

1914年初，《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下面这则招聘启事：“应聘者即将参加极其危险的旅程：赴南极探险，薪酬微薄，需在极度苦寒、危机四伏且数月不见天日的地段工作。

不保证安全返航，如若成功唯一获得的仅有荣誉。

”究竟会有多少人仅仅为了“荣誉”二字来应聘呢？负责人沙克尔顿心里还真没底。

他在起草这则启事的时候就想：与“极度苦寒”、“危险四伏”和“不能保证安全返航”相比，这种“成功的荣誉”是否太空洞、太虚无了呢？但他同时又想：一个看不到这种荣誉的人，他也不会具备足够的勇气和热情去挑战那种极度的苦，并接受死亡的考验。

他觉得，在这则启事里，“荣誉”比金钱、官位和美女更有感召力。

让沙克尔顿颇感欣慰的是，在启事登出后的短短几天时间里，前来报名的应聘者竟达5000人之多！这么多的人来应聘，也使沙克尔顿心里的荣誉感更强烈、更神圣了。

经过认真严格的筛选，沙克尔顿最后选定了27名船员，于1914年8月1日，乘木船从伦敦出发，开始了前往南极探险的壮举。

但他们却险些全军覆没。

他们刚到达南极边缘的威尔德海时，船就深陷在冰川之中动弹不得，并随着浮冰在漫漫严冬中漂浮了10个月之久。

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在“弹尽粮绝”、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沙克尔顿只好放弃继续往前的念头，他们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连生的希望都已经非常渺茫了。

但是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温暖的火苗在闪动、在支撑着他们顽强地活过每一天——那就是一种神圣庄严的荣誉感。

最后，沙克尔顿带着几个人，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靠一只22英尺长的救生艇，横渡了1300海里的海面，到一个设有捕鲸站的岛上搬来救兵，这才使所有船员得以活着归来。

人们始终把他们当成英雄来看待，并且这样评价他们：“这虽然是一次失败的航行，但却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英勇和顽强的典范。

”而支撑他们走过这一艰难历程的，除了那些被他们用来充饥的冰雪和企鹅肉之外，就是那种在许多人眼里一文不值的荣誉感了。

跟随着丈夫游牧于科尔沁大草原上的乌日娜，多大的辛苦她都能承受，最难承受的是那对双胞胎的儿女先天的反应迟钝，都10岁了，还在一年级里遭受着比他们小的孩子们称呼“傻瓜”的嘲笑。

一个秋日的午后，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师来家访，再次不无遗憾地告诉乌日娜一个令她悲伤无比的事实——她的一对儿女有明显的智力障碍，很多非常简单的问题都听不明白，恐怕又要重读一年级了。

听到她一向信赖的老师那不容置疑的评语，一股寒冰般的凉意在她的心底掠过，迅速地弥漫了周身。

难道一双可爱的儿女就要在弱智、蒙昧中度过他们凄然的一生吗？望着茫然无知地在草地上追逐蝴蝶的儿女，乌日娜浸满悲哀的眼睛里面，忽然坚定地进出一个不肯屈从命运的“不”字。

乌日娜做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惊讶的选择——她要靠自己来教育一双儿女，要让他们像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有出息。

只读过六年书的乌日娜，对培养孩子的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几近于零。

但为了孩子的未来，她愿意从头开始学起。

她去镇上求教老师，又来到呼和浩特市找大学教授咨询，还跑到北京最好的智障学校听课……那些年里，她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像一个被饥饿困扰了许久的乞丐，不停地寻觅着培养儿女的良方。

她还买来了一大堆的书籍，没黑没白地艰难地啃读起来。

丈夫说她简直是发疯了，左邻右舍都带着同情地连连摇头，因为他们都不相信乌日娜会改变儿女似乎早已注定的命运。

可乌日娜固执地相信儿女的智障完全有可能通过适当的教育加以克服。

在翻阅大量的中外成功的教育范例过程中，她的这个强烈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尤其是美籍墨西哥人昆塔尼拉的教育经历，更是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灵——她相信奇迹也会在她和自己的儿女身上出现。

很少有人知道乌日娜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刚过40岁的她那一头曾叫人羡慕的乌丝全都斑白了，额角深深的皱纹也在讲述着岁月对她沉重的磨砺；很少有人知道她以怎样的刻苦，拿到了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自学本科毕业证书后，又获得了内蒙古大学的硕士学位；很少有人知道她以怎样锲而不舍的耐心，一点一滴地开发着儿女的智力，丰富着他们的知识，让他们终于在去年凭优异的成绩迈进了重点高中的大门，开始自信地圆他们的大学梦……这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位特级教师给我讲述的一位母亲真实的故事，在她唏嘘不已的讲述中，她多次重复乌日娜的一句爱意充盈的话——“我相信，爱是完全可以打败智障的。

作家赵树理下乡有个经验，不抱不哭的孩子。

若一位大嫂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正在哭着，他会接过孩子，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和大嫂说话，很快就亲热地谈起来了。

起初，朋友们总是不理解，对他说：“你应该把不哭的孩子抱过来，正哭着的不要去抱。

孩子正哭着，你去抱，不是自讨苦吃吗？”
他解释说，能抱在怀里的孩子，怕不会超过三岁。

这样的年龄，任情任性，无牵无挂，既不会敬重名人，更不会畏惧权贵，哭与不哭，连想都不会去想，全凭他一时的感觉。

再从发展的趋势说，正哭着的孩子，不外两种可能：一是继续哭下去，再是慢慢地停下来或戛然而止。

孩子哭着，你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原本就在哭着；而一旦不哭了，你就平白地得到一份好处。

原本就不哭的孩子，也有两种可能：一是继续不哭，再就是“哇”的一声哭了。

不管他是为什么哭的，都是在你手里哭的，你都会落个“不讨孩子喜欢”的名声。

没人知道她们从哪里来，不知道名字的女人和孩子成了淮河村的一个谜。

女人白天总用一根长竹竿在河里探来探去，晚上则一个人坐在河边或坝头上，对着河水发呆。

女人住在村西头靠近河边的河神庙里。

由于年久失修，庙已非庙，显得破败不堪。

五年前，这里曾住过一个军人，说是勘测水文搜集资料的。

1998年抗洪救灾的时候，军人在这里牺牲了，没人记住他的名字。

半年后女人就来了，村里人谁也没想过女人和那个军人会有某种瓜葛。

村里的女人们同情女人，也可怜女人，对女人住在村里的破庙没说什么，女人对女人总能有一种迁就。

村里的男人们觉得这个女人虽然有些怪异，但也没表示反对，女人就这样很自然地住了下来。

没想到的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女人就突然生了个孩子。

在乡下人眼里，她毕竟没男人，没男人的女人生了孩子意味着什么？村里的女人们对女人的同情和可怜随即就成了辱骂，边骂边看紧了自家的男人。

男人们虽不敢声张，但也真想攥紧拳头，把那个下流的、龌龊的家伙砸个稀巴烂。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女人仍住在破庙里，忍受着辱骂，背着孩子，光着脚，敞着怀，继续每天拿着竹竿在河水里认真地探来探去。

这一夜，和往常的夜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当整个村子都还在沉睡中时，小庙却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倒塌了。

刹那间，女人和孩子像坠入了无底的山谷，坠入了漆黑无边的废墟。

惊惧、恐慌之中，女人用整个生命保护着孩子。

所幸的是，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因此而失去生命。

只是，女人和孩子被这倒塌的废墟死死地困住了。

风雨交加的夜里，女人的呼救声微弱得像蚊蝇，没有人听见。

饥寒交迫中，女人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会再有一次毛骨悚然的灾难而惊吓到孩子。

可是，孩子仍在女人的怀中不停地号啕大哭。

女人慌乱地解开衣服，把红润的乳头送到孩子嘴里，孩子张开粉红的小嘴，一下子就吸住了，就像汲取大地的乳汁。

看着孩子美美吃奶的样子，女人这才知道，孩子是饿了。

一天一夜后，滴水未进的女人，奶水已越来越少。

黑暗笼罩着这对无依无助的母子，正一点点吞噬着女人的心灵。

高二那年，他和她都迷恋上了文学。

由于整天忙着写稿、结交文友、跑印刷厂印他们自办的文学小报，他俩落下了很多功课。

老师几次找两人谈话，劝他们暂停创作，先好好复习，等考上大学以后再用心写作也不迟。

她听从了老师的开导，开始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全力备战高考。

他却不以为然，依然为自己心中的那个作家梦而拼搏着，勤奋地写着那些很难发表的诗歌和小说。

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已从中游滑至最末位，她焦急地劝他赶紧停笔，否则会考不上大学的。

他却固执地说：“等他将来在文学上有了成绩，可以再考鲁迅文学院的。

”结果，她如愿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很自然地榜上无名。

因家人的极力相劝，他又心不在焉地在补习班里呆了一年，但仍迷恋着写作，结果再度名落孙山。

当然，这两年当中，他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和他的付出实在不成比例。

而她，如今正悠然地在某高校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成绩斐然。

一晃，高中毕业十年了。

在同学聚会上，已经研究生毕业、在文坛小有名气的她，给大多事业有成的同学们带来了两部新出版的作品集，大家一致夸赞她不愧为昔日文科班的才女。

她谦逊地说她可赶不上那个他，当初他的文学功底要比她好多了，上中学时他就有作品发表呢。

可同学们却纷纷摇头，有好几个同学替他惋惜：“他要是先考上大学，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再专心写作，或许我们班就有两位作家了。

”从大家的叙述中，她才知道：高中毕业后，家境贫困的他便到南方打工去了。

生活的重负，把他抽得跟陀螺似的飞转，天天为保住一份谋生的工作而忙得焦头烂额，很快便无奈地疏远了文学。

其实，如今仍在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他，早已为自己当年的自以为是而深深地懊悔：在人生的路途中，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有时是按严格的顺序排列的，是绝对不能轻易地颠倒的。

就像有些梦幻尽管很美丽，在需要蕴藏在心底的时候，就一定不要急于让它绽开。

刚开始舞文弄墨时，我特别羡慕那些经常能够收到约稿信的写作者，认为那是很风光的。

等到自己也混出一点小名气后，也有各类约稿纷至沓来，一时间，自己竟有些应接不暇了。

渐渐地，因绞尽脑汁地穷于应付各类约稿，搞得自己精疲力竭不说，还鲜有佳作问世，便暗叹：还不如没有约稿呢，那样我就可以更自由地写点儿自己想写的或喜欢写的东西。

后来，我便开始有选择地拒绝约稿，力争所有的稿子，都是自己欣然命笔的。

这样一来，心灵更放松了，灵感似乎也多了起来，不仅作品的数量没有因约稿的减少而递减，质量反而有了明显的提高。

那一天，武汉市一家很有名气的杂志社一位叫红豆的女编辑来到哈尔滨，经朋友介绍辗转找到我，非要请我吃饭、约稿。

席间，红豆向请来的我们几位撰稿人大倒苦水，说如今期刊竞争如何如何激烈，像她这样做编辑的如何如何艰难，她描述的种种情景颇让人心生同情。

面对她那满含期待的虔诚而认真的目光，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同意给她写一篇约稿，虽然我此前也从未向其投过稿。

答应了红豆的约稿，实际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件麻烦事。

因为她供职的那家杂志专发纪实类稿件，而我是一名高校教师，不能像那些记者那样天马行空、走南闯北，也不能像那些自由撰稿人那样闻风而动、见缝插针，有时即使碰到一个好的素材，要采访到当事人，也是颇费辛苦的，更何况自己又一向不大喜欢写那类煽情的稿子。

后来好容易采写了一个稿子，红豆也颇下了一番编辑功夫，却没有通过主编的终审。

那天，在电话里，我和红豆彼此都有些歉疚，相互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在谈及约稿以外的话题时，我得知她也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以前也曾发表过一些文章，便点拨她——与其那样费力、头疼地做编辑，何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拿起笔来做个撰稿人，向自己约稿呢？她若有人在肩头猛击一掌似的恍然醒悟，连连向我道谢：“我交际能力太差，的确不大适合做编辑，很多时候费了不少心思向别人约稿，结果让作者受累，自己也累，整天忙忙碌碌的，还不见成绩，忙得竟忘了自己更适合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乡里的初中时，好多人都劝父母快想办法让我转学吧，说那所中学念不念没大意思，没准把学生耽误了。

父母何尝不想让我转学呢？可我最终还是进了那所没希望的学校，因为家里没门路，也交不起那一笔数额不菲的转学费。

进校不久，我就被这所乡中学的一切惊愕了——学校的办学条件的确是差极了，没水、没电、没住宿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太差，好老师都走光了，剩下的大多在混日子，教学质量一塌糊涂。

连续三年的中考，重点高中、中专的上榜率竟然都是零蛋。

有人甚至愤愤地说：“那学校是‘零蛋’学校，趁早黄摊得了”。

成绩好一点的学生或家里有门路的学生，都想方设法地转到外校去读书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无可奈何地在那儿混毕业证的了。

于是，恶性循环又开始了——老师没心思教，学生没心思学，人们不约而同地觉得：进这样的破学校，注定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注定没大出息了。

记得我上的第一节课就缺了七个学生，课堂上乱糟糟的像个闹市，老师无精打采地照本宣科，学生在下面说话、打闹。

我当时就想，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学校了。

上了两个多月的课，学的东西少得可怜，我就回家跟父母说不想继续读书了。

父母便唉声叹气道：“都怪爹娘没本事，不能给你换一个好学校。

”看到父母那难过的样子，我又背上书包到学校去了，但不能说是去学习，只是空虚地打发时光而已。

初中一年级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年，学校分来一个叫姜秀琴的长得很柔弱的师范毕业生，谁也没有想到，貌不惊人的她，用她满腔的智慧和爱意，竟在我们的心中播下了那么多的希望的种子，竟影响了我和许多同学一生的走向。

记得她在第一节课上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家境异常贫困的男孩，几次饿昏在课堂上，她的母亲冒着雨走了一百多里的山路，给他送来十个窝窝头和借来的两元钱。

他对老师说只要让他吃饱饭，他就能考一百分。

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故事的每个情节，记得故事的名字叫做“始于乡间状元路”。

故事讲完后，我发现很多同学和我一样，第一次像个大人似的低下了思索的头颅，因为我们比那个男孩还幸运一些，至少我们能够填饱肚子。

那年，他距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差3分，一位开煤矿的远房舅舅慷慨地为他掏了两年的学费，让他成了一名自费生。

他格外珍惜那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异常刻苦，成绩提高得也很快，高一时他最好的成绩已在班级排在第15名。

正当他信心勃勃地向前10名奋力冲刺时，不幸接连降临，先是父亲在采石场打工时不慎被一块飞落的石头砸断了两根肋骨，从此再不能干重活，而且为治病还欠了不少钱。

接着，那位好心的舅舅的煤矿出了事故，他为死伤者赔付了数额很大的一大笔钱，煤矿也被关闭了。

自然地，他的学费也就没有着落了。

眼看就要开学了，家里连他最低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了，父亲叹息着念叨起令他心酸的家境，让他辍学回来帮他撑起这个家。

他哭着请求父亲让他读完高中，他保证考上大学，以后会为家里挣更多的钱。

父亲勉强同意了，可他又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得自己去筹措学费。

他跑了好多亲戚家，说了无数的好话，掉了无数的眼泪，终于借够了高二学年的学费。

父亲又卖了一些口粮，给他兜里揣了80块钱的生活费，让他开始了高二的学习生活。

这时，他的压力更大了，深怕自己学习落伍，对不住家人和亲朋。

他拼命地学习，是班级里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一个，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

他的勤奋，很快有了回报，高二上学期期末考试，他总分排在了第6名。

班主任老师在表扬他的时候，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如果他能够在期末考进前两名，学校就将免去他高三学年的全部学费。

老师的话令他激动不已，他心里暗暗地告诫自己——必须要冲进前两名，免去那笔如山一样沉重的学费。

于是，他更用功了，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直到考试前一天晚上，虽说他已很有信心能够考好，但还是看书看到很晚才休息，因为这次期末考试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至关重要了。

紧张而激动的考试刚一结束，他便急切地向各科老师问询考试的结果。

他的几门主科答得都比较好，但最拿手的政治却发挥失常，比预计的少得了10分，七门功课的总分他排在了第三名，比第二名的王强只差一分，就差语文分数没出来了。

一年夏天，一位来自马塞诸塞州的乡下小伙子登门拜访年事已高的爱默生。

小伙子自称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从七岁起就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但由于地处偏僻，一直得不到名师的指点，因仰慕爱默生的大名，故千里迢迢前来寻求文学上的指导。

这位青年诗人虽然出身贫寒，但谈吐优雅，气度不凡。

老少两位诗人谈得非常融洽，爱默生对他非常欣赏。

临走时，青年诗人留下了薄薄的几页诗稿。

爱默生读了这几页诗稿后，认定这位乡下小伙子在文学上将会前途无量，决定凭借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大力提携他。

爱默生将那些诗稿推荐给文学刊物发表，但反响不大。

他希望这位青年诗人继续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

于是，老少两位诗人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

青年诗人的信一写就长达几页，大谈特谈文学问题，激情洋溢，才思敏捷，表明他的确是个天才诗人。

爱默生对他的才华大为赞赏，在与友人的交谈中经常提起这位诗人。

青年诗人很快就在文坛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但是，这位青年诗人以后再也没有给爱默生寄诗稿来，信却越写越长，奇思异想层出不穷，言语中开始以著名诗人自居，语气越来越傲慢。

爱默生开始感到了不安。

凭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发现这位青年人身上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

通信一直在继续。

爱默生的态度逐渐变得冷淡，成了一个倾听者。

很快，秋天到了。

爱默生去信邀请这位青年诗人前来参加一个文学聚会。

他如期而至。

在这位老作家的书房里，两人有一番对话：“后来为什么不给我寄稿子了？”“我在写一部长篇史诗。

”“你的抒情诗写得很出色，为什么要中断呢？”“要成为一个大诗人就必须写长篇史诗，小打小闹是毫无意义的。

”“你认为你以前的那些作品都是小打小闹吗？”“是的，我是个大诗人，我必须写大作品。

”“也许你是对的。

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希望能尽早读到你的大作品。

”“谢谢，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很快就会公之于世。

”文学聚会上，这位被爱默生所欣赏的青年诗人大出风头。

他逢人便谈他的伟大作品，表现得才华横溢，锋芒咄咄逼人。

虽然谁也没有拜读过他的大作品，即便是他那几首由爱默生推荐发表的小诗也很少有人拜读过。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独坐窗前，翻开刚从图书馆借来的畅销书《心灵鸡汤》。

一张撕有锯齿的纸条翩然滑落，显然它来自一个用过的作文本——那正面写了两行作文，还带着老师的红笔批语。

翻过来，竟是一封家书。

虽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却十分清楚，信写得自然而又别具一格——敏霞：来信收到了，我和你妈都挺高兴的。

我不会写信，就说几句话：1.邮去二百块钱，先用着，过两天卖了豆子再给你邮。

2.别太仔细了，一定要吃饱了，身体重要。

3.买件漂亮的衣裳，别太土气了，别叫同学瞧不起。

4.天凉了，多穿点儿，你过去老爱感冒，得学会照顾自己了。

5.抽空学学电脑，听说那玩意儿神奇着呢，以后不会用可不成。

6.别管毕业包不包分配，先学好本事，有本事就不愁找工作。

7.还是常说的那句话——咱跟人家比别的不行，只能比学习。

8.有空多给家里写封信，说说大学里的新鲜事儿。

没有日期，落款是两个字：父亲。

这是我迄今所读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封家书，那朴实的大白话里面，奔涌着不事雕琢的绵绵情思，一下子就震颤了久别故乡的我——那力透纸背的深深父爱，阳光一样自自然然，如此简单，又如此醇厚。

如品香茗，细细地又把信读了两遍，我先是为失落（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这封珍贵家书的女孩惋惜，进而又暗自感激这位名叫敏霞的女孩，是她让我在这阳光灿烂的上午，再次感受了亲情的魅力，真正读懂了人们常说的“爱意充盈”四个字的内涵。

多么难得的一钵滋润心灵的鸡汤啊！目光再次漫过那几行并不漂亮却无比鲜活的文字，我禁不住啧啧赞叹起来，思绪也随之蓬蓬勃勃地蔓延开来。

最后，我又把那封压得平平整整的家书，放回到书中。

我真的希望它和书中那许多精美的故事一样，能够濡染更多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