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_王美华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王美华（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辽宁沈阳110136）摘要：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

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

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关键词：唐宋时期；国家祭祀；地方社稷；城隍神作者简介：王美华，女，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教授，从事唐宋礼制史、唐宋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2＆ZD13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时期的学校教育与学礼演变”，项目编号：15YJA770020；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Y201502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155-09□中国礼制专题研究2016年５月求是学刊May,2016第43卷第３期SEEKING TRUTHVol.43No.3社稷祭祀源于先民对土地及谷物的崇拜①，周时已被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之中，天子、诸侯皆祭祀社稷以“求福报功”。

汉代从中央到地方郡县皆置社稷，此后王朝沿用其制。

至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礼制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社稷祭祀被列入官方礼典，成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地方层面中社稷祭祀更正式成为州县祀典②的首要内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恰恰是在唐宋时期，地方社稷却遭遇到了来自城隍神的强力威压，往往被视“无为”，祭祀“多不如礼”，其在地方祭祀体系中的地位更有被城隍侵夺的明显迹象。

那么，唐宋时期地方社稷的真实状态到底如何，其是否真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因为城隍地位的晋升、城隍信仰的盛行而衰①《白虎通义·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

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

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

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

”②祀典，一般指官方规定的祭祀礼仪，有时也指官方记载祭祀礼仪的典籍文本、簿册。

--155颓了呢？分析这一时期地方社稷祭祀演变的真实过程①，探讨其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关系，深入阐释国家祭祀在地方社会中的实态与格局，无疑对今人更趋准确地界定探究唐宋国家的祭祀体制以及全面把脉唐宋社会的变迁趋势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境内最尊到被视无为：唐宋地方社稷祭祀的现实窘境李唐建国之初沿用古礼传统，重视社稷祭祀，除了在中央设太社太稷②，以仲春仲秋二月上戊日及季冬蜡之明日举祭礼之外，亦在地方行政区划中依照行政等级建置州县各级社稷，要求州县于春秋二时按制举行社稷祭祀礼仪［1］（卷99《郊祀·社稷》）。

唐玄宗开元年间撰制的国家礼典《大唐开元礼》中规定，中央太社太稷是为中祀③，州县社稷是为小祀等级，明确规定州县社稷坛的建制规格④及州县社稷祭礼仪制。

按照开元礼典的规制，州县于仲春仲秋祭祀社稷，按小祀等级牲用少牢（羊、猪）。

诸州祭社稷时主祭为诸州刺史，需备三献之礼，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录事参军及判司通为终献。

若刺史及上佐有事故，并以次差摄。

祭祀之前，刺史及与祭之官皆需斋戒；祭日，诸祭官及从祭之官按仪制规定各服其服。

祭礼步骤大致为：刺史先至社坛，跪奠币于社神座前，再至稷坛，跪奠币于稷神座前；然后，刺史诣社神座前跪奠爵，祝跪读祝文，彰显社神“载生品物，含养庶类”的神职，刺史饮福受胙；刺史再至稷神座前跪奠爵，祝跪读祝文，彰显稷神的“播生百谷”“功济甿黎”的神职，刺史饮福受胙，如社坛之仪。

在初献刺史行礼之后，亚献、终献随之依次行其仪，升献概如刺史，唯不读祝文，不受胙而已［2］（卷68《诸州祭社稷》）。

诸县祭社稷，由县令为主祭，亦备三献之礼，步骤仪节及相关规制与诸州祭祀基本相同［2］（卷71《诸县祭社稷》）。

由上述仪节内容可见，唐代州县社稷祀礼隆重烦琐，州县长官主祭，属官参祭，三献俱备，彰显着国家祭祀的庄严威穆。

唐人韦彤著《五礼精义》一书中就曾针对州县社稷“皆小礼”“何用三献”的问题，特别指出曰：“州县社稷，对国则为小祀，在本境得自为尊。

故牲用少牢，礼行三献。

”［3］（卷48《诸州县祭社稷》）因州县社稷代表了国家对本行政区划辖境地区的统治权，故需要甚重其祭，“牲用少牢”而长吏亲事“礼行三献”。

在春秋二时常规祭祀外，唐时还规定地方久旱祈雨时，首先要祈于州县社稷，然后再祈于境内其他诸神⑤，亦在凸显社稷在本境内“得自为尊”的首要地位。

与州县社稷祭礼相对应，《大唐开元礼》还特别规定了明显较为简略的诸里祭社稷仪。

其仪由社正主祭，诸社人参祭，既无三献仪节，亦不建社稷坛，唯于神树下祭拜行礼，牲牢、礼器皆简易［2］（卷71《诸里祭社稷》）。

祭拜之后社人聚餐会饮。

诸里社稷祭礼列入礼典，表明国家对基层社会里坊乡村春秋社日祭祀活动的规制，然这种规制却非常态。

因为汉代以来的惯制是县及县以上的社由官府设置并致祭，作为国家统治权的象征，而乡里之社是为民间私社由乡民自己举行祭祀活动。

⑥唐高宗、武后时禁断私社推广官社，由官①学界对于唐、宋时期“社”的研究关注颇多，自20世纪上半叶那波利贞等学者的研究开始，其后宁可、郝春文、孟宪实、杨际平、高明士等学者亦对“社”展开系列的深入研究。

其关注范围从汉魏、晋隋直至唐五代、两宋，主要是将“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区分官社和私社，重点关注民间私社的类型、职能、组织形态等方面。

在以往的这些研究中，官社的相关研究甚少，尤其是县及县以上的春秋二社祭礼的具体规制以及实际举行情况，地方州县社稷的实际地位等问题，更是未见明确探讨。

本文的讨论立足于国家祭祀体系建制的视角，审视作为州县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稷祭礼的规制和举行情况。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与学界以往研究关注的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的“社”（社邑）的范畴有所不同，着重探论官府致祭州县社稷的仪制问题。

②唐代在太社、太稷之外，一度另有帝社、帝稷的设置，其礼议定自有一番争议。

参见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5页。

③唐时的祭礼等级有大祀、中祀、小祀三类。

④《大唐开元礼》规定：州县社稷二坛，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等；设社、稷神座各于坛上近南北向，又设后土氏神座于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于稷神之左，俱东向。

⑤按《大唐开元礼·序例下》所载：“凡州县旱则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内山川能兴云雨者……祈用酒脯醢，报以少牢。

”⑥宁可在《汉代的社》文中指出：汉代中央、郡国、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社，分别称为帝社、郡社、国社、县社、乡社、里社等。

县和县以上的社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作为国家政权管辖土地的象征，与人民生活关系不大。

而“县以下的乡社、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其祭祀宴饮费用由全里民分摊，有时也采取捐献的办法。

《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3页。

--156府掌控乡村春秋二时的社祭活动，开元礼中的诸里社稷祭礼规制正是这种政策的反映［4］。

但开元以后，随着私社兴盛而官社推行不力，唐朝廷很快放弃了对乡里社稷的规范和控制，诸里社稷祭祀的规制亦随之被废止。

由此而言，唐代地方社稷礼仪的重点始终是州县社稷祭祀，贯彻执行一套从中央太社太稷到州县社稷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社稷祭礼仪制。

唐代确定的地方州县社稷祭礼仪制，在五代十国时期承袭不断。

赵宋立国后，朝廷仪制多本唐礼而损益之，其时的州县社稷祭礼无论是祀礼等级划分、祭祀时日，还是社稷坛建制、州县长官主祭，乃至具体仪节步骤，对唐礼的沿袭都是十分明显的。

需要指出的是，北宋时期在承袭唐代地方社稷祭祀体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议定了祭礼中的一些细节仪规，涉及礼器、祭服、坛壝、石主、祝文等各方面，使地方社稷祭礼仪规更趋严明。

①南宋偏安一方，政权稳定之后，作为地方祀典之首的州县社稷祭祀同样得到充分重视，朝廷特颁诏强调州县长吏到任之际需亲谒社稷，并行春秋二时祈报之仪。

在沿袭政和礼制的基础上，南宋朝廷屡屡强调地方社稷坛壝、祭祀器服诸事及祭仪中升降跪起之节等，还专门讨论规制地方遇水旱祈祷于州县社稷的典仪②。

从制度规定层面而言，唐宋时期社稷在地方州县祭祀体系中无疑始终处于“得自为尊”的地位，为本地祀典之首。

由唐至宋朝廷亦采取各种举措强调社稷的尊崇地位，努力将社稷祭仪推行于地方州县。

唐武德九年正月诏令有司将社稷祭礼“具立节文，明为典制”［5］（卷22《社稷》），以便地方州县春秋按制“致祀”社稷。

天宝元年，唐玄宗颁敕要求地方州县“尽心”“备礼”谨祀社稷［5］（卷22《社稷》）。

与唐代相比，宋人显然对地方社稷祭礼的实际推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举措和手段亦有推进。

例如，宋真宗景德四年，敕下有司参取社稷礼文仪式“著为令甲”，督促州县皆令长吏“躬亲祀祭”“以尽事神之道”［3］（卷48《诸州县祭社稷》）。

大中祥符二年，诏太常礼院详定州县社稷“正祀”礼器形制及数目，并图其制摹印颁之［3］（卷48《诸州县祭社稷》）；大中祥符四年，诏令礼官“检定”社稷坛壝制度颁下州县［6］（卷76，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月壬子），督责地方按礼建制社稷二坛。

再如，宋徽宗大观中颁祭服制度于州县［7］（卷102《礼志五》），政和元年诏立州县社稷坛之式“颁图于天下”［8］（卷8《公廨类二·社稷坛》），并具体要求坛壝之外别立大墙围，斋厅立石刊刻增立法制，守令上任三日躬诣等等。

至南宋时期，淳熙七年礼官以社稷祭仪及郡县坛壝、冕服诸制等“参类为书，镂版以赐”［9］（卷82《郊社考十五》），颁行于四方，以规范地方层面的春秋祭礼。

淳熙十年时，礼部、太常寺又奏请修定“州县水旱则祈社稷”仪注并颁行天下［10］（卷27上《宋孝宗七》）。

从将社稷祭仪“具立节文、明为典制”到“参类为书、镂版以赐”，显然推行地方社稷祭礼的举措在不断演进，日趋细致、明确、务实。

唐宋时期朝廷还屡屡强调对地方社稷祭祀活动的巡视和监察。

天宝中唐玄宗颁敕州县谨祀社稷，“庶事之间”应“倍宜精洁”，并明令“两京委御史台，诸郡委采访使，有违犯者，具录闻奏”［5］（卷22《社稷》）。

北宋景德四年，著令督责州县长吏亲行其礼［3］（卷48《诸州县祭社稷》）；元丰七年诏令提点刑狱官先次点检州县社稷坛壝，“如有未应法式，并令依应增改，遇损坏，即令修饰”［6］（卷348，神宗元丰七年九月庚申）；崇宁二年明诏敦促州县“谨祀社稷”［7］（卷19《徽宗本纪一》），令监司巡历所至“察不如仪者”［11］（卷10《徽宗皇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