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五中全会标志中国将告别国富民穷千年传统王一江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是一部家天下的历史。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视国家为私有，也要求所有人都以国为家，为国尽忠，死而后已。
在这部家天下的历史中，国家利益始终高高在上，民众利益则可随意践踏，任予任取。
也许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在封建社会结束后，这种国为重、民为轻的思维模式仍然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二五”规划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
以民生为本，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五中全会的精神，标志着从我国“十二五”开始，中国历史将告别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千年传统，走向一个民富民强的新时期、新天地，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富。
何谓民富
民富的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那么，当代中国离民富还差多远呢？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2009年人均GDP数字，美国超过4.6万美元，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也多在这一水平上下，其中最高的北欧国家已经达到8万-10万美元。
而亚非拉最贫穷的国家则在300-500美元之间，最低不到200美元。
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100倍。
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大体为最贫穷国家的十几倍，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
中国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巨大的。
这些数字同时也说明，无论从收入水平还是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且远兮。
富民之路
发达国家是怎样走向民富，实现非常高的人均收入的？我们仅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来看看发达国家的经验。
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仍肆意拦截美国的舰船，掠夺物资，打死、打伤和劫持美国船员，煽动印第安人暴动，在美国制造内乱。
英国的挑衅导致两国在1812年重新开战。
开战后，美国不堪一击，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纵火焚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
除了外辱，就是内乱。
屠杀印第安人，买卖黑奴，农民暴动，与敌国进行走私贸易，直至南北方大打分裂战争。
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谐与有序这些概念，在美国曾经显得如此遥远与陌生。
那么，美国是怎么富强起来的呢？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这一精神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
美国人民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
在利益驱动下，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荒原猛兽斗、与饥饿寒冷斗，书写了一部充满死亡与血泪，惊天地、泣鬼神的开疆拓土史和发财致富史。
对个人致富的冲动，美国政府不是压抑，而是尽力创造条件和空间，使之得到充分发挥。
其中以两个条件最为重要，一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二是低税收，藏富于民。
美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以铁路的大发展为前提的。
19世纪后半期，为支持个人投资铁路，政府提供了税收和融资（参股、信贷和担保）的多方面支持，赠送给铁路公司的土地竟然达到国土面积的1/10。
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铁路19世纪末达到30万英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除了铁路，从立国到今天，美国在交通、能源、采矿、通讯、金融、化工、医疗、冶金、生化、电子、房地产、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中，无不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功建设了现代企业、现代产业和现代经济。
需要重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虽然美国几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都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产业和国家并没有因此弱小，民众也并没有因此贫困。
另外，在税收方面，直至1913年世界进入“美国世纪”之前，美国完全没有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的唯一税收来源是微薄的关税，可谓穷到家了。
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7年以720万美元价格从俄罗斯购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买卖对财政来说，都是困难重重，政府费尽口舌，才说服国会和民众，这钱是值得花的，获准举债购买。
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美国产业资产阶级得以成长壮大，这奠定了美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
1868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将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冲动，纳入了法律和秩序的轨道。
此后，美国便势不可挡地成为了整体实力的世界首富，成为了世界霸主。
日本：19世纪中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面临西方威胁。
1853年，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开国贸易，并丧失了关税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相同的挑战并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
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人锐意维新，很快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在其后100多年中一直戴着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帽子。
日本是怎样避免中国的厄运，走向富强的？关键在于明治政府在全盘西化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
明治政府是由日本新兴商业和产业资产阶级推上台的。
对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地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
一个法治的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运作和发展。
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
明治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顺应潮流，推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路线。
为了破除封建桎梏，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从1872年开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明治政府还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个人自由，天皇的《五条誓文》中，其一便是使国民都能“各遂其志”，获得充分发展。
为了培养优秀国民，日本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早，入学率也属世界最高。
此外，日本政府还不遗余力，支持民企发展，除创办银行和股份公司（株式会社）为企业融资之外，还直接对民营企业进行补助。
仅在1875-1880年期间就提供补助资金达5000万日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的1/6。
对那些民间暂时无力创办而不得不由政府创办的企业，比如很多机械、造船、矿山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实行私有化，使这些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极大提高。
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大批官营企业低价出售给民间企业家。
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日本民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
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总结起来，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类似，也非常简单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
第三条道路
除了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民富之路，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民富呢？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走一条自己的实现民富之路，但无一成功。
其中对人类发展历史影响最大，也最惊心动魄、令人感叹的，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试图靠国家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的尝试。
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指导下，上世纪30-50年代，苏联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实行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很快以工业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展现于世，取得了以下辉煌成就：
第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占整个世界陆地面积1/6的领土，收回了失去的领土，还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将中欧、北朝鲜等十几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世界上形成了两个阵营的核恐怖均衡。
第三，首次实现卫星上天和载人航天，以此为标志，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科技水平，已经超过资本主义。
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让人信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结合，其力量真是太神奇、太伟大了。
尤其让美国人惶恐不安的是，苏联的成就和强大，是在消灭了资本家、消除了阶级和剥削的前提下所取得的。
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正义与富足并存，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优
越的制度吗？那时的世界上，广大亚非拉，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的亿万人民，都崇拜苏联，向往社会主义，世界形势可谓是东风压倒西风，一片大好。
未料，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然解体，戛然而止，其过去的东欧卫星国和很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与俄罗斯反目为仇，纷纷投入西方怀抱。
真是历史无情，世事难料，从1930-1990年的60年间，前后两个30年，苏联的变化，反差之大，不由人不瞠目结舌。
风头正盛的苏联，怎么一下就垮了呢？
苏联一下就垮了，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太准确。
实际上，苏联经济中的问题，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变得非常严重，只不过被长期掩盖，不为外人了解而已。
以下几个根本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中的致命伤。
首先，生产力低下。
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竟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苏联人民，国家要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
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西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鸡农可以养几十万只鸡。
难怪西方人鸡肉过剩，苏联人却吃不到。
其次，物质贫乏。
苏联的商店里，货架长期空空如也，人们领到工资，却买不到东西，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排队获得基本生活用品。
尽管如此，计划主管单位还不许厂家通过涨价来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这种现象被称为“隐蔽的通货膨胀”或“被压抑的通货膨胀”。
第三，产品质量低劣。
第四，缺乏创新。
在军事产品研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民用技术和管理缺乏创新，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成为民用产品企业的共同特点。
第五，分配关系扭曲，官僚主义严重。
苏联社会的名义收入比资本主义平等得多，但实际上领导干部处处享受特权，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对人民生活的困难则不闻不问，造成普遍的社会不满。
这些严重问题长期存在，但苏联怎么能取得那些让人赞叹不已的辉煌成就呢？靠的是两个法宝：一是靠国家强制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集中资源，做国家想做的事，使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
这两个法宝中，第二个法宝是永远好用的，但第一个法宝，却受资源总量的限制，终将失效。
靠增加投入来获得增长，资源耗尽之日，便是末日来临之时，有如在极限内，皮筋总可以拉得更长一点，但拉过极限，皮筋就断了。
这便是前苏联经济“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
其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国家，经验也大同小异，最后都无法避免缺乏创新，效率低下，分配关系名不副实带来的厄运。
除了苏联模式，前南斯拉夫还尝试了企业由劳动者社会所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印度尝试了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国企与民企并重模式，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无一不令人失望。
走向民富，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
初次分配公平
实现民富，除了一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很高水平，还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在分配关系方面，国际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国家，收入分配多数也比较公平，比如，以基尼系数作为一项衡量指标，日本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28，属于非常“健康”的区间，其他发达国家多在0.3与0.4之间，也不错。
发达国家只有美国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巨大收入差距、严重分配不公，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0.51），墨西哥（0.46），南非（0.58），尼日利亚（0.44），土耳其（0.44），菲律宾（0.45），中国和马来西亚（接近0.5）。
这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组数字，并非偶然。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
究其原因，机会公平应该是关键：政府保障个人自由，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为民企创业和发展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
这样，人人都有机会致富，都有机会求得个人的最好发展，大家都富了或“中等”了，则提高收入水平和限制贫富差距两个目标就都实现了。
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被少数人掌握，受制度和资源条件限制，普通民众个人发展和创业都缺乏空间。
比如亚洲、中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家族统治，种姓传统，种族隔离，户籍制度这些做法，都导致了广大民众在初次分配中无资源、无机会，在二次分配中被人遗忘或排斥，被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既限制了广大普通民众个人脱贫，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限制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
在这些国家，权力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养育了经济中的双胞胎：国民收入不能充分提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其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最大，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不公。
比如美国的黑人，虽然在1863年即获得自由，但直至1964年才获得无条件的选举权，且此后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长期受到歧视，其中很多人只能居住在贫民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世界各国正反两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机会公平。
政府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
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有效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
再分配三原则
缩小收入差距，保证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除了促进机会公平，还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再分配。
但若方法不当，着力不妥，做过了头，再分配非但不能帮助穷人，反会使富人和中等收入者也变成穷人，造成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和社会动荡。
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破产或濒临破产威胁着诸多欧洲国家，大规模罢工和社会动乱搞得这些国家焦头烂额，正是这些国家过度福利的恶果。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都非常有限，可以认为是小福利社会。
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国民素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都推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成为了大福利社会。
从那时起，60
年过去了，大福利在为社会稳定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严重问题。
问题一：鼓励懒惰。
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
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选择工作时付出了辛劳，却只能得到最低收入，还要增加许多支出(比如交通和托幼费)。
因为福利收入很好，吃福利显得比工作更划算，这些人便选择了永远吃福利。
宽松和高额的失业救济，也使得一些工人盼望失业。
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可想而知。
有一些人，自己不想工作时，便与老板商量，要老板将自己解聘，好去领取失业保险。
吃失业保险的期限快过了，回去工作几天，又故伎重演，再失业，再吃救济。
更有甚者，不少穷人发现，福利收入会随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便在中等和高收入者忙于事业之时，抓紧时间多生孩子。
这种现象，被称为“富者越富，穷者得子”(“Therichgetricher.Thepoorgetkids”)。
这些穷人的孩子，受父母影响，也无所事事，不学无术，长大又是穷人，形成贫穷的跨代遗传，也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问题二：入不敷出。
时至今日，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美国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为避免破产，只好不断提高退休年龄。
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疗费用负担沉重，靠增加排队与预约等候时间，使小病小痛者望而却步，迫使真想好好看病，收入又还不错的人，自己花钱去找私人医生。
福利支出不堪重负的国家，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问题三：社会矛盾加剧。
社会福利支出谁来买单？当然不会是穷人。
基本上也不是富人，因为富人避税的手段很多。
屈指数来，这个买单者，非中产阶级莫属。
中产阶级者，从小到大，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了事业，牺牲了诸多享乐，推迟了成家立业，不敢多要甚至完全不敢要孩子。
好歹混到出头的日子了，收入刚刚上去，又见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30%、50%甚至更多(发达国家的累进税率可以高达80%)被政府收走，给了那些整天游手好闲、长期吃社会福利的懒人。
对此，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
这种不满和愤怒，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抬头，主导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保守主义政府(比如美国的里根、小布什，英国的撒切尔)为了帮本国的主流社会宣泄怨气，削减福利，放松管制，打击工会，排斥少数民族。
这些政策，对“中间选民”很有号召力。
在他们营造的大气候下，甚至历来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力量，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也不得大谈福利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花钱的问题。
实行社会福利，社会的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不行，少了不行，过了、滥了也不行。
那么，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才能建立合理有效，既有利于社会公平，又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
从发达国家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正反两面的经验来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对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者，比如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
这类援助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且因为老弱病残基本不是个人的选择，它不会鼓励欺骗和懒惰。
这类福利的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共识相适应。
二是对具备劳动能力者，在他们遭遇不幸和不测时（比如伤病、失业），对他们提供审慎有限的社会援助。
这类福利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其再就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
直接的物质与经济援助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应该是临时的、有限的和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参加技能培训，从事社会义务工作才能享受失业救济，避免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药物依赖”。
三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必须大力投入。
要充分认识到，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最具重要性，最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莫过于下一代的健康身体和良好教育。
让广大青少年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而且能使穷人的孩子避免输在起跑线上。
这体现了最大的社会公平，是利民利国的千秋伟业。
因此，在各项社会事业支出中，对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投入，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具体说来，除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全民义务教育，打破城乡和地域隔阂，把看病和入学的权利当作一项基本人权外，为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牛奶和食品补贴，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些在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实行的社会政策，都应该在中国尽快尽早地全面实施。
五中全会强调民生，突出民富，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
落实五中全会的精神，需要对民富理念有正确理解，对世界各国实现民富正反两面的经验有完整和系统的总结与借鉴，这样才能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在“十二五”期间通过科学发展，使中国走上民富之路。
在总结与借鉴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正如古人所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走向民富的深厚力量和不尽源泉，是土壤、是细流、是民众自身。
国家要做的，就是让这种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保障民众自由，提高国民素质，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民间创业提供广阔空间，是国家发挥民众力量，实现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不二之路。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在此基础上实现初次分配的基本公平，辅之以合理有效的再次分配，则实现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广大民众得以分享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只有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了，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富。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
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作者最近新书《民富论：关于发展与分配问题的探讨》（中信出版社，2010），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部分新的观点和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