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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新课标Ⅰ卷）语文2020.6.15本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龙舟竞渡作为一项中国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历史悠久。
竞渡文化的内涵不断适应历史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外在表现形态。
这个外在形态和精神内涵不是其产生伊始就已经具备了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状态，而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春秋中叶以前在中国北方形成的诗歌，《邶风》《鄘风》第一句均为“汎彼柏舟”，说明舟在彼时彼地已经普遍存在了。
在治理水患的漫长岁月里，舟是极为神圣的工具。
祭龙祈福是原始初民凭其经验和直观的体验，相信通过盛大的祭祀仪式，可以得到龙神的佑护，从而达到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的目的。
仪式上，划着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
这一习俗到了后世的节日情境中，更多体现了娱乐性和游戏化的特点。
这种竞渡的初级阶段，也是后来龙舟竞渡的雏形，自夏代一直延续到秦代，在文化意识方面的特点是俚俗粗糙，还没有对人们的行为、思想、品德产生导向和规范的影响。
楚地的竞渡，本来是娱水神的，后来才添加了祭屈原的内涵。
“五胡乱华”之后，晋室南渡，流落到长江流域的中土人士举目山川有异，一如郢都被秦人攻占前后东迁和南迁的楚人，心境与三闾大夫颇有相同之处。
他们将端午节与凭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活动融合起来，并赋予竞渡以拯救屈原、为屈原招魂的丰富内涵，从而在深层的民俗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意义上强化了龙舟竞渡这一习俗，使之得到民俗行为与民族心理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同时也整合了中华民族的崇龙信仰和祈龙求雨习俗。
高考全国卷2语文试题解析版一、现代文阅读（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对于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
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
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
绝密★启用前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本试卷共22题，共150分，共10页。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填写清楚，将条形码准确粘贴在条形码区域内。
2.答题时请按要求用笔。
3.请按照题号顺序在答题卡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卷上答题无效。
4.作图可先使用铅笔画出，确定后必须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描黑。
5.保持卡面清洁，不要折叠、不要弄破、弄皱，不准使用涂改液、修正带、刮纸刀。
第Ⅰ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青花瓷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与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重合，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航海与瓷器同时达到鼎盛，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从历史事实来看，郑和下西洋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近三十年的航海历程推动了作为商品的青花瓷大量生产与外销，不仅促进技术创新，使青花瓷达到瓷器新工艺的顶峰，而且改变了中国瓷器发展的走向，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郑和远航带来活跃的对外贸易，青花瓷也许会像在元代一样，只是中国瓷器的诸多品种之一，而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
由此可见，青花瓷崛起是郑和航海时代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动文明大交融的同时，也推动了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作为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青花瓷真正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则是因为成化年间原料本土化带来了民窑青花瓷的崛起。
民窑遍地开花，进入商业化模式之后，几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一种海外流行的时尚由此成为中国本土的时尚，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与外来的伊斯兰风格融为一体，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进而走向世界，最终万里同风，成为世界时尚。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而时尚兴盛则是社会快速变化的标志。
1、《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阅读练习及答案（2020年上海市高考题）二、阅读（70分）（一）阅读下文，完成第3—7题。
（16分）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①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这个问题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②中国儿童文学自古有之这一观点始于1913年。
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名，却有儿童文学之实，并以部分古代小说与民间娱儿故事为证，后来认为古代存在儿童文学的学者几乎都以此为依据。
而反对者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未发现‘儿童’，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不可能产生。
因此，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它只有现代而没有古代。
”③应注意的是，无论观点如何，双方都是在现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上立论的。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判断标准。
要对中国儿童文学做历史考察，不妨使用现代儿童文学标准的核心部分来衡量古代作品。
之所以不是完全采用现代标准，是因为古今有别，考察时应避免以今衡古。
④在中国古代，最容易为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莫过于童谣。
不过有很多童谣被统治阶级用来制造舆论，也有不少被用来向儿童灌输封建伦常，这些童谣都不能纳入古代儿童文学的范畴。
当然，仍有相当数量的童谣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这类童谣明代以后尤多，如明代杨慎所编《古今风谣》中的部分童谣、清代郑旭旦所编《天籁集》、意大利人韦大利1896年所编《北京儿歌》、美国人何德兰1900年所编《孺子图歌》。
这部分童谣，内容取自儿童日常生活，没有牵强附会，也没有强加道德诠释，且言辞质朴，多用叠音，节奏明快，适合儿童记诵，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接受能力。
⑤蒙书专为儿童编写，作启蒙发智之用，但细分又有不同。
一类为识字百科，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从目的和效果来看，这类书更像是后来的识字课本。
另一类则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虽然内容简单，但都有明晰的人物、故事情节，用浅显的语言讲述故事，用符合儿童性情的方式教之以事，以事寓理，或诱之以趣，以趣入情。
2020年全国高考Ⅱ卷语文试卷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
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
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
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
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
邓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赐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
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
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
”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
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这个记载透露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
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
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则似不需要。
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2020届高考全国卷（二）语文试题及答案（逐题解析）人教版高三总复习2020届高考核心3套卷全国卷（二）语文【满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
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
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题（全国卷3，含答案）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途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
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
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
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成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
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
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制度弹性。
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
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
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
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其三，意义弹性。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题（全国卷3）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一）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
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
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
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
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
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
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
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绝密★启用前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题全国卷3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
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
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
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
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
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
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
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
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III）及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古文观止》是一个文章选本，“观止”本于《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观止矣!”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的，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说来，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
古代的选本，梁朝萧统的《文选》也很著名。
那时的文学主张，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
《文选》除诗歌外，选的主要是骈文，是一种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文章。
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称为古文，用来反对骈文。
这种主张是进步的。
《古文观止》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
第二，一般说来，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
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选本在《古文观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选录《左传》《国语》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观止》的选文从《左传》开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
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古文观止》所选，像先秦的历史散文《曹刿论战》《鲁仲连义不帝秦》，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两汉文《治安策》和《出师表》，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唐文《捕蛇者说》，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恶；宋文《岳阳楼记》，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这些名篇，都是古今传诵。
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
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骈文。
严格讲起来，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
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完全不选骈体，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
第三，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
萧统的《文选》分很多门类，烦琐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辞令、议论、叙事三类。
2020年高考全国卷：论述类文本阅读选文分析与试题详解一、2020年高考全国卷Ⅰ论述类文章阅读【原文】提示：红色划去字体为删除内容，括号内黑色字体为添加内容。
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家庭和谐关乎社会的和谐。
如何（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就需要有家庭伦理。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
这些伦理规范（他们）往往体现在各种“礼”之中。
从《礼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着各种“礼制”的记载，如婚、丧、嫁、娶等等，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而要使这些家庭伦理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就要使得“礼”制度化。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礼法合治”的社会。
因而，“伦理”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
《孝经·三才章》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当然，孔子是否说过这段话，在此且不论。
)这是说“孝”是“天道”之常规;是“地道”有利于万物的通则;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
为什么“孝”会有这样大的意义？我认为，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
我（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
要较好的维护家庭中的长幼、尊卑的秩序，要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延续，必须有一套适应（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族伦理规范，而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以至庶人的伦理规范，而构成一套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
在《孝经》中对此都有详说。
在我国古代往往又把这些伦理规范制度化，这就表现在种种“礼制”中，这点可以从我国历朝各代典章制度的文献中表现出来。
“孝”既然为我国古代社会所需要，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此伦理规范又通过各种礼仪，（并进）而成为社会应遵守的伦理制度，但这种伦理规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礼仪制度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
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顺天德。
”理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天道”的要求。
小人违背常规行事是逆“天”的根本道理的，君子以“天道”之常规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社会才能治理好。
所以儒家认为，“人道”与“天道”是息息相关的。
儒学讲的“孝”是“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它必有其理论上的根据。
我认为，“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仁学”。
《论语·学而》中有孔子弟子有子的一段话：“……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孝经》的《序》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话：“孝者德之本欤！”这是说，“孝”是“仁”(或“德”)的根本出发点，是家庭伦理的核心观念，但并不是“仁”(或“德”，“德”即是“仁德”)的全部意义，因“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必须扩大到社会伦理。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道始于情”(从《性自命出》全篇看，此处“道”是指“人道”，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意思是说“人道”是从人先天所固有的情感始有的，我认为这正是（“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学根据就是）孔子“仁学”理论的根基所在。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郭店楚简·语丛三》：“爱，仁也。
”)这种“爱人”的情感由何而来呢？《中庸》中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亲亲”，前一“亲”字为“爱”之意，《孝经序注疏》谓：“慈爱之心曰亲”;后一“亲”字为“亲人”义。
“仁爱”的精神是人天生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
故《孝经注疏》中说：“上古之人，有自然亲爱父母之心”;“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爱敬之心，是常道也。
”(《孝经注疏·圣治章》)特别是在《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以下一条：“爱生于性，亲生于爱。
”“爱”出乎人的本性，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是由“爱”而发生。
这更说明“孝”与“爱”之关系。
爱是人的天性中所具有的，(如孟子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爱自己的亲人是由人的天性中发出的。
因此，在《语丛三》中又讨论了“尊”和“亲”的分别，如说：“[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
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
”(《语丛一》)父子关系基于亲情，君臣关系是一种义务。
前者出于“仁”，不能选择;后者出于义，可以选择。
因此，早期儒家认为，在父子之间是亲情，在君臣之间是义务。
这是因为“仁生于性，义生于道。
或生于内，或生于外，皆有之。
”(《语丛一》)“仁”是“人性”内在所具有的，“义”是“人道”所必须遵行的(社会所需的)规范，所以都是需要的(“皆有之”)。
《语丛一》又说：“为孝，此非孝也。
为弟，此非弟也。
不可为也，不可不为也。
”“孝”和“弟”是不能刻意而为的，(按：因为“孝弟”发自内在之“仁爱之心”)，但又不能不身体力行，(按：因“不为”则“孝弟”则无以显现)。
就此，似乎儒家伦理不仅注重“动机”，同样重视“效果”。
从先秦儒家的典籍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孝”的本质是出于人的“仁爱”的自然本性，它应是不带有“功利性”的，而“孝”的结果则是有益于社会的“公义”的。
在此，我们需要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仁学”展开来讨论。
先秦儒家认为，“亲亲”必须扩大到“仁民”，甚至要扩大到“爱物”，《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才是完整的“仁学”，《郭店楚简》中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
”“孝”必须扩大到“爱天下之民”才叫作“仁”，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以爱人，仁也”。
“仁”不能只停留在“爱父”，必须扩大到“爱天下之民”上，所以“孝”必须扩大，必须“推己及人”，这就是说作为家庭伦理的“孝”(亲亲)，从其以“爱”为基础这点说，必须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仁民)。
从而“仁民”，意即为“博爱”，《孝经·三才章》中说：“(君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
……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如果能使“博爱”(即推己及人、及物之爱)成为社会伦理准则，那么就不会出现违背家庭伦理的“孝”。
这就说明“孝”在“仁学”体系里是十分重要的观念。
因此，以“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为基点，扩大到“仁民”，以及于“爱物”，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古代基于孔子的“仁学”，把“孝”看成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从一个方面说它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的精义。
所以朱熹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
”(《朱子语类》卷67)可见，“仁”对儒家的意义十分重大。
从另一方面说，在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是（有一）个（不断扩大）过程。
此过程必须不断扩大，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
在此过程中“孝”的意义才会体现出来，它才具有“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的价值。
因此，“孝”不是一凝固的教条，而是基于孔子“仁学”的“爱”不断释放的过程，《孝经·圣治》中说：“人之行莫大于孝”。
只有在家庭的实践和社会的实践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我想，这样来了解“孝”大概是孔子儒学的理想，或者说是我们对它的一种新的诠释。
社会在发展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变化着，在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也会随之有所变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带有宗法性的农业社会，前面已说过，那时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而今天家庭无疑仍是一生活单位，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却在逐渐变化中。
从我国现实的社会实情看，也许在我国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终究会逐渐淡出。
这就是说，在家庭伦理中“孝”的内涵必定（也）会有（随之）变化，例如“四世同堂”，“养儿防老”，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消失而失去意义。
又如：“二十四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但作为“孝”之核心理念的“仁爱”则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
社会在变化着，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人们家庭的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应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
但作为我国传统“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
又如：“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因社会关系的变化，父子之间的关系也要随之变化。
那种强调单方面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权力结构的“三纲”是与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相悖的。
其实先秦儒学并不讲“三纲”，只是在汉朝特别是到东汉《白虎通义》中才把“三纲”法典化，作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工具。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三纲”的“父为子纲”说：“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的`纲'。
倘如旧说，掉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播下乖刺的种子。
……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情，否则变成了买卖行为。
”鲁迅对“三纲”的批判是严酷的，但却一针见血，对这绝对的无理的统治与服从关系，不知在历史上曾造成了多少悲剧。
而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认为“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爱”，是“实际的真情”，是“无求报的心情”。
基于孔子“仁学”的“亲亲”应有高尚的道德价值，而不是为取得私利的手段。
我想，如果把“父子”、“夫妇”、“兄弟”等等的关系建立在“实际的真情”上，那么家庭会和谐了，如果把孔子“仁学”由“亲亲”扩大到“仁民”而“爱物”，将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提供可供思考的路子。
从历史上看，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双方相对应的义务基础上的，如“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等等。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
”《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敬，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义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郭店楚简》中《六德》中说：“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
”可见在先秦君臣、父子、夫妇等等有着相互的义务关系，其中父子、夫妇、兄弟等都是属于家庭关系。
在我国古代，这种相互的义务关系，无论如何仍与宗法制有关，与今日之家庭之间“平等”关系不同。
那么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单位，它将在我国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家庭伦理？费孝通先生认为，当今家庭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尊敬祖先和培育优秀的后代”。
“尊敬祖先”对家庭说，就是对长辈要尊敬(敬)。
“培育优秀的后代”，就是对子孙进行良好的教育。
“尊敬”是基于“爱”，因此我们常说要“孝敬父母”，故《孝经注疏》谓：“孝是真性，故先爱后敬也”;“爱之与敬，俱出于心。
”虽然“爱”和“敬”都发自内心，但“爱”是“敬”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