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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视角下的《红楼梦》赏析本文从文学视角赏析了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英文译本，对其译本中语言的运用，诗词、歌曲和酒令的翻译及文化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通过解析，提出作者的观点:译文不仅必须具有与原创作品一样的文学功能，而且要全面再现原文的审美意义，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充分领略原文的思想情感，这就是文学翻译的内在要求，因此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还要尽可能彻底地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
标签：文学翻译；艺术意境；审美意义；美学价值《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
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
它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有各种文字的译本。
就《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来看，现在主流的译本有共有7种，本文笔者就霍克斯对于《红楼梦》的第二十八回的翻译，管窥蠡测，略探其翻译风格。
一、译者简介及《红楼梦》英译概况大卫?霍克斯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Waley）的学生，1948年至1951年曾在北京大学做过研究工作。
1955年以论文《楚辞的年代及作者考》获得博士学位。
曾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教授。
霍克斯在进行《红楼梦》的英译翻译的时候把《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分为五卷。
第一卷出版于1973年，名为“黄金时代”，共二十六回；第二卷名为“海棠社”，包括了从二十七回到五十三回；第三卷是从五十四回到八十回，名为“预兆”；标题为“泪债”的第四卷包括十八回。
最后的二十二回构成了霍译本的第五卷，标题为“梦醒了”。
二、赏析霍克斯的翻译（下简称霍译本）1、霍译本中语言的运用在语言运用这个层面上，古今中外的译家们都提出过各自的见解，如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鲁迅先生的“兼顾两面”论，钱钟书先生的“化境”，以及英国学者泰特勒的三原则和美国学者奈达博士的“对等”原则。
从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两个译本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应用语言学论文-语言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引言传统上看,翻译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是把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众多学者又将翻译与文化、生态等学科联系起来。
王宁(2005)根据其一贯的文化翻译立场,语言完全可以当做文化和信息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和研究文化的翻译问题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
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语境下,翻译的形式和内容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对翻译的研究也要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对传统翻译学进行新的文化构建,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
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宁(2013)认为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
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 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
因此在这方面, 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
从这个层面看,翻译是以语言转换的形式在传播文化,在这其间,翻译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去传播文化。
本文作者以文化翻译的理论为框架,以《红楼梦》英语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文化对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红楼梦》英语译本简介从历史上统计,《红楼梦》的英语译本有两个全译本是大家广为熟知的: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在1974 年完成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闽福德(John Minford)的分译合成本(霍克斯翻译了前八十回,闽福德翻译了后四十回);这两个英语译本都较完整地用英语展现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风貌,但在语言处理和翻译策略上,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两位翻译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翻译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也有不同。
2021年第6期（总第888期）丈敖冬‘科从文化误译看译者的再创造——解读霍克思译《红楼梦》彭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湖南长沙410000）摘要：翻译长期以来遵循忠实性的理论原则，热衷于追求“理想范本”。
本文结合哲学阐释学，对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误译进行探讨,并以《红楼梦》中霍克思译的误译部分文化为例，从再创造的角度对文化误译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进行阐释。
关键词：文化误译再创造霍克思《红楼梦》一、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译人们大多按照两类划分误译，也就是技术性质和文化性质的误译，本文着重对后者进行探讨，也就是文化误译$在翻译过程中，读者是第一译者，误读会导致误译的产生$误读的意思是“人们在接触其他文化的过程中，难以摆脱自身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经常会以自己熟悉的内容理解他人，也就是按照相同的特质简化降低多样化的其他文化，以一概全地将其中一种文化特征视为所有特征，而文化误译指的就是译者更倾向文化翻译相的言和文化”。
（周晓寒,2009：103-104）对于此类跨文化交际行为，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性质等，因翻译时难免现误读或误译的$二、理论基础接理为，所有接者会以自己的文化为，以类文化对文化进行理解，导致文化在过程中现、的，以对接者的文化以$对类，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会现误读、误译的$过文化误译现接也就是译者在、和其他文化时的性和创造性。
三、译者的阐释策略（一）模仿、和霍克斯都表示了对《红楼梦》原作的敬意和$、将为翻译的，为“在对进行翻译时，需要凸显异国情调，是翻译只是翻译”$但是为“翻译在内的所有内容”，翻译者的三种，也就是对者、读者及文本尽责。
霍克斯更倾向于进行“交际翻译”,也就是将原文读者的大化地译文读者$所谓的模仿指的是通过采用目的，对的文化信进行，传统译的接翻译大相$译者在遇到相似或相同的源语言和目的语言时,大多会种对文本进行$例1：第二回中：“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子兴演说荣国府”%A daughter of the Jias ends her days in Yangzhou city;And Leng Zixing discourses on the Jias of Rongguo House”这里所的“仙逝”在文中最初的意思是“死亡”，过这一修辞手法的委婉达，文视界实现了融合,相关人员翻译时,采用了此类，通过%ends her days”委婉地表达死亡$例2：“薛文龙悔取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Xue Wenlong finds to his sorrow that he is married to a termagantAnd Yingchun's parents betroth her to a Zhongshan wolf”“人们在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按照自己熟悉的一切理解别人，把他种文化内的多样性降低简化为同一种孤立的特质，以一代全地把那种文化的特征之一视为它的总体性”（乐黛云,1999：118）$“所的隐喻缺乏普遍的知，无法使各种得到统一。
从英译《红楼梦》看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摘要]在汉译英过程中，一些对源出语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内容，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说却很难理解，非常容易造成翻译中的文化缺失。
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和霍克斯所译《红楼梦》的比较分析，讨论译者在翻译时采用的方法，衡量这些方法的得失。
力求从多个角度探讨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汉英翻译可能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红楼梦跨文化翻译归化法异化法文化差异一、引言百余年来，不少中国传统典籍被译成了英语，这对弘扬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文化因素的翻译，成为了学术界人士日渐关注的问题之一。
地域、民族、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文化的异质性，使翻译过程充满了矛盾，出现了“文化缺省”“文化冲突”的现象。
《红楼梦》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
这部著作目前已有多个英译本，其中最出名的是我国翻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所译的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以下简称杨译本），以及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大卫·霍克斯所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
现以这两个英译本为例，探讨译者的中西文化差异对其翻译作品造成的影响。
二、中西文化差异对汉英翻译的影响1. 从人物姓名、称呼语的角度来看在翻译贾府中主要人物的姓名时，杨译本大多采用了音译法，即transliteration，如将贾宝玉的名字音译为Pao-yu，甄士隐译为Shi-yin，李纨译为Li-wan，王熙凤译为Hsi-feng等，丫鬟仆人的名字也多为音译。
这样翻译的优点在于符合人名翻译的惯例，使源出语读者在阅读时有所参照和对应，便于源出语读者的理解。
同时这一译法也存在一些缺点：目的语读者无法从这种翻译中获得与源出语读者同等的信息和艺术享受，从翻译的文化对等角度来看出现了缺失。
而这点在大多使用意译法翻译人名、称呼语的霍译版本中就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例（1）：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杨译：Yu-chuanTastes Some Lotus-leaf Broth；Ying-erh Skillfully Makes a Plum-blossom Net霍译：Sulky Silver tastes some lotus-leaf soup；and Golden Oriole knots a flower-patterned fringe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音译与意译的效果是有差异的。
浅析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规避方法作者：殷淑文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综合(上旬)》2014年第14期摘要：由于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化的误读也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带来的冲突与碰撞，就必然会影响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结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探讨处理文化误读现象的规避方法，以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一些有效可行的方法，以此来更好地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误读规避方法一、引言从本质上讲，翻译活动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过程中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集中体现了人类文化交流中的阻滞点和冲突之处。
那么，如何才能冲出误读的重围呢？文学翻译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增进民族之间的理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因此，在文化融合的宏观环境下，“语言的归化，文化的异化的统一”就成了决定文学译本在译语环境里“能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策略”。
笔者根据文化误读的生成原因和具体表现，将其划分为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两种类型，并参照上文提出的总体策略，以《红楼梦》的霍克斯和杨宪益两个英译本中的文化误读现象为例（以下简称霍译本、杨译本），根据其具体的形成原因着重从文化层面上来分析探讨规避误读的方法。
二、避免理解性误读理解性误读的形成原因比较简单，是指由于译者受自身社会文化阐释体系的制约和对源语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而对源语文本文化形成的语言层面上的理解性误差。
例一：（贾宝玉）忽又思及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
霍译本：Jia Lian who never considered anything but his own pleasure would certainly know nothing about the scientific preparation of cosmetics.杨译本：Chia Lien’s only interested in sex but has no consideration for girls.此例霍译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属于典型的理解性误读，原句中的“脂粉”并非是指女性化妆用品，而是用来借指使用这些化妆品的女性。
变译论下霍译本《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传译分析300年来一直流传的《红楼梦》是畅销书,也是经典作品。
其博大精深让中国读者着迷,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译介《红楼梦》,让西方读者分享这份文化大餐。
在《红楼梦》众多英语译本中,大卫·霍克思和约翰·闵福德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在西方颇受推崇。
翻译是语际转换,更是文化传递。
《红楼梦》承载厚重的中国文化,向西方读者译介的过程中必然面临文化差异。
“霍译本”因译者的汉学家身份、译本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内容的完整性获得专业读者的一致推崇[1],第一次完整地把《红楼梦》介绍到海外。
所谓变译,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2]。
该理论强调再现原作价值,站在文化传播的高度,由译者对原作进行改变,达到向特定读者传递信息的目的。
变译的过程即是译者为平衡原作和译语读者而做出的变通性妥协。
译者的变译以整体优化率为指导,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对原作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造并实现译文的优化。
优化具有客观性,这是由原作的结构、功能差异和译语读者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决定的。
为实现有效的信息摄取,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准确定位读者,准确选择变通手段,恰当运用变译手法,以最终突出原作的使用价值。
“霍译本”受到西方读者青睐,在于译语呈现的世界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表达规范。
但事实上,中、英文的语言和思维、表达有巨大差异,西方读者能够普遍接受“霍译本”,自然是因为译者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做出了变通和调整,即变译。
中国文化负载词蕴涵深厚的中国文化,其形象和意义的有效传递更是离不开译者的变通。
一、增增是在原作基础上增加信息,增加的方式有阐释、评论和添写等。
(1)宝玉因又自叹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
”(第三十回)霍译本:He was reminded of Zhuang-zi’s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ur,whose endeavou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n aspect s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Therecollection of it made him smile.‘This is“imita-ting the Frowner”with a vengeance,’he thought,‘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noriginal,but downright disgusting1’东施效颦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典故,说的是盲目模仿被人嘲笑。
《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中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作者：武雯敏来源：《活力》2009年第08期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的实现离不开翻译,而翻译的成功与否又与译者选择何种翻译策略息息相关。
“归化”和“异化”是两个主要的翻译策略。
笔者以功能主义/目的论为依托,从“杨译”和“霍译”对《红楼梦》中文化差异现象的不同处理方式,展开分析论述。
“ 文化差异”翻译活动不仅仅和语言有关,成功的翻译离不开文化的参与。
因此,译者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原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
有人对文化给出过如下的定义:文化就是几代人历经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努力而获取的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态度,等级,意义,宗教,时间观念,角色,空间,宇宙,艺术等的积淀。
翻译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活动,文化又有着各自的特色,所以译者在从事此项语言文化间的活动时,不可避免的是文化差异问题。
从上面文化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差异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行为,态度,信仰,时间,角色,空间等。
面对如此包罗万象的文化世界,能做什么,该做什么,采用何种策略来解决文化差异难题,是一个译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禁忌语的翻译禁忌语,指的是人们为免尴尬或攻击他人而避免使用的表达方式。
因为《红楼梦》成书于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书中随处可见禁忌语的影子,如“国讳”( “national taboo”),当曹雪芹写到和皇帝相关的事情时,使用“当今” 或“圣上” 来避免直呼当朝皇帝的名讳。
书中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禁忌语是“死”。
例如:·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H: And Qin Zhong is Summoned for Premature Departure on the Journey into NightY: Qin Zhong Dying before His Time Sets for the Nether Regions·(秦可卿)“……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底本析论霍克斯的英译版红楼梦，曾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范本，其优秀的译作被公认为开启了中国文学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
因此，本文将主要以英译底本的形式，对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进行析论。
首先，本文将从译者的角度解析霍克斯英译底本的译作特色。
作为英译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采用了以汉语文本为基础，以汉英加以融合的方式来进行译作。
霍克斯不仅把红楼梦原文的语篇精准地表达出来，也很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气质。
例如，他在译作中把若干汉字连在一起，形成了“艳后”这样的中式表达，从而表达出典故文化的蕴涵，让英语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红楼梦的主题。
其次，本文将从原文构思的角度，分析霍克斯英译底本的译作价值。
红楼梦是曹雪芹编写的描写清朝历史文化特色的小说，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他充分利用了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以使英语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红楼梦的主题。
他精心选择并变换词语，以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人月明”的英文变换“the bright moon of man”，代表着西施和平月的传说故事，把中国文化独特的历史文化表达出来。
此外，霍克斯还特别注重汉字的音译，比如他用“dowager”来表示“太后”，这样做使得英文读者能够更贴近红楼梦中的汉语文化，从而丰富英文读者的视觉体验。
最后，本文将结合历史背景对霍克斯英译底本的译作历史意义进行讨论。
霍克斯的英译版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向国际的重要一步，他的英译底本不仅在语义上准确无误，还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气质，使英文读者能够更加贴近和理解红楼梦的原文，同时也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从而对古今中外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霍克斯考虑到译者面临的实际情况，在英译红楼梦过程中英汉融合，很好地反映出中国文化。
他采用汉英融合的方式进行文本翻译，表达出红楼梦文化的精髓，并为世界文学开拓了新的可能，因此他的英译红楼梦译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文化差异对《红楼梦》英译本的影响——以第２８回为例王妍 天津外国语大学摘 要：《红楼梦》又称《石头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本文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为依据，分析第28回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使读者在鉴赏过程中提高翻译能力。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差异；翻译对比作者简介：王妍（1991-），女，汉族，山东省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81-01一、引言1830年至今，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过节译或全译。
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本文以《红楼梦》第28回为例，分析文化差异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二、译例分析1.字词的理解与表达字词的使用可谓最见功力，锤炼到一定火候，字词常常能成为点睛之笔。
例：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杨：I never expected you to grow so proud that……霍：Now that you have grown up, you seem only to have grown more touchy.在译人大心大时，杨用了proud，有点过头了。
霍则选了touchy（marked by readiness to take offense on slight provocation），把黛玉的小心眼与敏感的性情表达的恰如其分。
例：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杨：Everyone laughs at me for being foolish.霍：The others are always telling me I’m a “case” ……一个痴字，杨译为foolish，很明显是不合适的。
浅析《红楼梦》翻译看文化不可译现象摘要：中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这使得人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感受，给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造成了极大的障碍，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性。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包含了典型的东方文化。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中哲学观点、文化典故和人物名字的翻译来阐述文化的不可译性。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不可译性哲学观点文化典故人物名字一、引言无论从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史看，还是从其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过程看，翻译对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和平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文化交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播给其他国家。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翻译工作者必须对目的与和源语文化有深厚的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文化。
根据奈达的观点：词语的符号意义在任何意义上都取决于该语言的文化，所以，译者只有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才能使译文达到“最近似的自然等值”或者完全相类似的文化功能。
[1]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在语言上表现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称呼和不同的文化内涵，这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性。
红学家周汝昌曾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既有中国历代文人的特点，又有清八旗文人的特点，这使《红楼梦》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气质。
假如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很难读懂这部传世之作。
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红楼梦》已有9个英文版本，其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杨译）的译本和大卫霍克斯与约翰敏福德（霍译）的译本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两个译本。
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汉语中有的历史文化情景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这给翻译带来了极大挑战。
二、哲学观点的不可译性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贾雨村说：“大人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
”接着又说：“清明灵秀，天地之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怪癖，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
242《红楼梦》两译本在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及评析——以第二十八回为例田明明 天津外国语大学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之一，具有极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本文选取流传较广的两个译本进行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红楼梦》的地位、研究价值；第二部分是两个译本在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其中包括称谓方面、诗歌方面、对话方面及合理性方面；第三部分评析两个译本的优缺点；第四部分总结两译文的差异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红楼梦一、引言《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这部伟大的作品具有深厚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红楼梦》中含有大量的文化内涵，许多人都翻译过它。
到今天流传较广的有两个译本：一个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本)，另一个则为大卫•霍克斯和约翰•闵福德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
由于两位译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翻译中对文化上的处理也不同，本文基于这两个译本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的文化差异进行探究。
二、两个译本在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一)称谓方面。
文学作品一般是以人为中心的。
作家可以把人物命运、性格、形象都融入于人物名字中的人物的名字以及人物对他人的称呼都可以反映人物形象。
两个译本是否准确生动地翻译出人物的名字内涵和人物对其他人的称呼是否符合人物自身性格特点，使目的语读者准确清晰理解人物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1、人物名字 例1：“袭人”和“晴雯”这两位丫鬟的名字，杨译本的就按照音译的原则，直接用拼音的方式将其译出为“Xiren ”和“Qingwen ”；而霍译本则按照意译的方式将其译为“Aroma ”和“Skybrigh ”。
杨氏夫妇采用的音译人名，的确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但这样的译法不能够表现出人名中隐含的意义，如果读者为不了解《红楼梦》的外国人，对于外国读者杨译本的这种音译人名方法恐怕不能够使他们充分了解人物以及原作者要表达的隐晦意图。
谈谈《红楼梦》霍克斯英译本中的几点文化倾向“One bit of imagery which Stone-enthusiasts will miss in my translation is the pervading redness of the Chinese novel.One of its Chinese titles is red,to begin with,and red as a symbol,sometimes of spring,sometimes of youth,sometimes of good fortune of prosperity,recurs again and again throughout it.Unfortunately,apart from the rosy cheeks and vermeil lip of youth,redness has no such connotations in English and I hav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reds have tended to turn into English golds or greens(‘spring t he green spring’and‘golden girls and boys’and so forth).I am aware that there is some sort of loss here,but I have lacked the ingenuity to avert it.”(Hawkes,3-5)导致他会有这种理解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国家里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白象”的翻译,当描述一个动物的时候就可以译为“white elephant”,但是,一旦把它用于某一国的文化背景之下就会产生不同的含义,“白象”在中国作为一种商品的名字给人一种很贴切、形象的感觉,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并被接受,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则会产生很大的反差,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会把这个“white elephant”理解为“无用的、累赘的东西”。
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霍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误读摘要：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普遍存在且具有必然性。
本文借用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伦理分类模式，结合例证，分析霍译《红楼梦》中的几种文化误读，从而探究其误读产生的原因。
霍译本中误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自身的伦理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伦理文化误读再现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一伦理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但是由于文化的异域性和异质性，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伦理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通俗地讲，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它探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翻译理论界，认为译者有责任再现原文文本或原文作者（to consider the translator responsible for representing a source text or author）”，这一伦理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Pym，2001：130）。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界才真正将“应该怎么翻译”这一命题从伦理学的视野展开研究。
1981年，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一个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
在那之后，安东尼?皮姆在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一书中把注意力放在伦理问题上。
此外，贝尔曼对翻译伦理展开研究的呼声也得到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1993，1997）、皮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1994）等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回应。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如Pym所言，“伦理”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2001：129）。
进入了21世纪，译界权威杂志《译者》在2001年第二期出了名为《回归到伦理问题》的专刊，特邀编辑Anthony Pym在导言中明确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
”（Pym，2001：129）至此，译界开始了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在界定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领域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2001：139-54）的五种模式分类法颇有借鉴意义。
Chesterman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一文中提出了四种现行模式：1.再现的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即“要准确地、不作任何增加、删节或更改地，再现原文文本及原作者的意图”（Chesterman，2001：139），这一模式凸显了忠实（fidelity）与确实（truth）。
2.服务的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即译者要“遵照委托人的要求翻译，并实现由委托人制定并为译者所接受的、或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翻译目标”（Chesterman，2001：140）。
3.交际的伦理――与“他者”进行交流，即“把‘他者’当做‘主体’来接受并真正与之交流……这里翻译的重点不在于吸引读者，而在于与他者进行交流。
”（Chesterman，2001：141）。
交际的伦理更强调的是人际间的而非文本间的关系，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对他者文化的描述。
4.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即对译作的产生和接受起决定或影响作用的规范的研究。
译入语文化中的规范代表了当时译入语文化对于译作的期待，因此，“译者的伦理行为就意味着依照规范，照读者或委托人期待的那样去做，而不是令他们惊讶。
”（Chesterman，2001：141-42）。
另外，Chesterman还在这四种模式外又加上了第五种伦理，即承诺的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
对职业的承诺指的是“力求优秀（strive for excellence）”（Chesterman，2001：145）。
译者的承诺，用Chesterman的话来讲，就是“需要成为好的译者”（2001：146）。
一个真正的译者不应该把商业需要当做翻译的唯一目的，还应该有许多其他的伦理承诺。
这些承诺都包括在Chesterman提出的“神圣的誓言（Hieronymic Oath）”（2001：152）里。
这五种伦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叠，而且译者不可能同时并重。
在实践中，译者往往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或服务的伦理，造成对再现伦理的违背。
毕竟，翻译活动涉及的是两个蕴含着不同文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转化，这就为文化误读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说翻译是一门“接近的艺术”而非“精确的艺术”。
二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跨文化交流往往是伴随着文化误读进行的。
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误读（乐黛云，1997：110）。
文学翻译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误读。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其宏大精致的小说结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以及出色的语言艺术，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顶峰。
翻译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霍克斯先生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难免会在其译文中产生种种误读。
1.宗教文化的误读在宗教信仰方面，中西方存在很大差异。
自从南北朝时期以来，儒教连同佛教及道教就被并称为“三大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其中，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和哲学，是在东汉末年正式传入中国的。
此后，许多和佛教相关的词汇也被引进汉语中，其中很多已经融入到日常用语和文学作品之中。
西方文化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大多数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把上帝当做唯一的神来崇拜。
在《红楼梦》时代，佛家思想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不但为人们普遍所接受，而且对中国人的习俗和伦理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闻得（宝玉和熙凤）吃了米汤，醒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第2卷，第25回，706页）霍译：（The news that the sufferers had regained consciousness was relayed to the girls in the outer room）‘Bless His Holy Name！’Dai-yu murmured fervently....‘I was thinking how busy He of the Holy Name must be，’Bao-chai said.（V ol.1，Ch.25，P.506）（2）刘姥姥道：“这倒不然。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
……”（第6回，168页）霍译：‘I wouldn’t say that，’said Grannie Liu.“Man proposes，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Who knows，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 are looking for.’（V ol.1，Ch.6，P.152）在上面两个例子中，黛玉在如释重负时脱口而出的“阿弥陀佛”，以及刘姥姥在处理事情时对“上天”的依赖，都反映出了佛家思想对人们头脑深层次的影响。
霍克斯先生在处理这段译文时，为了方便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用英语国家人们普遍使用的基督教术语取代了“阿弥陀佛”和“天”等，这种处理方法满足了译入语读者的期待，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但对再现的伦理造成了违背。
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尽管提高了原文文本的可接受性，但同时抹去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甚至会误导英语读者，让他们以为清朝的中国人也信仰基督教。
2.伦理文化的误读简单说来，中西文化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众多不同，大都来自群体取向（group-orientation）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分歧（潘绍中、赫迎红，2004：12）。
近五千年来，中国文明的发展主要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又以家庭为单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家庭，把家庭当做社会的基础和组成细胞。
《红楼梦》描写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由盛而衰的贵族大家庭中的爱情婚姻悲剧。
在这样典型的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中，宗亲关系复杂，其内部成员十分重视血缘宗亲关系，而且“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盛行。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其家庭构成模式属于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且血缘观念相对淡薄。
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之间往往互相直呼其名以示亲热随和。
（3）……嫡妻封氏，情性贤淑……（第1回，第10页）霍译：…and his wife Feng-shi，a kind，good woman…（V ol.1，Ch.1，P.52）（4）……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第7回，214页）Hawkes：Father-in-law pokes in the ashes.Auntie has it off with nevvy.（V ol.1，Ch.7，P.183）例（3）中的“封氏”指的是甄士隐的妻子，她虽姓封，但是名字没有给出来。
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已婚妇女在婚后只能保留自己的姓，人们通常会用她丈夫的姓加上她自己的姓再加上一个“氏”字来称呼。
由此，甄士隐的妻子就被称为“甄封氏”，这只是一种称谓。
事实上，这种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直接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
霍译中的“Feng-shi”会让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甄士隐妻子的名字，这显然与原文不符，违背了再现的伦理。
同样，例（4）中的“小叔子”是已婚妇女用来指自己丈夫的弟弟的称谓，译文的“auntie”和“nevvy”则反映了霍克斯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不是很清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造成了误读。
3.文化意象的误读一般说来，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谢天振，1999：180）。
文化意象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一种植物或动物，也可以是成语、谚语、典故甚至是数字等。
然而，不同的民族由于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而有些文化意象，虽然为几个民族所共有，但是不同的民族又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