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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知行观
朱熹是中国宋代儒学家，被视为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对知行观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提出，认为知与行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下是朱熹知行观的主要观点：
1. 知行合一：朱熹主张将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将学问（知）与实际行为（行）相统一。
他认为只有将学问运用于实际生活中，才能真正体现智慧和改善人生。
2. 知行相因：朱熹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依存的，知识是行为的基础，而行为又是对知识的实践和应用。
两者相互促进、相互生长。
3. 知行并重：朱熹强调知与行的平衡和相互配合的重要性。
他认为，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践行为，只有将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获得成就和进步。
4. 思行一致：朱熹提倡思考与行动的一致性。
他认为，思考是为了引导行动，而行动是对思考的具体实践和验证。
只有在思考与行动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境界和效果。
朱熹的知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
他强调知行合一的理念，提倡以知识为基础，通过实践行为来体现学问的价值和意义。
这一观点不仅对当代教育和个人发展有启示，也在价值观的培养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诞生于宋朝，发展于明朝始期，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就中国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旨在探究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理论体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宋明理学的内涵宋明理学是以“理”为核心的学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是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普遍性、必然性和不变性的精髓。
宋明理学家将“理”划分为两个层次，即“理”的本体和“理”的意义。
其中，“理”的本体是一种超越感性经验和逻辑推理的存在，是一种超越世俗经验的本体思维；“理”的意义则是指“理”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由“理”的本体所决定的。
宋明理学通过对“理”的探讨和研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是“四端之说”，即“物极则反、事走则疑、人极则变、情盛则衰”。
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事物或行为都有其正反两个方面，比如贪婪与节俭、生与死、长与短等等，都是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同时，“四端之说”也强调了事物的变化性和相对性，指出了一种相对平衡的处世之道。
二、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宋明理学由于“理”是其核心概念，因此其理论体系主要是围绕“理”展开的。
宋明理学将“理”分为“道德理”和“自然理”两个层面，又把“道德理”和“自然理”分别分为“理”和“气”。
其中，“理”就是普遍性、必然性和不变性的精髓，也是主导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气”则是具体表现出“理”的形式，是万物生命力量的具体表现。
此外，宋明理学还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同一个“理”所支配和统一的，人与宇宙万物是一体的。
在道德方面，宋明理学提出了“性”“心”“道”的三个基本概念。
其中，性指人的本性，心是思想意识和心灵的所在，道则是治理世界和追求精神境界的基本准则。
宋明理学家认为，性是具有普遍性的，是每个人内在的本质；心则是个体的心智活动，对道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而道则是治理宇宙万物和自我修炼的本质。
除此之外，宋明理学还关注政治和教育的问题。
朱熹道德知行观研究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哲学家、文化名人，他提出了“道德知行”的学说，认为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才能准确理解真理和智慧，这种学说对于中国哲学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朱熹道德知行观研究，并举出五个例子加以论证。
一、“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朱熹道德知行观以“知行合一”为核心思想。
他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行是人类实践世界的能力。
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并将其应用到生活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实践自己所倡导的道德理念。
否则，道德理念将成为空话，只是空洞的教条。
二、研究成果随着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朱熹道德知行观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在学术思想上有着意义，同时也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实践中。
下文将从五个方面详细讲述朱熹道德知行观的发展与应用。
三、教育朱熹道德知行观在教育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一直鼓励学生注重实践，推崇“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这正是应用了朱熹道德知行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好的接触和体验真正的知识。
四、企业管理朱熹道德知行观对企业管理理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将道德理念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比如，通过贯彻朱熹道德知行观推崇的“德治”思想，企业在进行业务经营时不仅注重利润，更注重诚信及言行一致，以达到企业的长期发展。
五、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和行政管理也需要注重“知行合一”。
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各部门需要通过实践来贯彻政策，真正解决问题。
例如，政府在推出一项新政策时，需要现场调查收集相关数据以及了解实际情况，以此来制定真正适用的政策方案。
六、个人发展朱熹的“知行合一”哲学思想也对个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比如，我们需要进入社会，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况，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对宋明理学的认识与理解
宋明理学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之一，强调了人的自我完善、天人合一和理性主义。
它的核心思想是“心即是理”，即人的内心本质即是宇宙中的万物本原。
宋明理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它围绕着“心性”展开探讨，强调了人的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了“格物致知”的重要性。
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心学”、“理学”和“道学”三个方面。
其中，“心学”是其核心，认为心性是构成世界的根本，人的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是实现天人合一的根本途径。
“理学”则是对于“心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推理和辨证的方式，探讨了“理”的本质和作用。
“道学”则是强调了道德修养和实践的重要性。
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更为深刻的内在层面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总之，对宋明理学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和思想精髓，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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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宋明理学教案的秘密之门：探寻其精髓和特点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大学派，于宋、明两代形成，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学派之一。
宋明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被誉为“中国思想史中最高峰。
”宋明理学教案对于研究其精髓和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接下来本文将探寻宋明理学教案的秘密之门，探究其中的哲学思想、核心内容、学术特点等。
一、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
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在唐、宋先贤、佛教和道教三家的文化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主要包括“理”的认识、“心”的作用和“气”的性质。
宋明理学强调尊重事物自身的本来面目，重视彻悟自己，善用“表里文”的方法，以达到掌握事物本真的目的。
此外，宋明理学还将万物视为一个整体，注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探究，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
二、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心性论”、“领悟论”、“诚意论”、“物理辨证法”和“格物致知”等方面。
其中，心性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它强调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只要掌握了真理，人就能够超越自我，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领悟论是强调通过一种“领悟”的途径，达到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目的，此外，领悟论也指出了“理派”和“气派”的区别，倡导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诚意论是指人必须始终如一、真诚待人的思想，它是修身养性的基石。
物理辨证法是宋明变法时期所提倡的哲学思想，这种辩证思想强调了对事物发展规律、性质等的认识，此外，物理辨证法还提倡了对事事物本质的研究。
格物致知则是传统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来揭示事物的真实面目和内在规律。
三、宋明理学的学术特点宋明理学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宋明理学重视人类智慧之源的发掘和传承，强调大众和私人学问的统一，它在学术的发展、资料的收集、知识的阐述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宋明理学非常注重哲学思想的实践性，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研究，注重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追求人类与宇宙的共同和谐。
我的知行观知行观，在哲学中，知行关系主要表现为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简单来说，就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周所周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派，就知行观而言，唯物主义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同时不否认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唯心主义认为，认识的产生不依赖于实践，是人的头脑自生的。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一个特有的话题，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这种提法。
知行观涵盖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但不能等号，因为它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知”，一个是“行”。
“知”关涉知识论或认识论，而“行”则关涉实践论。
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开始，世界就被二重化了，以为有一个超越的理念世界，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现象世界。
按照这种世界观，知识源于理念世界，仿佛有一本“无字天书”，等待有缘人去读。
在西方哲学中，知识论其实就是研究“无字天书”的读法，故而成为一个单独的话题。
在西方哲学中，知识论和实践论分别是两个话题。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知识论为主题；而《实践理性批判》则以实践论为主题。
知行观论域显然比知识论宽，其中既有“知”，又有“行”，并且把两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
何谓“知”？中国哲学家的看法与西方哲学家不一样。
在中国哲学家眼里，“知”并不是对“无字天书”的解读，只是找到“行”的导向。
对“行”的方法、路线、目标有清楚的了解，那就叫做“知”。
西方哲学所讲“知”通常是狭义的，限制在事实知识的范围内，一般指科学知识；中国哲学所说的“知”是广义的，既包含着关于事实的“知”，也包含着关于价值的“知”，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的话题，其中也包括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不单单是关于对或错的问题，还有一个得当与否的问题。
由于中国哲学所说的“知”涵盖价值判断，不可能选择西方哲学中那种主客二分的理路。
用从客观到主观的思路，可以解释关于事实的知识如何形成，但解释不了关于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不受客体性原则的限制。
倘若脱离了主体性原则，根本就谈不上价值。
宋明理学精神内核分析本文旨在探讨宋明理学的精神内核，通过对该思想体系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和价值。
宋明理学是指北宋至明末这一时期盛行的儒家思想体系，它强调理性、道德和人性的内在超越性。
宋明理学的精神内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宋明理学家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这种观念源于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
宋明理学家通过强调“理”和“道德”，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道德性的天人合一观念，即人应该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二、理学的本体论宋明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本体，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
这种“理”体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和规律。
同时，“理”也是道德的基石，人应该通过体认“理”，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完善。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宋明理学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即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理学家们认为，只有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同时，他们还强调“慎独”和“自省”，即要通过反思和审视自己的行为，不断修正错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四、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宋明理学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倡社会责任感和群体意识。
理学家们认为，个人应该始终将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他们还强调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整体观念，主张通过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五、终极信仰的缺失与先秦儒家思想相比，宋明理学没有为人们提供一种终极信仰。
虽然理学家们强调道德修养和人性完善，但并未构建起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理念体系。
这使得宋明理学的传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观念、理学的本体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终极信仰的缺失等方面。
如何看待宋明理学的评价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思想体系主要由宋朝的程颐、程颢、张载等人和明朝的王阳明等人所建立和发展。
宋明理学强调道德修养和内心的觉悟，认为人的本性本善，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
对于宋明理学，有不同的评价。
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
一、积极评价
1. 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觉悟：宋明理学认为，人的本性本善，只有通过内在的修养和道德觉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
2. 注重实践和生活：宋明理学强调实践和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将理论付诸实践，才能真正体验和理解其中的道理。
3. 推崇“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强调知行合一的观念，认为只有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二、消极评价
1. 学术体系过于封闭：宋明理学的学术体系较为封闭，思想传承较为固化，缺乏创新与开放。
2. 精神追求过于理想化：宋明理学的精神追求较为理想化，过于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觉悟，忽视了社会现实和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3. 大众教育价值有限：由于宋明理学强调个体的修养和觉悟，其对大众教育的价值有限，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总之，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其思想和贡献，并结合当今社会的需求进行发展和创新。
宋明理学的认识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名称，可是这个名称如细究起来也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科学的，而是约定俗成的。
宋明理学诞生在北宋，却一直延续至清代，因此如果按照这段历史来讲理学的体系，应该叫“宋元明清理学”。
可是这个叫法显得有点儿长。
当然比较起来，宋与明是最重要的，因为元代基本上是宋代主流理学的延伸，清代虽然对整个明代理学进行了反省、批评，但清代中期以后的学术路向发生了从理学到朴学（汉学）的转变。
汉学从清乾嘉时代开始出现，后来发展成为清中期以后学术的主流。
因而就理学史本身而言，尽管宋代和明代是最重要的，却不可抹杀元代、清代。
如从相对全面、完整、科学的角度，应该叫“宋元明清理学”，这是使用“宋明理学”概念时尤为需要注意的。
总之，宋明理学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一样都是中国学术史习惯上所使用的概念，细究起来虽表达得还不是那么完整，但作为指代，代表了从１１世纪至１８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发展体系。
宋明理学，有人又称“宋明道学”。
其实，道学之名虽早出于理学，但道学的范围比理学要相对来得小。
北宋的理学当时即称为道学，而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
至明代，道学的名称就用得更少了。
所以从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尚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北宋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习称“北宋五子”；南宋时主要为朱熹、陆九渊；明代最有影响的是王守仁。
由于“理学”、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主导思潮，故有不少学人习惯上把理学的代表人物概括为“程朱陆王”。
有关宋明理学谈谈自己的看法1301096 张瀚文13级七临三班在网上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上搜索宋明理学，出现词条最多的的一个人就是朱熹，大家都说他是宋明理学集大成者，读一读他的书会是我更加了解宋明理学，所以我拜读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没能全部看完，因为有的地方实在是让人忍不住要停下来推敲，所以我下面的观点可能会有一些片面把。
既然提到了宋明理学，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
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
北宋嘉佑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
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
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
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
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
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
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
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
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
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
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
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朱熹注四书，确实有些地方存在硬伤，毋庸讳言。
宋代的训诂不如清代发达，考亭的有些解释有点牵强，清代贤士硕儒多所匡正。
总结宋明理学思想主张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主要由宋代哲学家朱熹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所创立和发展。
其主张包括“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对后世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对宋明理学思想主张的总结。
一、“格物致知”：宋明理学强调通过实践、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本源和本质来认识世界。
朱熹认为人们通过对事物深入研究，可以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智慧。
他强调“格者，物之理也”，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是一种融合了理性思考和感性体验的认识方式。
二、“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强调知识和行为的一致性。
朱熹认为，只有理解了道理的人才能正确地去实践，而只有通过实践，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道理。
他指出，知识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道理。
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主张，他认为人们的内心已经具备了道德准则，只要调动内心的良知，就可以正确地行动。
知与行是一体的，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三、“致良知”：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他认为，人们内心都有一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良知，只要调动和发挥良知，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行动。
他主张一切道德规范都源于心灵深处的良知，人们只需“致良知”去觉察和追求善恶，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道德境界。
这一主张突出了人们内心具备道德能力和潜力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人们应该依靠内心的力量去实践和追求道德。
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明理学提出了一种全面的道德伦理体系，并强调人们应该从个人修身做起，同时也注重家庭生活、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
朱熹认为，要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个人做起，注重个人的德行修养，通过个人的实践和道德的践行，才能够建立和谐的家庭，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和国家。
王阳明进一步强调了个人内心的道德追求，他认为，只有个人内心达到完善的境界，才能够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做出正确的贡献。
宋明理学核心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父子以及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等人的著作中。
宋明理学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核心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出发，探讨其对后世的影响。
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重要理念。
首先，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了“心即理”这一重要观念。
他们认为，人的内心本身就是理，只有通过悟性的开发和修养，才能使人的心与理达到统一。
这一理念强调了内心修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自我反省和修炼，达到心性与道义的合一。
其次，宋明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获得真知。
程颢、程颐认为，人应该通过对外界事物的观察和思考，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从而达到对道义的理解。
这种通过实践来认识真理的方法，对后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宋明理学强调“知行合一”，即知识与行为应当统一起来。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提出“致良知”、“格物致知”等观念，强调人的内心本具良知，只有通过实践和行动，才能使良知得以发挥。
王阳明主张“立命安身、立身安天、立天安道、立道安性”，强调了道德实践在个体修养和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
宋明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认识论方面，宋明理学强调通过实践来认识真理，对后世的认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次，在道德伦理方面，宋明理学注重道德修养和实践，对后世的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在政治治理方面，宋明理学提倡“仁政”、“德治”，对后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的来说，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流派，其核心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宋明理学核心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感悟其中蕴含的智慧和价值观念，为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借鉴和启示。
2020-02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心与理，知与行———比较视角下的朱子与阳明曾奕（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都是新儒学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朱陆之辩引发的理学与心学的论争也构成了宋明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比较视角下考察两人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后发现，朱熹强调心统性情和已发未发，主张格物致知和主敬涵养的工夫论；阳明强调本心即理和发明本心，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工夫论。
阳明沿着朱子的路径开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二者尽管在心与理、知与行上有所差异，但都以回归性理为方向，不能将他们置于割裂和对立的立场，而应在比较的视角下中综合把握和考量。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6-0003-02一、本体论的比较：外在的“理”与内生的“心”（一）朱子的“理”“理”是程朱理学讨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朱熹本人重点论述的内容。
可以说，朱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一个“理本位”的体系，“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根据、世界的主宰和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
现当代诸多学者都对朱熹的本体论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冯友兰曾这样论述朱熹的本体论：“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
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
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
”在他看来，心与理分属两个不同世界，心是形而下的实在的具体存在，而理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概念存在，所以二者无法等同，不能承认“心即理”。
陈来质疑冯友兰观点的可靠性，认为用“形上形下”来分析朱熹的心性论有待商榷。
吕思勉认为朱熹持有的是所谓“性即理”和“心统性情”的本体论：“朱子谓‘性即理’而已。
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
”朱熹的“理”是一种本原性的依据，先于世界万物而存在，是万事万物依据的对象，不依靠别的东西就能独立存在。
宋明理学知行观
，讲述学习的重要性
关于学习的重要性，宋明理学将其提炼为“知行观”，意为对学习知识中理解
的同时要加以运用，才算是真正的学习。
学习是人类成长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学习中应该格外重视。
学习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解决问题，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学习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改变生是模式的机会，它决定了我们注入外界信息的层面。
学习可以帮助人们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它激发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增
强了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
学习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专业技能，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从而使我们的知识更加丰富。
学习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取得更多的成就。
学习不仅会给人带来自身的提升，还会为社会带来有效的发展。
学习改善了人
们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他们的社会贡献，并使他们更加珍视学习的习惯。
无论是专业学习还是平日求知若渴，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定会有收获。
因此，学习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至关重要，贯彻宋明理学的“知行观”，
才能真正发挥学习的作用。
王守仁“知行合一”与宋明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魏义霞【摘要】“知行合一”是王守仁知行观的核心命题,也是王守仁与朱熹的分歧所在.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包括三层基本内涵:第一,知行并进、不分前后;第二,知行本义合一;第三,知行相互包含.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王守仁对于知行关系的基本看法与朱熹等人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这一点,王守仁和其他理学家凸显知行的伦理维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将知行范畴落实到“去人欲,存天理”都是明证.【期刊名称】《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9)006【总页数】10页(P9-18)【关键词】王守仁;知行合一;宋明理学;知行观【作者】魏义霞【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8.2;B244“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对于知行关系的核心观点，集中呈现了王守仁与朱熹等理学家对于知行关系表面对立、实质相同的认识。
在此，有两点必须明确一下:第一，“知行合一”这一命题并非王守仁的首创。
在他之前，南宋理学家陈淳就有知行“不是截然为二事”的思想，明代理学家谢复更是明确提出了“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命题。
尽管如此，由于陈淳、谢复等人对自己的观点并未有较为系统的哲学论证，加之两人的说法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提到“知行合一”，人们往往会忽视陈淳、谢复，首先想到或提到的反而是王守仁。
王守仁继承了陈淳、谢复等人的思想，对“知行合一”进行了系统论证，使这一命题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二，王守仁之所以推崇“知行合一”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恶习有感而发的，最主要的是为了反对朱熹的知行观。
其实，这两个问题具有一致性。
按照王守仁的看法，正是朱熹的知先行后在社会上造成了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恶劣风气，有些人正是借口先知后行而对伦理道德不肯躬行的。
对于自己倡导“知行合一”的良苦用心，王守仁曾经表白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收稿日期:2006-11-09作者简介:魏义霞(1965)),女,安徽濉溪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
2007年第2期总第197期齐鲁学刊Q ILUJ O U RNALN o .2G enera l N o .197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魏义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 要: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
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
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0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
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
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关键词:宋明理学;知行观;格物致知;等级秩序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 (2007)02-0032-05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古已有之,但其系统化及成为焦点却始于宋代。
理学家重视知行关系,这与宋明时期道德教化的加强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社会需要使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成为迫切的现实课题。
从二程、朱熹、陆九渊到王守仁,每一位理学家对知行关系的具体看法不尽相同,然而,他们殊途同归的理论走势和价值旨趣却凸显了宋明知行观的道德意蕴和伦理维度,流露出相同的加强道德教化、构筑社会和谐的理论初衷。
一、以知为先、以知为本与知行观的道德内涵和伦理维度综观理学家对知行关系的厘定,从知先行后、知本行次、知行互发、知行俱到、以行为重到知行合一、不分先后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
这些观点表面看来并不相同,有些甚至给人针锋相对或截然对立的感觉,王守仁以/知行合一0、不分先后反驳朱熹等人的知先行后就是明证。
然而,理学家的知行观具有相同的思想主旨,那就是以知为先、以知为本。
(一)知先行后与以知为本检阅理学家对知行关系的厘定,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知先行后。
这是因为,一边是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人不约而同地呼吁知先行后,一边是王守仁竭尽全力地反对知先行后,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0、不分先后。
这有必要先明确一下知先行后的具体含义。
二程、朱熹对知先行后的陈述出于相同的意图和动机,那就是:若行,要先明白做什么、如何做;所以,必须知在先。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陆九渊与程朱一样主张知先行后。
对此,他一再写道:/吾友学未博,焉知所行者是当为?是不当为。
0[1](P443)/为学有讲明,有践履,,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唯笃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0[1](P160)。
按照陆九渊的说法,只有先明白了道理,行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否则,践履便会迷失方向,成为冥行。
循着这个逻辑,必须先知后行。
可见,无论是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讲知先行后都是为了强调以知指导行。
在他们看来,为了反对脱离知而冥行,必须知在先、行在后。
其实,这也是王守仁断言知行不分先后、合一并进的题中应有之义,他的名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0已经把行牢牢地锁定在知的计划之内,目的也是为了将行永远控制在知的主意之下。
进而言之,为了突出知对行的指导,理学家强调,行必须在知的策划、引领和监督下进行,于是推出了知先行后。
其实,从行必须依赖知的指导这个32角度看,知先行后与知行不分前后、相互依赖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因为从目的是为了以知指导行来看,知先行后也是一种知行相互依赖)))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正因为如此,理学家都强调知行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朱熹对知行关系前后看似矛盾的说法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朱熹强调知行相互依赖、俱到互发,一定要齐头并进、不可偏废。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与行是同时进行的,不可分为先后。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论先后,知在先0,一定要先知后行。
对于一面齐头并进俱到,一面分为先后,朱熹本人的解释是前者是本原性的、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就一事而论的。
其实,一事中的知先行后以知行相互依存为前提,不仅离开知行相依这一原则便没有知先行后,而且知先行后本身就是相依的一个方面)))说明了知行如何相互依存,只不过是侧重行对知的依赖而已。
明白了这一点可以看到,在知行的相互依赖上,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人的知先行后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0别无二致。
换言之,正是知指导行将理学家的知先行后、知行相依和/知行合一0统一了起来。
这表明,理学家的知先行后不是在发生论而是在功能论上立论的,他们对抽象的、本原上的知与行孰先孰后、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是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具体处理知行关系时二者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上;尽管在知行的相互依赖中侧重行对知的依赖,隐藏的前提还是知行相互依赖。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先行后与知行相依、/知行合一0以及不分先后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侧重不同而已。
至此,有一个问题亟待澄清:理学家讲知先行后,并不否认没有知也可能发生行;恰好相反,他们承认没有知也能行,并且恰恰因为存在着脱离知的行,或者说,没有知在先也一样可以行,所以,才一致奋力疾呼知先行后。
理学家这样做恰恰是为了避免、杜绝不知而行,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知的指导便无法保证此行合乎知。
与此相联系,理学家将脱离知指导的行称为妄行、冥行,在价值上对这种行为不予认可。
更有甚者,在他们看来,脱离知的妄行、冥行不仅没有价值,而且非常危险。
由于理学家们不愿冒这个险,因此断言无知之行不若不行。
循着这个逻辑,为了完全杜绝此类之行,惟一的办法就是知先行后,把行永远控制在知的指导、监督之下。
对于理学家心中的这个秘密,朱熹的话一语破的:/行者不是泛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
0[2] (P1407)这表明,朱熹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嘱咐人一定要先知后行,是因为他认可、渴望的行不是宽泛的行,而是在知指导下的行。
在这种特定的含义下,知先行后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知行观的道德内涵和伦理维度理学家之所以力主知先行后,强调行一定要在知的指导下进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所讲的知与行都具有特定的含义:正如知特指对封建道德之知一样,行特指对封建道德之行。
这一点从理学家对知、行的界定中可以一目了然。
例如,朱熹所讲的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指人的认识或知识,而是专指人内心先天固有的天赋之知,即所谓的良知或称/天德良知0。
陆九渊、王守仁所讲的知是吾心先天固有之知更是自不待言。
在他们那里,吾心之所以能够成为亘古亘今的宇宙本体,就是因为吾心即是天理,先天固有良知。
其实,将知视为先天固有的先验之知即代表伦理道德的良知是所有理学家的共识。
理学家关于知即先验之知、知即良知的说法引申出两个必然结论:第一,受知指导的行必然与知一样具有道德属性和价值,是对伦理道德的践履躬行;这决定了理学家所讲的知、行均属于道德范畴,对知行关系的界定侧重道德内涵和伦理维度。
第二,在审视、处理知行关系时偏向知的一边,始终以知为先、为本。
在理学家那里,知的先验性或良知的与生俱来否定了知源于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知的良知内涵决定了行的是非、荣辱完全取决于知。
更有甚者,知即天德良知注定了知具有行无可比拟的亘古亘今的绝对权威。
事实上,无论是程朱理学对天理的神化还是陆王心学对吾心的推崇都是对知的神化、夸大和膜拜,都为知在知行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根本方面提供了前提。
二、知行与格物、致知用不着深谙宋明理学也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那就是:在宋明理学中,与知行观一样,存心、格物、致知也成为关注焦点。
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或孤立的,正是围绕着加强道德教化的立言宗旨,理学家重视知行关系,热衷于格物、致知:一方面,对知的凸显使他们在讲格物、致知时侧重知)))朱熹甚至将二者一同归于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格物、致知的重视是他们在知行关系上重知的延续,同时也有了在格物、致知前存心的必要。
另一方面,与知、行被定位在道德领域一脉相承,格物、致知在理学中是伦理、道德范畴,这一立论角度使存心有了可能和必要。
(一)讲格物、致知时侧重于知宋明时期,与知行关系成为热门话题相伴随,格33物、致知备受关注。
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都对格物、致知提出过自己的见解,朱熹和王守仁更是试图以知、行划分它们的归属。
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都被明确地归于知的范畴。
他曾经断言:/格物者,知之始也;诚之者,行之始也。
0[3](P305)对于5大学6的八条目,朱熹分析说,格物、致知属知,诚意之下属行。
在他那里,不仅致知属于知,格物也被归于知。
朱熹将格物、致知皆归于知,也为他的格物、致知是/一本0提供了佐证。
所谓格物、致知是/一本0,除了表示两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可截然分开之外,格物、致知都属于知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正是在格物、致知都属于知的前提下,朱熹强调:/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
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
0[3](P291)王守仁对格物、致知的归属与朱熹并不相同。
在他那里,致知即充分显露先天固有良知,属于知的范畴显然无可争辩,格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对于格物,王守仁的解说是:/物,事也,,格者,正也。
0[4](P972)这样一来,格物成了正事)))端正行为,便不完全归于知了。
因为端正行为不仅涉及端正态度)))要有一个认识上的观念问题,关键是行动,这里缺不了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守仁所讲的格物应该属于行或侧重于行,至少不再像朱熹那样归于知了。
尽管如此,对于行,王守仁别出心裁地规定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0[4](P96)沿着这个思路推导下去,既然行不过是知(意念),那么,正事的行动未必不可以归结为意念上的正事。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0的说法。
退一步说,即使不对王守仁的格物予以硬性归属,同样可以通过王守仁对知、行的界定窥见或推测他讲格物、致知时对知的侧重。
其实,对于这一点,理学家大都如此。
这也是他们讲道德修养时倚重存心、诚意、主敬乃至主静的精神旨归。
(二)将格物、致知界定为伦理范畴如果说在是否将格物、致知归属于知上,理学家的看法略有差异的话,那么,他们观点的整齐划一之处则是无一例外地将格物、致知归于道德领域。
如此一来,无论属知还是属行,格物、致知非天德良知即道德践履,都是伦理、道德范畴则是毋庸置疑的。
陆九渊将格物诠释为/减担0)))减少物质欲望,即他崇拜的孟子的名言)))/养心莫善于寡欲0的/寡欲0。
在此,格物的伦理色彩已经十分明朗。
到了朱熹那里,不管属知还是属行,反正格物、致知的所知、所行无外乎对三纲五常的体悟或践履,其目的是/穷天理,明人伦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断言:/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