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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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少数民族汉文诗的叙事特点

作者：张伟红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8期

摘 要：元代为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元代叙事诗出现了新的文化特点。受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叙事诗更加突出了北方少数民族直抒胸臆、大胆泼辣、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文化特点。这些叙事诗丰富了元代叙事诗的艺术形象，为元代叙事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实了元诗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元代；汉文诗；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8-0042-03

元代文坛素以元曲著称，元曲是杂剧和散曲的合称，事实上元代诗歌更为丰富，数量也比杂剧和散曲多得多。正如著名元代文学研究学者杨镰先生就曾指出，诗文才是元代文坛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文学形式，而且与前代相比，元代诗文的普及程度更高，涉及的范围也更广。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虽然元统治者将不同民族的人分成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但各族人民在杂居相处过程中，相互切磋学习，促进了民族融合及民族文化交流。不论任何朝代，不论在任何社会状况下，文人雅士们依旧钟爱诗歌，常以诗歌的形式来抹去心中“块垒”，或参与文学交流活动。元代诗歌也取得了丰硕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纵观元诗，叙事诗或具有叙事特点的诗歌数量很多。而与前代叙事诗相比，元代叙事诗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元代诗文有一个‘被忽略’的特点，那就是‘叙事化’倾向。”本文仅就几位重要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加以研究，以期对蒙元汉文诗的“叙事化”有深刻的认识。

一、蒙古族诗人萨都剌

元代中后期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是元代诗坛的领军人物，一生留下了丰富的诗作。生活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官场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萨都剌忧国忧民，用诗歌抒发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他的很多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状况及百姓生活的困苦，被喻之为“诗史”。关于萨都剌的族属与生平问题，学界尚存争议，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元末杨维桢在《西湖竹枝词》中称其为“答失蛮氏”，即“回回”，在元代属色目人。陈垣《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以降，学界多从此说。除此之外，认为他是蒙古人的学者也不乏少数，通过史料分析，本人更加倾向其为蒙古人。对此，本文暂且存而不论。无论萨都剌为蒙古人还是色目人，都属于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诗人，而且为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之“翘楚”。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周　昌　松

日本是我国的东方近邻。据文献记载,从公元前一世纪的汉朝时侯起,中日两国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千多年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是在

古代,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影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学西方,欧美文化影响日本

社会,日本文化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日本的语言文字、文学、宗教以及社会风俗习

惯等各个方面,无不深深打着中国文化的烙印。日本语言文字的构成,除少部分外来语以

外,主要是汉字和利用汉字创造的假名。本来汉字也应该属于外来语,但是由于汉字使用

的年代久远,日本人民已经不把汉字看作外来语,而是日语的组成部分了。中国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母体,传入扶桑后,被日本民族吸收、扬弃和发展,创造出了今日独特的日本文

化。在古代,孤立于大陆之外的日本列岛,社会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中国社会发展到秦

汉时代,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了,日本列岛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那时侯,日本民族只有

自己的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到了西汉初期,通过朝鲜半岛渡海进入日本的中国人,带去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带去了汉字。汉字的用法、词义及音韵之丰富,使当时的日本人感到

惊异万分。日本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不懈努力,吸收消化了汉字,把汉字的字音、字体、字

训、用字法、表记法及词义与假名文字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日本的语言文字。通过吸收中国的语言文化,使日语大大地丰富起来,从而使日本步入了文明社会。 在历史上,我国居民曾有五次大规模地迁往日本。第一次是日本弥生文化初期,不仅

带去了汉字,而且带去了农耕技术和铁器制造等;第二次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相当于日本

古坟时代中期,日本曾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大陆文化的马具、陶器和锻刀等,养蚕、造船、金属工艺、土木建筑等技术和儒教,也是这个时期传去的;第三次是六世纪,中国移民带去

了纺织和佛教、法律知识等,成为大化革新的动力;第四次是奈良时代,人数少于前三次,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多元文化融合的漫长进程中，元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流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一时期，大批西域人从西域东迁至中原汉地，寓居大江南北，与汉人杂居，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文化交织碰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敦煌北区出土了大量创作于元大都的多语种文献，这些汉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婆罗谜文和藏文等敦煌文书及艺术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重要见证。在元代，大量西域文人汇集元大都（今北京），进行佛经的翻译和刊印工作，这些文学和宗教作品经由丝绸之路流传到敦煌，并在河西一带广为传播，丝路沿线多元文化充分融合。在历史上，魏晋之后由西域东传到中原的佛教，蒙元时期又由元大都的西域人翻译、刊印并回传到西域地区，他们把汉文佛经翻译成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文字，传播到敦煌、吐鲁番等地，这种佛教文化回流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形式。

元代佛经的翻译地点主要在元大都。“京师佛寺自来甲天下”，大都地区的佛教寺院在200所以上，是元代佛经翻译与刊印的主要场所，如万安寺、普庆寺、弘法寺、大护国仁王寺等都榜上有名。在这里，来自西域的高僧大德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把《华严经》《父母恩重经》等汉文佛经翻译成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多种文字，刊印成册。还有生活于元大都的西域文人如迦鲁纳答思、巙巙、安藏、必兰纳识里、智泉、阿邻帖木儿等，也精通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多种语言，并直接领导、参与了佛经翻译的工作，形成了元大都的西域文人圈。敦煌出土文献显示，迦鲁纳答思在白塔寺、本雅失里在普庆寺、智泉在护国寺翻译佛经，元大都超越西北地区成为西域各族群文化的中心。

元代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学、美术、宗教等内容的作品大多来自元大都，京师与敦煌、吐鲁番地区联系紧密，可谓千里呼应。举其要者，安藏、必兰纳识里和智泉创作于元大都的诗歌被装订在一起收入《回鹘文佛教诗歌集》并流传于敦煌。现存大英博物馆的诗歌总集存诗948首，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回鹘文诗集，而且多处夹写汉字，皆是押首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大部分精美的图画、佛经等印刷品也都来自元大都。孟速思是忽必烈近臣，家学深厚，在吐鲁番发现的“孟速思家族供养图”刻本刻有47人，右半部是“释迦说法图”，供养图推测于1260年左右在元大都制作完成，印刷后被搬运至其故乡吐鲁番。

崖山，崖山

引言

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广东近海一个小岛附近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余日的海战。交战双方分别是聚集在崖山的宋军残部，与由宋降军改编而成的蒙元水师，史称崖山海战。海战以宋军惨败收尾，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而死，崖山海面上，从死殉国之士子军民浮尸十万。中华亡国。

崖山以降，中华文明走向衰末，从1279到1912，再未复兴。空余一声悲叹：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最近，我们读了一篇名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的文章，文中的悲愤情绪和爱国热情使我们深受震撼，但对部分史实观点抱有怀疑。在考证的过程中，发现对于这个话题争议颇多，甚至从网上的争论可以折射出国人对于历史、文化、民族的态度，从中我们也认识到了以前对于历史问题的一些误区。

我们经过资料查找、比较、筛选，作出了我们自己的判断与结论，仅为一家之言。

崖山海战

崖山位于今中国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祥兴二年，大宋大势已去，恭帝已在临安下投降诏书，陆秀夫、张世杰

等人带着昺帝困守在崖山一隅之地。蒙元将领张弘范受命围剿宋廷。

张弘范与张世杰俱是北方汉人，二人是乡邻，张弘范与父俱相蒙元，而张世杰立志保宋抗元。张弘范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得元帝信任，他攻克江汉门户襄阳，迫使大将吕文焕投降（史书多称吕文焕为国贼，但在朝廷昏聩的情况下，吕文焕坚守襄阳六年，为保存襄阳子民投降蒙元，实为国士）。

陆秀夫与张世杰部署失误，将所有舰船聚集在一起，而让蒙元封锁海口，丧失淡水来源与逃生路径。宋军缺少淡水，战力大损，然后张弘范夜里故布疑阵，令宋军误判元军在宴饮作乐，旋即突袭宋军舰队，宋军大败。

眼见大势已去，陆秀夫背负幼帝并妻儿一同蹈海而死。太后被张世杰救出，却执意投海殉国。张世杰在逃亡安南路上遭风暴而亡。

崖山海战，殉国的士子军民多达十万，尔后福建四万、浙江十万宋人皆投海殉国。张弘范留下“镇国将军灭宋于此”扬长而去。张弘范本人在蒙元南下过程中屡立战功，但尽力保全百姓，说服元帝推行汉化，他忠于蒙元，但也尽力保全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