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复仇观-文档

鲁迅的复仇观

本文将讨论以下两个问题:1、将鲁迅从日本留学到厦门工作这个时期的复仇观划分成以下三个部分:1)基于民族层面的复仇观;2)遭遇挫折的改革者的复仇观;3)遭遇了背叛的献身者的复仇观,并考证它们的变化因由。2、探寻这三种复仇观的渊源。

早期文学活动时的复仇观

(1903年-1909年)

提及鲁迅在这个时期的复仇观,首先要涉及到《摩罗诗力说》(1908年)一文。鲁迅在早期的文学活动中,主要是突出介绍象拜伦、雪莱那样改革的先行者对专制的反抗和不媚俗的精神。伴随着他们的反抗之声和行动的是,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出现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先行者和诗人。鲁迅期待通过介绍他们的思想能够唤醒中国人的觉醒。在《摩罗诗力说》的基调中并不存在着复仇。但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第八节中提到了波兰诗人斯洛伐斯基的“报复之声”,并介绍了“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的《死人之祭》中囚徒之歌,他在这里把重点放在了复仇上。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复仇的内容。

“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先惩污吾国土之俄帝而后可。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这是针对沙皇的民族压迫,表明了被压迫民族波兰人的复仇观,迸发出民族的复仇感。

“如上所言报复之事,盖皆隐藏,出于不意,其旨在凡窘于天人之民,得用诸术,拯其父国,为圣法也。”为了将祖国从外族的压迫中拯救出来,各种形式的复仇,即便是通过欺骗和卑劣的形式,也可以被看成是神圣的法则。只是《摩罗诗力说》并不赞许那些不问含义和目的的复仇。

“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普式庚于此,已不与以同情,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悉指摘不为讳饰。”鲁迅认为,普希金彻底地揭露了当时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拜伦式的英雄“诸凡切于报复而观念无所胜人之失”的先天缺陷。换句话说,《摩罗诗力说》一文并不推崇那些不问内容的复仇,他所要颂扬的复仇是针对被压迫民族的专制以及它们的实施者,即基于民族层面的复仇。

鲁迅还介绍了为了祖国匈牙利而战死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小说《缢吏之缳》。这是一个执着的复仇故事,让敌人的孙子自杀而报了自己的儿子的仇。初看这是一个推崇复仇的故事,鲁迅对此的解释是:“观其首引耶和华言,意盖云厥祖罪愆,亦可报诸其苗裔,受施必复,且不嫌加甚焉。”当时,《嘉定屠城纪略》、《扬州十日记》等在留学生中被广为阅读,明末清初满人对汉人的屠杀事件又被提起。据此看来,鲁迅的解释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意图,认同先人的仇可以在现在进行报复的正当性,他赞同对现在清朝的统治者满人进行报复。这个也应当被认为是当时的鲁迅和留学生们在民族层面的复仇故事。

《斯巴达之魂》是取材于斯巴达军在浦累皆之战中报了温泉门全军覆没之仇的故事。

“斯巴达鬼雄三百,则凭将军柏撒纽,以敌人颈血,一洗积年之殊怨。”现在不涉及鲁迅在这个故事中想表达的主题。鲁迅在这里所提到的复仇是,通过击退波斯这个外族的侵略实现了温泉门之战的复仇。这种复仇就是不忘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属于国家、民族层面的一种复仇。

鲁迅在1925年谈到:“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之悲罢。”这是鲁迅自身对在清末外族的专制下体会到的“被压迫民族的合辙之悲”。对于清朝的专制统治,鲁迅推崇像拜伦那样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提倡民族的复仇。

“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对清朝异族专制的复仇,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他早期文学活动中民族层面的复仇观。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之后,鲁迅的复仇观又变成怎样了呢?“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鲁迅认为,辛亥革命以后,复仇思想并不过分,而是由于汉人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趋缓。如果这大体就是当时复仇思想的状况,那么,鲁迅自身对复仇的认识又是什么呢?鲁迅在《杂忆》一文中提到,辛亥革命时满人的房屋仅有少量毁于战火,多数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满人却把自己的房屋拆掉,将材料悉数出卖,家家荒废的只剩下一堆瓦砾,人也流落到了各处。“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鲁迅这个时期的复仇心理是缘起于外族清王朝的专制。因此,辛亥革命把外族专制摧毁后,鲁迅目睹了满人的悲惨境遇,能够激起他复仇心理的因素不存在了。鲁迅在民族层面的复仇心理逐渐冷却了下来。

在清王朝的灭亡到中华民国的出现,以及辛亥革命事实上受挫的这一过程中,鲁迅认为,中国变革所面对的迫切课题仍然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正如《鲁迅景宋通信集八》中所说的那样,要超越汉满民族,瞄准中国人传统精神的国民性坏根,进行“国民性的改革”。

关于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观系谱

1,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与辛亥革命的受挫

在这里,我们将围绕着前面提到的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和有关辛亥革命受挫的影响与后面的立论相关联的部分进行论述。包括前面提到的《摩罗诗力说》等,在鲁迅的早期文学活动中:(1)显示出反对推进文化发展的卓越个性被庸俗的大众埋没的个性主义(尼采主义)。这里表现了鲁迅对承担着中国(汉族)复兴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2)显示出提倡民族独立、反对专制崇尚自由的人道主义民族观和反对奴隶精神(主张理想的人性、“立人”的思想)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提倡的那些追求中国变革的主张中,例如,从他有意突出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的语调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鲁迅自身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变革的自信。也就是充分表现了鲁迅自身做为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自信。但是,与鲁迅的自信相对的是,此间他的几篇论文和《域外小说集》非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而且无人过问。结果是:(1)使鲁迅明白了自己不是拜伦那样的改革领袖。由于意识到自己还缺少充当改革领袖的能量,鲁迅陷入了巨大的苦恼之中。(2)原以为有了卓越的个性就可以使文化繁荣,在中国的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个性主义也完全变了味。鲁迅的个性主义与他自身对中国变革的基本理解相遇时,经由对自己的失望这样的原因,以反面的形式表现出来。(3)在另一方面,鲁迅还是一直确信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只是由于不被认可而加深了他的孤独感。

鲁迅带着失望于1909年回国,其后1911年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爆发,他以异乎寻常的姿态投入到其中去。但是,辛亥革命没能摧毁中国的旧体制和传统的价值体系,结果由于反动派掌权而受挫。鲁迅对自己崇高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现在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消失了。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国民劣根性(就是这使得革命从内部开始瓦解)。由于鲁迅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或借助于外部的帮助找到对此进行改革的方法,他对中国变革的未来、对自己更加绝望了。

由上可知,鲁迅是经受了挫折的改革者。他既体验了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挫折。鲁迅一方面深入思考辛亥革命受挫的原因,一方面陷入了厌世的个人主义之中,他憎恶整个旧社会。另外,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自身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作为改革领袖的能力不足,而且,对于自己过于自信的自责,使他陷入了几近自虐的苦恼之中。但是,1918年以后,鲁迅依旧保持着上述的心态,与此同时,他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使得中国变革受挫(也是他自己受挫)的根本原因,整个旧社会就是它的具体表现,他开始对之进行尖锐的攻击。

2,1918年以后受挫的改革者复仇观的系谱

如果要从鲁迅的作品中举出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观,那么,这个系谱中就少不了以下的作品。①《工人绥惠略夫》(1920年译),②《复仇》(1924年,《野草》),③《复仇•其二》,④《孤独者》(1925年,《彷徨》)。

1918年以后,鲁迅重新开始了写作活动,1920年左右他读了《工人绥惠略夫》一书。绥惠略夫的复仇特征是:(1)1905年俄罗斯革命的低潮期中,绥惠略夫受挫后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2)绥惠略夫憎恶旧社会中那些过着舒适生活的统治阶层,同时也憎恶那些民众(他们迫害那些为他们谋幸福的改革者,并且糟蹋了自己的生活)。(3)被警察追捕的绥惠略夫对整个旧社会实施无差别杀人的复仇,导致了自我毁灭。这个特征在于,失败的改革者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同时,由于他们受到整个旧社会的敌视,又处于孤立和被迫害的境地,因而,他们对包括浑浑噩噩的民众在内的整个旧社会采取复仇的态度。这已经与我们看到的在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中出现的民族层面的复仇观不同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通过这个故事明确地意识到自身也存在着失败的改革者那样的复仇心态,这也可以看成是在辛亥革命受挫的过程中产生的。

第二,我们以《复仇》(1924年,《野草》)为例。首先我们来看鲁迅后来的说明。

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

譬如这是一对男女持刀对峙,或是处死改革者,如果是为了排解无聊,面对着围观的民众,也会让自己与之一直对峙到干枯为止。这样使得群众更加无聊,让他们在无聊中老死,这就是复仇的含义。这一群民众大概就是经历了失败的改革者从憎恶的视角所看到的民众。这种复仇的方式是经历了失败的改革者对于旧社会,特别是对不自觉地表现出国民劣根性的群众,充满了憎恶的复仇心理的表现。

第三,《复仇(其二)》(1924年,《野草》)中耶稣为了拯救受难的人们来到了人间,但是在“四面都是敌意”中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的复仇方式是,先是拒绝喝掺了没药的酒,冷眼看着那些把神之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愚民们,痛恨眼前的这些人,悲悯他们的前途。而且,由于钉杀了人之子,使得他们的罪恶更加血污,血腥。这里表达了鲁迅对那些非但不能理解改革,反而帮助消灭想拯救他们的改革者的复仇心理。

第四,对《孤独者》(1925年10月,《彷徨》)的思考。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身为改革者的魏连殳产生了失望,即使在痛苦的失意中,也没有放弃变革中国的理想。但是,他在失去了唯一的知己之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魏连殳通过自我毁灭,即顺从于原来是变革对象的旧社会,践踏自己的理想,从而对整个旧社会实施复仇。这可以被理解成,鲁迅的憎恶中充满着厌世的个人主义和复仇的心态通过直接的形象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

正如上述那样,通过这个系谱可以看出作为受挫的改革者鲁迅的复仇观中的一种特点。《复仇》中通过持刀对峙的两人站立至干枯从而实现复仇。《复仇(其二)》中把身为人之子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使得复仇更显凄惨。《孤独者》中通过魏连殳的自我毁灭实现了对旧社会的复仇。鲁迅在这个系谱中的复仇观是通过自我毁灭实现复仇的,其中充满着自虐的复仇色彩。这恐怕就是鲁迅以自己的经验形象化地表现复仇的心态。换言之,这是作为改革者的鲁迅独特的二重受挫经验的表现。可以说,《孤独者》之后这个系谱的复仇观在鲁迅的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因在于,作为受挫的改革者的复仇观在《孤独者》中已经基本实现了走向新生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