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研究在西方

《老子》研究在西方

老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其五千言《道德经》文约意丰，义蕴深邃，不但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和《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东方智慧的结晶，它倍受西方学者的青睐和推崇，相关的研究和译注，可说是汗牛充栋。

法国神甫戴遂良（P. Léon Wieger，1856-1933）是在中国河间府传教的多产作家，他留给后人不少重要汉学著作。著有《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i]、《历史文献：儒释道》[ii]，其1913年在巴黎出版的两卷本《道教》（Taoisme. Tome 2: Les Peres du systeme taoiste,

Lao-tzeu, Leu-tseu, Tchong-tzeu），第一卷是当时最新《道藏》的总目，第二卷是《老子》、《列子》、《庄子》法汉对照本，据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说，戴遂良的“译文与原文相去甚远”。那三十几卷作品，既无所不包，又浅尝辄止。

汉学大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研究过老子，撰有《摩尼和化胡经》（1903）和《有关〈道德经〉梵语译文的问题》（1932）。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则有《道教》遗稿两卷，第二卷收入他 1934年撰写的《老子和庄子书里的圣人与神秘经验》一文。在老一辈汉学家中，还有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他1910年生于维也纳，师承马伯乐。1950-1953年曾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任所长，回国后继马伯乐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五部“中国讲座”负责人，从事道家与道教经典研究，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还培养了不少道教研究人材。其《老子和道教》[iii]，从整体上论述了道家和道教，特点是短小而寓意深刻，是诸多西译本中可读性较强的一种。

此后的法译本还有刘家槐（Lieou Kia-hway，1908-）译本（1967年）[iv]，梅底西斯译本（1974年），克娄德·拉尔（Claude Larre）译评本（1978年）[v]。在中青年学者中，对老子思想研究颇有成就的，当推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她是康德谟的高足，毕业于巴黎汉学研究所，1977年发表的《八世纪为止的〈道德经〉注本》[vi]，通论从西汉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到唐初成玄英的《道德真经义疏》，受到著名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和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教授巴瑞特（Timothy Hugh Barrett）的高度评价。

英国也是老子思想传播较早的国家，美国则是战后汉学研究的重镇，《道德经》英译本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目前均占有绝对优势。[vii] 在英美两国，早期译本有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的《道与德的经典：中英对照本老子〈道德经〉》（1898年）[viii]。二十世纪初，海星格（L. W. Heysinger）有《中国之光：〈道德经〉》（1903年）[ix]，老沃尔特·高尔恩（Walter

Gorn Old）有《老童纯道》（1904年）[x]，沙畹（徐放 Édouard Chavannes）有《重大的基石：〈道德经〉》（1905年），麦独斯特（C. Spurgeon Medhurst）有《道德经：比较宗教浅析》（1905年）[xi]，翟林奈（又译翟来乐 Lionel Giles）有《老子语录》（1905年）[xii]，密尔斯（Isabella Mears）有《道德经》（1916年）[xiii]。自学成才的东方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了自己的译本，题为《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xiv]，这个译本在英语地区影响较大，至 1968年已经再版八次。

四十年代后出版的主要译著有初大告（Chu Ta-kao）的《道德经》（1937年）[xv]，吴经熊（John C. H. Wu）的《老子〈道德经〉》（1939-1940年）[xvi]，宾纳（又译柏宾 Witter Bynner）的《老子论生命之道》（1944年）[xvii]，林语堂（Lin Yutang）的《老子的智慧》（1948年）[xviii]，R. B. Blakeney的《老子：生活之道》（1955年），霍姆斯·韦尔奇（Holmes H. Welch）的《道之分离：老子和道教运动》（1957年）[xix]，Archie J. Bahm的《老子〈道德经〉：自然与才智》（1958年）[xx]，泰戈尔（Amitendranath Tagore）的《道德经》（1960年）[xxi]，陈荣捷（Chan Wing-tsit）的《老子之道》（1963年）[xxii] 及与鲁姆堡（Arrienne Rump）合著的《王弼〈老子注〉》（1979年）[xxiii]，冯家福（Feng Gia-fu）和英格里希（Jane English）合著的《老子〈道德经〉新译》（1972年）[xxiv]，林振述（林艾山 Paul J. Lin，1912-）的《老子〈道德经〉及王弼注》（1977年）[xxv]，陈鼓应（Chen Guying）著、杨有维（Rhett Y.

W. Young）、安乐哲（Roger Thomas Ames）英译并改编的《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1977年）[xxvi]，纽约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艾伦（即陈张婉莘 Chen Ellen Marie）的《道德经：新译及评注》（1989年）[xxvii]，厄休拉·吉恩（Ursula K. Le Guin）的《老子〈道德经〉：有关道及其力量的一部书》（1990年）[xxviii]，陈金梁（Alan Kam-Leung Chan）的《道之二解：王弼与河上公〈老子〉注研究》（1991年）[xxix]，米凯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的类编本《〈道德经〉之道：译析》（1992年）[xxx]及《道与方法：对〈道德经〉的推理探讨》（1994年）[xxxi]。

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6）博士，对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其《道家与道教》（The Tao Chia [Taoist] and Taoism），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卷二《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xxxii]，他指出：“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李约瑟就自然科学发展角度而言，他是扬道抑儒的。

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以后，很快引起海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五百年前的《道德经》英译本也随即“应运而生”，相继出现了十几种“马王堆”英译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 刘殿爵（D. C. Lau）《老子：〈道德经〉》[xxxiii]，此书的第一部分对作者1963年依据流传本的译本做了少量的修订。第二部分是两种马王堆帛书和合本的译本。艾兰（Sarah Allen）参考刘殿爵译本，还撰有《老子〈道德经〉导言：据马王堆本翻译》[xxxiv]。

2. 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老子〈德道经〉：新出马王堆本注译与评论》[xxxv]，该书1992年纽约版扉页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评价是，韩禄伯教授的新著，于普通读者有两大长处：一是他简洁地说明了老子这部著名经典的最新的文本发现。„„韩氏译本的第二个优点，在于它的精到与简明„„（韩先生）推出的译本，对每一句中的术语都有相当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术语对于某些译者来说，似乎是无法理喻和晦涩难解的。

3. 梅维恒（Victor H. Mair）《〈道德经〉：德与道之经典》[xxxvi]。

根据马王堆帛书撰写的硕士论文有德里克·赫福斯（Derek D. Herforth）的《马王堆帛书〈老子〉哲学研究二题》[xxxvii]。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则撰有《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尔注〉在宗教学和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xxxviii]、《文本批评和马王堆〈老子〉》[xxxix]、《王弼和河上公所没见过的〈老子〉文本》[xl]。

在德国，汉学正式作为其东方学的组成部分，把道教研究称之为“汉学中的汉学”。二十世纪初，乌拉尔（Alexander Ular）有《老子之道》（1903年）[xli]，1911年，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出版了《道德经》德译本。[xlii] 1925年，又发表《老子及道家》[xliii]，他是用基督教精神来理解“道”的，把“道”当作意识来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德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1891-1958）在瑞士阿斯科纳（Ascona）出版了英译本《〈老子〉河上公注》[xliv]。由于西文本多译自王弼本，故此译本颇受欢迎，前后再版五次。何可思之外，鲁雅文（Erwin Rouselle）[xlv]和爱客特（Andreé Eckhardt）[xlvi]也有不少有关老子研究或翻译方面的著述。此外，德博（Gunther Debon, 1921-）1961年出版的《道德经》德译本是较为知名的德译本。[xlvii] 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3）在专著中也曾论及老子。[xlviii]

石秀娜（索安士 Anna Seidel，1938-1991）是七十年代以来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她原就学于慕尼黑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师从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1969年以《论汉代老子的神格化》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法国远东学院工作，并被派往该院设在日本京都的分院：法宝义林研究所（Hobogirin）从事研究工作。1985年，创办法、英语版年刊《远亚通讯》（Cahiersd’Exteme-Asie）。1968年9月，在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上宣读题为《早期道教救世主信仰中的理想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的论文，着重探讨道教的救世主运动，以及中国历史上“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相互关系。1979年，同霍姆斯·韦尔奇（Holmes

H. Welch）编辑《道家面面观》（Facet of Taoism）（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发表《太上灵宝老子化胡经》。1990年，在日本出版德文著作《道教：中国非官方的高级宗教》，同年出版《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英文），都在不同程度上论及老子思想和道家神话学。

另一位青年德国学者李维亚·库恩（Livia Köhn）生于 1956年，1980年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后出站，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修过几年，师从福永光司，从事道教哲学和养生学研究，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教，她的新作《中国早期的神秘主义：道教传统中的哲学与救世学》（1991年英文版），共分七章，探讨了从《道德经》到晚唐的经典、思想和主张，以老子和庄子为中心，从理论和现象学上分析了中国的神秘主义。最近著有《道家文选》[xlix]，并与米凯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合编《老子与〈道德经〉》[l]。

由慕尼黑大学弗洛安·莱特（Florian C．Reiter）等人编辑的纪念石泰宁格（Hans Staniger，1920-1991）六十五岁生日的文集，1985年在维尔茨堡出版，这本名为《东方的宗教和哲学》的论文集内，收有德国学者汉斯-赫尔曼·施密特（Hans-Hermann Schmidt）《关于老君八十戒》一文。弗洛安·莱特自己则著有《道教的基本要素和发展趋势》（1988），1990年出版的《老君八十一化图说译述》，认为老君是老子神化的称谓和道的体现，叙述了老君到唐宋时代的八十一种变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