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无缝隙治理研究

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被侵蚀、同化或取代，并且仍旧保持自身文化的完整性、独特性和独立性，不断地传承和发展的状态。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无论是“颜色革命”①还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②，这些实践证明文化安全问题将成为国家发展中的新威胁。

云南边疆地区地处国家的边缘地带，既是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也是传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个“话筒”。

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是在国家政权领导下，社会组织和人民等其他主体共同参与来解决和维护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的治理过程。

近年来，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通过有效的治理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随着新时代中国边疆地区文化安全形势的变化，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优化创新。

新时代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重要组成，满足云南边疆人民文化安全诉求成为当前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优化的趋向。

一、云南边疆文化安全与无缝隙政府理论的关联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是指云南边疆地区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

云南边疆文化是长期生息在云南边疆的人民为适应云南边疆地区的自然、社会等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区域文化。

云南边疆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制度、语言符号系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是建立于国家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之上的。

云南边疆文化只有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和侵蚀，以确保云南边疆地区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使得云南边疆人民保持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的状态，才是云南边疆文化安全的状态。

对这一状态的任何破坏，都构成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

实际上，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问题突出地体现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文化认同安全问题、宗教文化安全问题以及国门教育安全问题。

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大部分是是针对这四类突出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

一直以来，政府是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主摘要：边疆文化安全是边疆文化不被侵蚀和破坏，完整地保持着其自身的特性，并处于不断传承和发展的状态。

当前云南边疆地区仍旧存在着文化安全问题，呼吁有效的文化安全治理。

新时代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面临着新问题、新形势和新挑战。

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中传统治理模式与当前文化安全发展不相适应。

无缝隙治理是建立在无缝隙政府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边疆文化安全的新变化，以满足边疆人民文化安全需求为中心的新型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为优化当前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也是云南边疆文化安全走向成熟治理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云南边疆文化治理；总体国家安全；治理问题；无缝隙治理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672-0681（2019）05-046-005作者简介：万钰莹，江西抚州人，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边疆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

新时代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无缝隙治理研究*万钰莹（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500）收稿日期：2019-04-18*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态势评估及对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省级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经费资助。

①廖百智.“阿拉伯之春”与颜色革命[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5（2）：16-20。

②廖百智.“阿拉伯之春”与颜色革命[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5（2）：16-20。

导者，社会组织、边疆人民是参与治理的角色。

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变化，云南边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文化安全与发展的需要成为当前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新形势，政府在文化安全治理中的责任和作用也发生了改变。

这决定了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成效与政府职能的基础走向密切相关。

“无缝隙政府”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拉塞尔·M·林登1990年在通用电气公司执行总裁杰克·韦尔奇的“无界限组织”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概念。

他认为“无缝隙”比“无界限”更能揭示新型组织形式的本质。

无缝隙政府是一种灵活的、流动的、完整的、透明的、弹性的、连贯的组织形态，打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实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无缝隙对接，以此来提升政府的治理效率。

无缝隙政府理论可以较好地回应政府权力分散化、职能边界模糊、行政效能低下等问题。

1〇无缝隙政府理论作为一种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批判了传统的管理学派狭隘归纳的实证主义，可以在复杂的云南边疆文化安全动态环境中不断形成和再造治理的未来。

无缝隙政府理论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满足边疆人民文化安全治理诉求，提升政府的文化安全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其中，流动的、弹性的、完整的、灵活的、透明的、连贯的无缝隙政府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适应多样的边疆地区文化、复杂的民族成分、深厚的宗教影响、显著的战略地位等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新形势。

总而言之，云南边疆文化安全的无缝隙治理是以人民为导向，满足人民文化安全治理需要为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

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

如何才能确保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就需要拥有一种持续安全的能力。

云南边疆文化安全与否很大程度上是由治理能力来决定，即具有能够消除危险和抵御威胁的能力。

云南边疆文化安全的无缝隙治理不仅可以帮助政府巩固和强化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能力，还能够提升和增进云南边疆地区文化的总体安全。

文化安全无缝隙治理过程中，一方面，提供了面向未来的公共机构自我改革的方式；另一方面，为人民提供无缝隙产品及服务。

当前，党和政府为了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然而，传统文化安全治理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边疆文化安全治理问题需要进行优化和转型。

无缝隙治理给文化安全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优化和转型的思路。

二、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沉疴云南边疆地区处于国家的边缘地区，与多国相邻，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宗教各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给文化安全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

文化安全问题推进着文化安全治理过程。

总体上来看，云南边疆文化安全处于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边疆人民参与治理的格局。

纵观边疆文化安全治理过程，政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

然而，政府的治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对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反思，结合当前文化安全的新形势，从而更好地应对严峻挑战。

第一，治理观念与当前形势不相适应。

“全能型政府”的理念依然是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主流治理观念。

然而，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当前政府的治理观念已经不能够适应现阶段文化安全形势的发展，人民对文化安全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文化安全问题出现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仅仅依靠政府的治理不能够完全解决文化安全问题。

除此之外，云南边疆政府的治理观念也出现了不相适应的问题。

云南边疆地区政府往往习惯从职能角度考虑问题，对于自身的责任和整个机构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对什么样的机构负有责任知之甚少。

更不用说控制文化安全治理的结果，以致整体治理的绩效不彰。

政府在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中，多从部门和职能的角度考虑，采用传统的治理理念和体系，不能很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安全治理的真正诉求。

政府在具体治理过程对自身角色和机构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不够，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不能够得到政府及时有效的控制。

同时，还影响到政府在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中权力运行和机构设置。

第二，政府组织形式的分散。

不适宜的边疆治理观念导致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处于分散化的治理模式。

如众周知，大部分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贫困闭塞的状态，在传统的“维稳主义”治理思维方式和习惯的引导下，政府组织有意无意地排斥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参与。

全球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云南边疆文化安1〇吴璟、王义保.网络文化安全的无缝隙治理[J].2016（11）：123-125。

全风险日益呈现显性化。

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风险与其他安全风险问题交织，再加上跨区域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其传播带来的连锁效应，给云南边疆社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冲击。

政府组织管理的效果是影响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因素。

在当前云南边疆文化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组织各自拥有的丰富公共资源可以为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提供强大的治理资源。

这些资源平常都是出于分散和闲置的状态。

政府各个部门采用单一部门管理的模式来治理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

单一政府组织治理的模式带来的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是影响政府文化安全治理成效的关键所在。

目前，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具有粗放性、分散化、滞后性的特点。

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决定了政府在横向上，所有政府部门以本行政机关为载体，协调不同部门的各级文化安全问题；纵向上，按照不同行政部门和职能逐级划分文化安全治理任务。

虽然政府传统的条块模式能够有效发挥治理价值，但是由于利益的协调问题也成为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中必须面对和难以处理的治理问题。

第三，协同治理缺乏制度保障。

提到文化安全治理，人们往往认为治理是政府的事情。

在实际的治理中，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主体也是以政府为主体，其他主体如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人民群众特别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参与不足。

由于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仅仅依靠政府“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熔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的治理是远远不够的。

恩格斯指出：是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1〇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需要集中各方力量来解决，仅仅凭借一方力量独立处理问题和承担责任是远远不够的。

在治理过程中，其他主体参与不足，官方依附性强，缺乏共同治理意识，影响到云南边疆文化安全治理的整体效果。

当前，云南边疆文化对外交流频繁，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也更为复杂。

边疆社会利益分化现象也逐渐明显，各族人民的公共和个体利益需求越来越强烈。

由此观之，以政府为主的单一治理主体在多元化边疆社会需求的现实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相对于中国核心地区而言，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组织力量相对弱小，对政府的依赖性强，治理的意识较弱，对于文化安全问题的辨识比较模糊。

云南边疆地区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缺乏规范，自发性、随意性较大。

其他组织对于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更不用说与政府合作进行治理。

一些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群众，对于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认识不足，政府对于这些组织的整合和管理缺失。

在面对云南边疆文化安全问题时，虽然这些组织有积极参与治理之心，但是由于政府权责不明确，自身缺乏执行权力，参与渠道有限，缺乏法制保障等原因，很难参与到云南边疆文化安全的治理中来。

云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以政府为单中心的治理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