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利害关系

⾏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裁判要旨】⾏政诉讼中所谓“利害关系”，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包括反射性利益。

所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

所谓公法上的利害关系，是指⾏政⾏为所援引的公法规范所要求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该⾏政⾏为侵犯的可能性。

只有当事⼈公法领域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政⾏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时，该当事⼈才具有提起⾏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判例索引：最⾼⼈民法院（2017）最⾼法⾏申169号⾏政裁定案由：⾏政复议当事⼈：再审申请⼈(⼀审原告、⼆审上诉⼈)：刘⼴明。

被申请⼈(⼀审被告、⼆审被上诉⼈)：张家港市⼈民政府。

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再审申请⼈刘⼴明诉被申请⼈张家港市⼈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政复议⼀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民法院于2016年9⽉13⽇作出（2016）苏05⾏初59号⾏政判决，驳回刘⼴明的诉讼请求。

刘⼴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级⼈民法院于2016年12⽉21⽇作出（2016）苏⾏终1415号⾏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审判决。

刘⼴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

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审：⼀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24⽇，张家港市发展和改⾰委员会（以下简称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洲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沙洲⽣态农业旅游观光项⽬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823号通知）。

该通知内容涉及项⽬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选址、项⽬总投资及资⾦筹措、有效期等五个⽅⾯。

刘⼴明于2016年1⽉通过信息公开的⽅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福利村悦丰⽚⼀、⼆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地纳⼊其中，该通知存在重⼤违法情形，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问题研究行政诉讼作为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而在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是其能否提起诉讼的根本条件之一，被称为“进入法庭的门槛”。

其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原告资格的最核心要素之一，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界定一直是争议不断的热点问题。

从实践角度而言，行政诉讼案件多数是原告直接或间接因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利益侵害而提起诉讼的，这些利益侵害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因此理解和适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原告资格的认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体来说，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指的是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益关系。

这种利益关系的存在，是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前提之一。

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若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其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呢？下面我们结合实际案例探讨这一问题。

案例一：小明在市政府门前摆了一桌卖水果的摊档，被执法人员现场取缔。

小明认为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法院撤销执法行为。

这时，小明与行政行为之间具有的利害关系便是明显的商业利益关系。

案例二：环保机构在行政行为限制某个厂家的生产能力及限制其对外销售某种产品时，如果该厂家的生产能力并未超过环保机构规定的限度，则环保机构的行为就构成了对厂家生产经营自由的限制。

这时，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被理解为自由被限制的利害关系。

案例三：某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小刘的公积金账户当作有欠款信息加入限制名单，在小刘试图取出公积金时受阻，小刘认为机构的行为违法，请求法院撤销行政行为和赔偿损失。

这时，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财产利益关系。

综上所述，法律上的利益关系是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核心要素之一，只有原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

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的利益关系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务必注意利益关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便更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利害关系”标准研究》篇一一、引言行政诉讼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

其中，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基石，其核心在于判断原告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分析其理论依据、实践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利害关系标准的理论依据1. 宪法基础宪法赋予公民享有合法权益，当这些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利害关系”标准是宪法赋予公民诉权的具体体现。

2. 法律解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主要指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直接、明显的利益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但必须具有实际影响。

三、利害关系标准的实践应用1. 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具体行政诉讼案例，可以发现法院在判断原告资格时，主要依据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

如某公民因政府规划调整导致其房屋被拆迁，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会考虑其与被诉规划调整的利害关系。

2. 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尽管利害关系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导致不同法院对相同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此外，一些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也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四、完善利害关系标准的建议1. 明确认定标准为解决利害关系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建议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以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

2. 扩大原告资格范围为保障更多人的合法权益，建议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

除了直接利害关系人外，对于一些间接利害关系人或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也应允许其提起行政诉讼。

3.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除了行政诉讼外，还可以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行政复议、调解等，以便当事人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

五、结论本文通过对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进行研究，发现该标准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法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利害关系是指个人或组织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所具有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

它通常涉及到一个人或组织与某一事件、决策或事物之间的权益关系，这些权益可能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等。

在法律领域，利害关系通常用来描述与案件或争议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组织。

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可能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案件结果的影响，因此他们都是利害关系人。

在行政法中，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可以成为利害关系人。

在商业领域，利害关系可能涉及到投资者、股东、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

他们可能因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而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此外，利害关系还可能涉及到社会公众。

例如，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会影响企业和投资者，也会影响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因此，公众也可以成为某个决策或政策的利害关系人。

总的来说，利害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利益和关系。

在不同的情境和领域中，利害关系的具体含义和范围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何理解“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张锋，男，195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南京市交通技工学校职工，住南京市鼓楼区高云岭46号401室。

被告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52号。

第三人陈金喜，男，195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原系南京市玄武区糖烟酒公司职工，户籍在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49-1号，现下落不明。

第三人张载禄，男，汉族，193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佛心桥21号204室。

原告张锋与第三人陈金喜有债权债务关系。

陈金喜分二次向张锋借款共计人民币169000元，还款期限界满后，陈金喜没有如期还款，张锋向法院起诉要求还款，法院判决陈金喜还款。

判决生效后，张锋申请执行，但因陈金喜下落不明，无法执行。

陈金喜与妻子刘雯共同居住在本市佛心桥21号204室，该房按房改政策购买房屋产权后，产权登记在刘雯名下，1998年4月11日刘雯去世。

刘雯去世后，陈金喜以刘雯名义将房屋卖给第三人张载禄。

张载禄于2001年3月23日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3月28日领取了房屋产权证。

张锋得知后认为，南京市房产管理局在办理产权过户时审查不严，错误发放产权证，影响了其债权实现，故以原告身份、以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为被告，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已经发放的产权证。

法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陈金喜、张载禄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第一款的规定，通知陈金喜、张载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法院判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第三人的规定。

因此，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与具体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人的条件，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即“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

原告与陈金喜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效力所及范围只限于特定的债务人；债权从性质上讲属于对人权，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当事人行使请求权。

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调整、利用和创造，以及根据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促成，来使当事人明确规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或关系法律行为。

它的建立、存续和终止都受社会关系的条件支配和法律的规范。

法律关系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基本条件，它既是当事人享有法律法规规定权利义务的基础，又是建立、保护社会关系的基础。

法律关系由三要素构成，即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利害关系。

一、当事人构成法律关系必须有一种合法的关系，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独立自主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是构成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关系最根本的要素。

当事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他们具有独立的性质，是社会关系的活动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权利义务权利义务是构成法律关系的核心，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但有共同的特点：即相互对立，彼此约束。

权利是指当事人与他人之间可以正当及合法地行使或要求某种利益或特权的利害关系；而义务则是指当事人有责任履行某种行为或者避免确定的行为。

三、利害关系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获得不同的利益，这就是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是影响当事人行为的主要因素，一方对另一方承担的责任甚至影响其利益，因此，当事人在与他人发生法律关系时，应充分考虑利害关系，以便双方在达成一致意见之前，能够及时平衡利害关系、调解分歧，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法律关系是由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利害关系三要素相结合构成的，它是法律法规规定权利义务的基础，也是建立、促成、维护社会关系的基础。

因此，当事人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要清楚、明确，以便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冲突。

如何理解“法律上利害关系”在法律的范畴中，利害关系是指法律行为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权利、义务等联系和影响，是一种法律关系。

在社会法律关系中，涉及的人们一般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法律上利害关系便是主客两方之间与权利利益之间的联系关系，是社会中的人们互动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概念。

首先，我们所说的利害关系，首先是指的看待问题的不同立场所产生的关系。

这些立场可以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系、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等，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利、利益或者地位。

不同的立场之间是颇有矛盾的，也就是说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

在法律的层面上，不同的立场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该关系能够通过法律或者法律机构的存在得到解决和消除。

其次，利害关系还可以指具体的法律行为(包括行为和纪律)，即与特定法律行为的关联性。

例如，民事纠纷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方之间申请或应诉的目的、范围、方案等，都是利害关系的表现。

详细来说，商务谈判中，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合同的条款和合同的履行等等也都构成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在这样的法律关系中，往往存在一方的利益和权利得以得到保护的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和利益则会受到损害。

再次，利害关系还可以指的是法律实践中的制度和规定。

在国家法律制度中，不同的利害关系都有相应的规定和法律制度，例如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家庭法律等。

民事法律中，合同涉及的物品的品质，合同取得的价格，合同的退回等等都是构成民事财产法律利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刑事法律中，犯罪行为被视为是与社会法律关系最严重的违背，社会法律关系利害关系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是犯罪与依法惩罚。

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是主要惩罚犯罪的力量，在维护犯罪的责任和公正正义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最后，法律上利害关系还可以通过各种法律纠纷解决途径得到解决，例如诉讼、仲裁、调解、谈判等。

往往通过这些途径来解决利害关系，只有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解决矛盾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

怎么理解法律上利害关系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原告主体资格的关键是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关于行政诉讼法上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条款该如何理解，虽然有“两要件说”(权益+因果关系)，“三要件说”(公法上的权利+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果关系)，甚至“四要件说”(行政相对人+不利影响+享有所有权+因果关系)的争论，但归结起来，所有的构成要件都可以归纳为一个标准：行政相对方所诉求的合法权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该标准包括以下三个要点：第一，行政相对方不只限于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例如，相邻权人和公平竞争权人等。

第二，对涉案行政行为存在合法权益。

合法权益是认定“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前提，此处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要求行政诉讼所要保护的权益是“合法”的;另一方面要求“权益”属于行政对方。

“合法”标准只需排除非法、不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即可，易于判定，关键是“权益”标准该如何理解。

可以将“权益”限缩解释为法定的利益，即权利，也可以扩大解释为权利和利益。

作扩大解释显然有利于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保护，但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利益”都需要通过诉讼的手段获得司法救济，尤其是公法上行政诉讼的救济。

我们不得不考虑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司法机关的承受力。

笔者认为，“权益”一方面应包括行政诉讼法业已确立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法定化了的权利;另一方面，没有法定化了的利益并非一律不能解释为“权益”，而被拒之行政诉讼的大门之外。

至于是否认定为“权益”，应该结合现行成文法的规定，视利益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能够将权益转化为法定权利，那么，可以认定为原告具有合法权益。

第三，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所有讨论“法律上利害关系”绕不过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