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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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但由于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于是与反对者间长期反复地争斗,导致变法处于被批评的局面,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目录1变法背景1.1 三大矛盾1.2 三冗危机1.3 两积问题2变法前奏3变法举措3.1 机构改革3.2 税赋改革3.3 兴修水利3.4 军队改革3.5 科举改革4变法影响1变法背景三大矛盾王安石变法[1]1、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3、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
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
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稳定社会秩序,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两积问题1、积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
王安石变法释义
王安石变法是指北宋神宗时,由王安石主持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具体来说,王安石变法包括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并设立军器监,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
这些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
最终,这些新法在1085年被废除。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应对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
然而,由于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
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变法是怎样的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
那么你想知道王安石在被任命为宰相后提出了哪些变法要求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信息,可千万别错过这篇文章哟!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欲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为政举措【政治】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主要从两方面开始变法,一方面是理财,一方面是整军,最终达到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格局,抑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从而达到富国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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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理财:均输法:青苗法:民户可向政府贷款,政府以20%的年利率贷款给农户用来补助耕作,面向对象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等,用官方贷款方式代替民间的高利贷行为,不仅让百姓生活有了出路,更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农田水利法:主要是大力兴修水利,有效的开垦荒地,鼓励农业的发展。
免役法:政府当差的差役们不再用民户人员服役,而是采用雇佣的形式。
不仅如此,各户民户,按照贫富等级缴纳不等的免役钱,之前那些官僚地主的特权被罢免。
这种形式不但减免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同时还增加了政府收入。
方田均税法:土地由政府统一分配,并且按照土地面积大小及收益缴纳不等的税,有效的防止了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
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新法对整个官僚地主,富商进行了打击,严重限制了这些群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剥削农民的行为,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整军:保甲法:通过将农户编排组织,10户人家为一保,50户人家为一大保,10个大保组成一个都保,然后在从每户人家中找一个保丁,农忙时劳作,农闲时练兵,以便国家战事来临能上战场杀敌。
设军器监,将兵法和保甲法这种做法都是用来加强军事力量的,以便用来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措施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北宋宋神宗期间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由王安石发起,旨在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
王安石变法历时16年,于宋神宗去世后,终于落幕。
王安石变法究竟是如何做的呢?有什么变法措施呢?一:机构改革王安石提出变法得到宋神宗的同意与支持后,他做了一个举措就是设立机构,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就是一个财政机关,掌管国家的财政大权。
二:改革税赋方田均税:土地由政府统一登记入册,并且按照土地面积大小及收益缴纳不等的税,有土地的人均要缴纳税金,有效的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
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1.酝酿变法】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后司马光向宋神宗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2.变法背景】1、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国学常识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着。
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
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
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变法历时16年,虽然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并且随着宋神宗的病亡戛然而止,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尤其是宋廷财政有了很大的改善,由宋神宗刚即位时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到后来的中央积蓄钱粟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1.王安石变法: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
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
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2.熙宁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变不了的法与救不了的国元丰八年,随着宋神宗逝世和司马光的上台,王安石的变法被尽数废除。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短暂的变法未能挽救大宋王朝的颓势。
就像是燃放的烟火,绚烂过后就灰飞烟灭。
有趣的的是,历史上习惯于把这次发生在北宋神宗年间的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
我们都知道宋神宗是变法的支持者。
那么这次改革为什么不像以前“王莽改制”或“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样,被称为“宋神宗变法”呢?因为这次变法实在是王安石一个人的变法。
北宋熙宁元年的一个深夜,年轻的皇帝还在伏案批阅奏章。
他时而击案称快,时而沉吟不语,时而抬头凝望,时而叹息不止。
眼见天子这幅情形,身边值班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他们不理解到底是什么把皇帝弄成这样。
旁边有一个人忍不住偷窥了一眼天子手中那分早已经被勾画得满满的奏折。
只见奏折的封皮上写着《上仁宗皇帝言事疏》。
这份奏折是今天下午皇帝命人调阅的,据说是一个名叫王安石的人在嘉佑三年呈给仁宗老皇帝的。
良久,20多岁的宋神宗读完了奏折。
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对身边的宫人说道:“命王安石火速进京!”说罢就信步度出门外。
人们不理解到底这个叫王安石的人在奏折上说了什么,让这位刚登基不久的皇帝这么急于想见到他,似乎在北宋开国以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人们不明白,可神宗皇帝明白。
奏折上说的正是他这位新任天子想做的。
因为此时大宋王朝的积弊已经太深太深了。
此时,北宋政权的风景已经不是那么美了。
虽然仁宗皇帝也曾经任用过包拯、范仲淹这样的名臣,又出现过杨家将、狄青这样的名将。
可几个清官和名将又能挽回多大颓势呢?短暂的庆历改革也在叹息声中悄然退场。
土地兼并严重,农业一天天的萧条。
政府部门繁多,官员队伍庞大,往往一个衙门坐着十个一把手,九个都不管事。
剩下的一个还是贪官,专榨老百姓的油。
军队数量多,可是中看不中用,每天都向国家伸手要钱,吃饱了饭却年年打败仗。
眼看着北方的契丹和西北的西夏一天天的强大,赔款的条约签了一条又一条。
美其名曰岁币,不过是自欺欺人用来糊弄来百姓的鬼把戏。
青年天子上台的第二天就没了天子的自信。
祖宗们给他留下了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稍有不慎王朝就会有覆灭的可能。
而这覆灭的祸根则是缘于祖宗们留下的制度。
可能是由于从孤儿寡母手中抢来江山的缘故,赵匡胤自打坐上龙椅的第一天心里就不踏实。
虽说通过“杯酒释兵权”,已经聪明地解决掉了开国勋臣们对皇位的威胁。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赵匡胤心里明白只要原来的制度还存在,危险就还存在。
宋太祖的夜晚充满了冷汗与失眠。
赵匡胤终其一生一直在和两种现象作斗争——武人夺权和藩镇割据。
他在心中无数次地默念着“陈桥驿”,那是他成功的地方,也是令他害怕的地方。
经历了五代时期太多的血雨腥风,那些开国的武将们无不是踏着先帝的尸体,挑着先帝的头颅,登上王位的。
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惯例久了就会衍变成为一种制度。
他相信自己能通过这条路走过来,别人就一定能。
说不定哪一天自己或是自己的子孙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赶下台的。
他要结束这场噩梦,为他自己也为大宋的后世君主。
终于一场讨论奠定了北宋政权的政治路线——“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
参与讨论的主要有两个人,赵匡胤和赵普。
千万不要小看这位只读过半部《论语》的谋士。
作为“陈桥驿”政变的策划人之一,赵匡胤无不对他言听计从。
而北宋近二百年的制度也与这半部《论语》息息相关。
赵普认为几百年来藩镇割据和武人干政的根源在于武人掌握着军队的指挥权和地方的财政。
只要从武将手中夺取这两种权利,那么自“安史之乱”以来遗留下的几百年的痹症就可以根治。
他还认为,前几代政权之所以统治不稳还在于政权的统治基础是武将,武将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准都要比文人小,受道德和礼法的束缚程度也就要比文人低。
只要有兵、有权、有钱就什么都敢干。
而文人不同,张口必谈孔孟,低头必讲诗云;办起事来有板有眼,兢兢业业,谨小慎微。
这些读书人们大不了打打嘴仗,贪两个钱花,这对政权都没有什么大碍。
有听过武将逼宫的,没听说过有知识分子造反的。
所以王朝的统治基石必须要从那些大老粗们转化为读书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宋太祖开始了北宋王朝制度的创建。
他的改革先从军队入手,将兵权又重新归置了一番。
规定皇帝直接拥有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
枢密院作为最高的军政机关,负责战略决策、处理日常事务、招募、调遣军队,长官称为枢密使(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
“三衙”掌管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地位低于枢密院。
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
又规定将帅有权统辖军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指挥官,战争过后,军队还是要回归“三衙”管理。
又下令将各州的骁勇善战的兵员送到京师补入禁军,挑选强壮之人定位“兵样”送到各路招募士兵加以训练,成为禁军。
如此一来,地方就没了精锐,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些人被编入地方厢军,成为地方部队。
又确立更戍法。
规定军队定期换防,军队的将领也不得长期统辖一支部队,要定期换岗。
这样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有效地消除了武人上下一心共同作乱的可能。
然而,光让节度使们交出兵权还是远远不够的。
公元964年,赵普出主意将原来由地方把持的财政收入归入中央统一管理。
这正中了宋太祖的下怀。
于是,各地方的收入统一交由中央派来的官员管理。
每年各地的财政收入除留少量应付地方日常的开支外,全部上缴国库。
公元945年,宋太祖又在各路设置了转运使,掌管各地赋税。
在此基础上,宋太祖还采纳赵普建议,充分剥夺了藩镇的司法权,派遣提刑按察使来监察各地案件的审理,规定死刑要上报中央处理。
同时任用文人到各地担任地方长官。
似乎这还不让皇帝放心,又向各地派遣通判监督知州工作,一项公文或法律的通过要知州与通判共同签署方能生效。
通过种种的努力,宋太祖将地方的“兵也收了,钱也收了,行政赏罚一切都收了”。
北宋初年的藩镇已经不再是唐末、五代时期不可一世的藩镇了。
节度使们当然不满,可兵也没了,钱也没了,一切赏罚行政都没了,叫这些地方大佬们拿什么来和中央对抗呢?北宋的读书人实在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在重文轻武的国策制定后,北宋政府开始大力扶植文人的地位,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举考试标准、录取原则和公平竞争机制。
不问出身、不问年龄、不问家庭贫富,只要是读书人并且考试成绩优异就可录取做官,而且科举考试每年如期举行不说,国家还不断地扩招,进士录取率节节攀升。
宋朝官员的进士普及率要比唐朝高的多。
例如,唐代每届取士不过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就要四五百人。
就统计,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的人数达一万七千三百多人。
这样做就大大增加了干部队伍中的文人数量,读书人充斥着政府的要害部门。
这样既能使政府网罗到大量的人才,又可以使那些一心想做官的人埋首于书本之中,哪还有心情去评论政府呢?不仅如此,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更加优惠。
有的人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做。
宗室之外,其他的旁支异姓,都可以得到恩荫。
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浩浩荡荡地涌入大宋的官僚队伍。
唐太宗曾将中央政府的官员从两千多人减至六百四十三人,而宋仁宗时代的官员已过万人,然而北宋统治的疆土仅为唐代的二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不足大唐时代二分之一的百姓要养活超过大唐时代几十倍的官员。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制度的确立,使得武人在社会上从高层到基层的地位降到最低点。
“好男不当兵”成了大众的理念。
人们再也没有了汉唐以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刚烈雄风了。
社会的尚武精神,军队的勇猛斗志都淹没在了朗朗读书声和一派莺歌燕舞中了。
中原人的读书声和歌声惊醒了北方的胡人,他们发现南边邻居的围墙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好像宋人更看重的是他们的京城,对边疆的防卫并不太热心。
胡人们似乎明白了南方君主的意图,于是他们一次次不远万里来到中原。
干什么?说得文雅一点叫掳掠。
中原成了草原狩猎者们待宰的羔羊。
每次的掳掠都有不小的收获,于是一次次的掳掠,一次次的满载而归。
北方的游牧者也不是没有做过南下逐鹿的梦。
他们的也曾经放眼过绮丽繁华的汴都。
无奈中原的文明像柔弱的水,虽然容易进入,却难以不被这种文明所融化。
所以他们宁愿一次次的长途南下奔袭,也不愿被这种文明所溶解;宁愿让南朝供给自己的吃穿,也不愿自己的子孙变得只会浅酌低唱。
而此时宋朝的君主也乐得如此。
不是没有反抗过,只是每一次的抗争都只能以求和的条约草草收场。
禁军也早已不是能上马御敌的国家机器了,而只是王朝用来吓唬百姓的石狮子和看门狗。
抱守残缺成了皇帝的箴言,也成了北宋立国和护国的信条。
这个王朝已经丧失了昂扬的自信,拥有的只是苟活的妥协。
一个国家的制度一旦成了统治阶层甚至统治着自己的保护伞,最先受苦的肯定是老百姓,最先起来反抗的也肯定是老百姓。
从宋太宗年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开始,北宋的农民起义的烽火就从未断绝过。
半部《论语》换来的是宋家半壁的江山。
随着宋真宗泰山封禅的结束,北宋政权掩盖在表层下的各种问题也开始破土而出。
首先是每年不厌其烦的岁币,为了应付契丹和西夏对中原的入侵,哄这些胡人们回家。
政府不得不每年拿出一个亿以上的财政收入来作为孝敬。
可国库的收入还不到这些岁币的两倍。
为了对付每年蜂拥而至的农民起义,国家不得不花掉大把大把的钱来培养禁军和厢军。
职业军人的数量与日俱增。
据统计,太祖开宝年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人,到仁宗皇佑年间竟达到一百四十万人。
前后八十年间军队增加了两倍半,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正常需求。
养着如此数目庞大的家丁,钱肯定是不会少花的。
契丹和西夏为了“稳定”每天向宋朝伸手要钱,军队为了“国防”每天向中央伸手要钱,就连皇帝身边的官员每天也伸手要钱。
对鞑虏们的岁币可以找借口拖一拖,军队的给养也可以紧一紧。
唯独这帮读书的俸禄确是一天也不能停。
且不说北宋政府是文人政府,就说每天公文的批发和对外的周旋也得靠这帮读书人。
只要这帮人甩手不干,国家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
钱,成了北宋王朝的头等大事。
年轻的皇帝在焦头烂额的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记得当太子的时候,身边的官员韩维常常说出一些很出色的治国方略,自己还十分赞赏。
韩维却说这些看法都是出一个叫王安石的朋友说的。
于是才有了夜晚皇帝调阅奏折的一幕。
王安石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官僚家庭,曾经跟着做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百姓的疾苦很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自己做官后,多年的从政经历更使他深切地认识到,土地兼并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了扭转国家的这种局势,年轻的王安石在皇佑三年就曾经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万言书中列举土地兼并的种种危害,并要求皇帝变法改革。
无奈万言书一上如石沉大海,再没有得到皇帝的回应。
如今神宗皇帝的召见又使王安石的机会到来。
当天子询问他如何挽回大宋颓势时。
这位江西人从容不迫地说了两个字——变法。
王安石在给皇帝的意见中提出当务之急要改良王朝旧的制度,同时建立新的制度。
并且结合了自己担任地方官时的工作经验,指出灾荒和高利贷已经成了农民两道沉重的枷锁。
农民遭灾时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一年辛苦下来,不多的收成都还了地主的高利贷和交了国家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