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缘何未去延安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延安，毛主席提出3个条件，他为何拒绝？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得到了出狱的机会。

此时此刻，外面早已经是换了人间。

当年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如今却落魄不堪。

到处都在打仗，陈独秀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万般无奈的陈独秀只能前往江津，他在江津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年。

其实在陈独秀出狱之后，原本可以到延安去，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未能成行。

英雄迟暮陈独秀出狱不久，便同林伯渠联系上了，林伯渠劝说陈独秀前往延安，陈独秀内心犹豫，后来毛主席也得知了陈独秀的事情。

陈独秀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大功臣，他来延安是顺理成章。

可是当时的情况没那么简单，毕竟陈独秀在路线上和我党有所分歧，因此为了平息争议，毛主席和延安的众多领导人开会研究了这件事情。

最后毛主席一锤定音，认为陈独秀可以来延安生活，前提是同意三个条件：一是陈独秀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与“托派”脱离关系，承认自己的错误；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

看起来倒也不难，但是电报送到陈独秀手中之后，陈独秀却表示，二与三可以答应，第一条他却不能接受。

他并不认为自己过去的探索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陈独秀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无人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作为一个生活在历史变革浪潮之中的先驱，陈独秀尝试了很多新的事物，很多事情，原本也没有严格的黑白之分。

1938年时，周总理又到江津去探望陈独秀，再次请他前往延安，这一次，陈独秀却更加坚定地拒绝了，他说了一段有些悲凉的话：“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年老的陈独秀选择留在江津，了此残生，1942年，陈独秀因病逝世，他的死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因为沉沦在战火中的人们已经自顾不暇。

陈独秀与托派的一点思考摘要：本文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及加入托派组织提供了一点看法，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提供了了一点看法。

关键词：陈独秀；托派；大革命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一个被连选五届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终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党，不得不让人唏嘘感慨。

其中问题错综复杂，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他们的思想曾经陷入怎样的歧途，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错了，这一批批投入中国革命热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永远不可以被抹去。

关于陈独秀与托派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思想上予以认识才能在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才可能有所明白，所以我想从陈独秀的思想上先说，然后再分析大革命失败以及之后的种种导致他走向了托派。

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与人格魅力陈独秀出生于1979年，卒于1942年。

他的一生经历中国革命的几个重要关节点，而他从戊戌变法开始投入政治运动的热情铸就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诞生。

我不曾了解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怎样的潜质，我也不知道一个思想家所具备的要素。

但从陈独秀看来，奋斗是一个革命思想家所要具备的品质。

陈独秀最初是康梁派的支持者，二十世纪初几次东渡日本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巴黎和会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向劳工运动，再到后来受大革命失败影响走向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到最后的宣布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的这一生思想一直在变，从一个侧面反应当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哀，追逐于西方思想潮流反而是禁锢了自己。

陈独秀应该说走在那群知识分子的前头，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经历了中国风雨飘摇饱受压迫摧残的七十多年，但与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陈独秀从康梁派走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甚至走的更远。

从学习精神来说，陈独秀不停的批判与学习是值得提倡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的这种精神特点却为他后来的人生境遇埋下了伏笔。

陈独秀有哪些故事（最新4篇）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思想主要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陈独秀有哪些故事（最新4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陈独秀故事篇一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

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

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子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子。

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

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

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

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

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

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

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

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

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

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

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

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

”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都曾为中国共产党做过开拓性的有益工作。

但是，他们后来都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

陈独秀虽与党分道扬镳却仍不失耿介清白的气节和操守，张国焘则投靠国民党，成为被历史所唾弃的叛徒。

初期密切交往1916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生。

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6月12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

但却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被捕，有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

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

张国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学生们被无罪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

不久，张国焘也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

张国焘于5月初曾回北京。

7月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回到上海任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陈独秀对张国焘提出批评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

这使得一些刚回国的党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

这种情况也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而陈独秀对此却并不在意。

所以在中共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近20年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作者简介:林家虎(1974-),安徽中医学院社科部讲师,法学硕⼠。

　〔动态追踪〕《学术界》(双⽉刊)总第118期,2006.3ACADEMICS IN CHINANo.3May.2006近20年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的成果与展望○林家虎(安徽中医学院社科部,安徽合肥　230038)〔摘　要〕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物之⼀。

他的晚年,更是长期被作为批判的反⾯⼈物⽽成为研究的禁区。

⼗⼀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始重新研究晚年陈独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具体梳理了⼆⼗来年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进⾏了初步探讨,以期推动这⼀研究的进⼀步发展。

〔关键词〕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成果与展望⼀、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近20年的陈独秀晚年思想研究,共计论⽂达⼀百多篇,专著⼗数部。

由于其晚年思想的复杂性和反映他晚年活动的史料的有限性,使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异常激烈的争鸣状态。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其晚年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围绕着为其晚年的“汉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罪名的政治辩诬上;“到80年代后期,⼈们⼜以新的眼光将其‘晚年’开辟为⼀个独⽴领域。

研究他晚年的社会活动、政治思想及其评价问题”〔1〕,并在90年代获得相当的进展;⽽新世纪以来其晚年思想的研究更呈现出⽅兴未艾的喜⼈局势,在晚年陈独秀及其民主思想的历史评价上出现重⼤突破。

〔2〕综合20来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个⽅⾯:(⼀)恢复了陈独秀晚年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关系的真实⾯⽬。

陈独秀晚年是背负着“汉奸”罪名离开⼈世的。

⽽他在逝世前发表的《战后世界⼤势之轮廓》⼀⽂,国民党指责其“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中共认为是“投降理论”、“汉奸理论”进⾏批判〔3〕,⽽托派早已将陈⾔论斥之为“机会主—852—义”〔4〕。

这充分说明陈晚年时政党政治的复杂性。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

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

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

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

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

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

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

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

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

陈独秀的晚年生活作者：任闵来源：《决策与信息》2012年第11期陈独秀是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对中国革命、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犯了右倾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

此后，他历尽坎坷，辗转漂泊到了四川。

他的晚年凄风苦雨，令人感慨，却给人们以种种启示。

四处辗转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四川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

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头顶上。

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明显有些蹒跚了。

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略显龙钟老态。

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添了皱纹，高了颧骨。

唯有他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

在全国人民“ 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

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结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给中共中央。

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1-5届总书记，后来又是中国托派中央总书记，他的晚年政治观到底怎样呢？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或政治观，成了当今研究陈独秀学术界和史学界的热点问题。

问题的答案是众说纷纭，人各有异。

当然，众多论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根据陈独秀晚年的行为以及他的著作和书信。

但是，即使是最正统的历史学家，也避免不了有自己的主观因素。

否则，同一客观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或结论呢？“圣言量”不可取，陈独秀本人就是反对圣言量的。

我们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尽量少用别人说过的话，多用陈独秀自己的话，特别是提出论者站得住的见解。

首先要明确的是：陈独秀晚年是指什么时期，即从何时开始。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逮捕下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出狱。

被捕前，他是中国托派的领袖，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奋斗奔走的，他的政治立场无须多说。

狱中五年，开始时，他与狱外托派组织有秘密联系，后来，与个别托派成员仍有联系，秘密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刘静贞（郑超麟的夫人）以及其它探监的人。

他在狱中与彭述之有所争论，包括理论问题和托派组织问题（可参阅彭述之的《狱内通讯集》）。

由此看来，陈独秀在狱内仍然是托派立场，尽管那时上海托派临时中央在国际托派李福仁支持下开除了彭述之、尹宽、陈其昌，也开除了陈独秀；但陈独秀认为李福仁是个外国人，不要去理他，基本立场仍然一致。

现在，我们要讨论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只能从他出狱时开始，即从1937年8月23日直到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逝世前为止，前后总共不满五年。

一、在武汉时的公开表态陈独秀出狱后，先住南京，1937年9月9日由南京赴武昌，直到1938年7月20日乘轮入川。

他在武汉约停留10个月左右。

这时，他确曾公开发表演说，接受记者采访，与托派同志、老朋友以及社会人士有过探讨性谈话，概括起来，他在武汉时期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纳成两点：其一，他对抗日战争立场；其二，他的党派观。

现在许多学者、史家的论著及与陈独秀有深切关系的人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这两个问题。

陈独秀简介--------------------------------------------------------------------------------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总司令■追念叹息长相随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

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

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

“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

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生平■陈独秀办《新青年》名扬全国，蔡元培聘他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

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

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

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

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

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陈独秀不愿被别人牵鼻子直至去世坚决不回延安发信站: 中国农大_五色土BBS (Sun Feb 6 15:30:09 2005), 本站()陈独秀不愿被别人牵鼻子直至去世坚决不回延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间，“陈案”震动全国。

一些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立即处决”，他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可是，他在沪宁车上，还呼呼酣睡，一时传为佳话。

还有一些人感念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或钦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纷纷进行营救工作。

这是完全抛开党派之见的了。

如蔡元培、柳亚子、翁文灏、林语堂、胡适、蒋梦麟、杨杏佛……以不同的形式争取公开审理，反对暗箱操作，军法从事。

宋庆龄还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开庭时，陈发表了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演说，他丝毫没有争取从宽处理的打算，而是抓紧机会进行一次政治斗争。

他居然为自己建立共产党、要解放工农、要推翻反动政府的正义性作辩解。

章士钊大律师义务为之辩护，多少有争取从轻的语言。

陈立即说：“这话不代表我。

”他以刚烈的性格，演出了法庭史上罕见的一幕。

陈被判刑13年。

后减为8年。

来狱中看望陈独秀的人很多，胡适和他政见不一，时有争论，但感情深厚，多次从北京来，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

一次，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

”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

后来胡关怀甚多，他又非常内疚。

陈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

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九版。

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党要犯写序。

整个出版工作都是汪原放（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长）帮助进行的。

其实陈早被开除了党籍。

陈在狱中最大的快乐是读书，朋友送来一批小说，他没有兴趣，而是认真研读马恩、托洛茨基和经济学、历史、文字学等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

后来日寇兵临城下，蒋介石想放陈出去，要求其写一书面检查。

陈独秀事迹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

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

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

“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

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

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

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

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

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

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

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

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

【同步素材】陈独秀------倔强坎坷的一生在学习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正面的印象，但是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的倔强坎坷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的倔强坎坷的一生，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像一个大熔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其实就是一部共产党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立者，几十年来，他被先后戴上了九顶帽子，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如今，这些帽子先后被一一摘掉，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将长期以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

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获得了学界普遍好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对此深以为然：“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党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镇室之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姚金果承担了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编写工作，之后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编写。

姚金果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正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被共产国际束缚手脚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共蒙受巨大的损失。

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即平均两天一个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