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法院”要“跨越”三个问题

案件。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跨行政区划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越来越多,如果由案件所在地法院审理,难以摆脱地方干扰和“主客场”的猜测与怀疑，实行跨区法院案件审理是新时期法院审判机制的强化和创新,契合了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跨区法院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中应运而生，还处于试点阶段，籍以发挥新型人民法院审判机构的示范作用，通过审理各类跨区案件，鼓励公平竞争，破除地方保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在普通管辖与专门管辖结合等方面，在机构设置、法官配备、人员管理和机制运行等方面，跨区法院的试点建设都将成为法院司法改革的标杆和样板，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成功经验。

跨区法院
有助治愈司法地方化痼疾
吉林省音像资料馆 张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行政、知识产权和环境侵害等特殊跨行政区案件频繁出现，有关部门和领导利用职权插手案件处理，诉讼“主客场”现象不断出现，这不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更无法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因此，跨区法院建设迫在眉睫，建设跨区法院，有助于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有助于去除法院的地方化色彩，净化司法环境，备受诟病的司法地方化问题的解决才指日可待，我们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才更近一步。

司法地方化问题由来已久，这与我们悠久的人治历史不无关系，历史痼疾沉积已久。

立案难、审判难、有失偏颇和公正，这些现象的存在无不说明行政诉讼受到的干扰太多，神圣的司法权很多时候都沦为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保护伞，有些当事人动用职权和影响力，控制审判结果，极大地损害了法院审判的独立与公正，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院审判权属于中央事权，地方各级法院其司法权都直接来源于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授权，这是首先必须明晰的。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跨区法院建设不是简单的审判工作层面的管辖权变更，而是应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层面，要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向深层次迈进。

时下，北京和上海已率先成立跨区法院，选择代表性很强的两地作为试点，这无疑更具改革意义。

但又不可否认，跨区法院建设的全面展开仍任重道远，解决司法地方化、行政权干扰审判权等问题我们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设立跨区法院
是推进公正司法的重大举措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 王俊
一直以来，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与审级是依照行政区划与层级来设置的。

这种设置具有简单、易操作的优势，但弊端也很明显，特别是在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的情况下，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难以保障，慢慢累积成司法地方化的顽疾，导致了司法公正的缺失，司法公信力因此受损。

为了扭转司法地方化的困局，大力推进公正司法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明确了探索
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的任务。

该两项措施双管齐下，以求通过法院人财物的上挂和案件的跨地区办理来排除地方对法院的限制和干扰，从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促进公平正义实现。

跨区法院已经走在了前面，并且实践也证明，对案件的跨地区集中管辖，不仅可以方便群众的诉讼，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还可以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力避因地方保护带来的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

同时，设立跨区法院还可以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把原来不同地区的先进经验、特色做法融入到新的跨区法院之中，以此为纽带，实现司法资源的重新整合，达到先进带后进的效果。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应当是全国统一标准的，是没有地域之别的，诉讼“主客场”现象打破了这一均衡，不仅伤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心，更消解了本已羸弱的司法公信，把公正司法的生命线移到了悬崖的边缘。

跨区法院的设立可谓祈盼久已，却也正当其时，其是去除司法地方化的得力措施，是树立司法公信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公正司法的重大举措。

“跨区法院”要“跨越”三个问题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司法局 李亮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跨区法院后不久，首批跨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便呱呱坠地，令人看到“跨区法院”发展壮大的希望。

然而，从探索试点到整体推进，“跨区法院”要走的路远不止“最后一公里”，其启程伊始要跨越三个问题：
34 人民法治
特别策划
TEBIE CEHUA
一是法律配套问题。

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但政策指引并不代表法律规制，目前各诉讼法对跨区案件的管辖都有明确规定。

“跨区法院”的成立虽然让案件的管辖、审理更加顺畅和独立，但在目前法律体系下，“跨区法院”缺少更加充分和坚实的法条支撑。

如何从诉讼管辖的角度给“跨区法院”上户口、赋权限，使其与地区法院的管辖审理补位而不冲突，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需要立法机构、司法部门抓紧从实践中探索积累经验，尽快完善相关法条，使跨区法院的“襁褓”落地。

二是人员整合问题。

目前，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各检察院、法院普遍办案压力加大，人员编制又不断收紧、岗位要求日益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跨区法院、新进和选配抽调人员就面临人员和人才等诸多困扰。

如何做好队伍建设、抓好人员的吸纳和整合就成为重中之重。

特别是检察官、法官在人大投票审议和任免的程序上需要更加清晰、科学地加以明确。

三是地方政府支持配合问题。

成立“跨区法院”，其目的和作用之一就是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审判的干预。

成立跨区法院，从建设选址到人员编制的划转都离不开相关政府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能否鼎力支持、协助配合关系着跨区法院能否顺利建成，也关系着今后能否顺畅运转。

所以，在推进跨区法院建设完善的政策中，要突出相关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任务，既让相关部门推一下、帮把手，又要防止其把手伸得过长、过深，这需严肃、科学地把握好工作尺度。

跨区法院“地方性”基因
应予重视
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徐清
跨区法院旨在隔断与地方的人财物关系，摆脱地方权力的不当控制和干扰。

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多民族杂居、多文化杂糅，客观上要求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将法律规则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认真对待特定场域、特定社会关系、特定情境中的“地方”因子。

简言之，法院职能展开、审判监督、判决执行、涉法涉诉等工作有着与生俱来的“地方性”基因，对跨区法院建设带来了三个难题:
在组织结构上，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是由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其他法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权力机关任免。

这种“地方性”的组织架构带来了跨区法院如何产生、应否接受地方监督，院长应否向地方人大报告工作、报告通不过怎么办，法官有没有权管辖其他行政区划内的案件等问题。

在机构运行上，审判权作为一种判断权，需要在“地方”这一特定场域运作，需要与“地方”检察、公安、司法行政、信访部门和相关行政管理机关衔接、协调，更需要“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

在司法权力相对弱势、司法权威不高的现实环境下，跨区法院是否因 “去地方化”面临更大困难？
在权力监督上，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司法权需要各方监督，尤其是“地方”的监督。

目前除了体现在以量化指标表达的审判工作实绩外，廉政工作、队伍建设、装备建设、法制宣传，以及是否积极配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等都是考核重点。

若继续适用“一岗双责”模式，跨区法院可能仍跳不出“地方”的“手掌心”；若不受“地方”考核监督，不受制约的司法权将催生司法腐败。

“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重视并审慎处理审判权运行中的“地方性”基因，且改且思辨，跨区法院建设才能取得较好的改革成效。

建好跨区法院
须突破现实的藩篱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刘勋
跨区法院可以理解为类型案件管辖的跨区，也可以理解为建立单独的法院跨越行政区划实现类型案件的集中管辖。

从目前跨区法院设立的实践来看主要涉及环境侵权、知识产权等民商事领域，以及行政审判当中，尤其是行政审判的跨区域管辖最为普遍，例如河南、重庆等地都实现了行政审判的跨区域管辖，随着改革试点的深入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还有法学界关于设立跨行政区划行政法院的设想，依据行政审判实践来看也值得商榷。

行政审判的跨区管辖或设立单独的行政法院，从实际操作当中要比设立民商事案件跨区法院要复杂，因为行政审判双方地位不平等，特别是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政府的行政行为还涉及公共利益，相反民商事案件双方地位平等情况比较简单。

行政审判的跨区管辖改革过程中，跨区管辖设计的初衷即为实现行政审判形式上的公正，但是跨区管辖制度异化成为转移矛盾工具的现实让改革初衷黯然失色，大量被跨区管辖的行政案件基本上都是原法院不好化解的疑难复杂案件，争相转移矛盾的结果就是提高了司法化解矛盾的成本，因为被移交法院的法官必须要从头开始了解案情，原管辖法院曾经为化解矛盾作出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同时对体量小的法院带来巨大的办案压力。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