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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因写诗获罪续:中央曾下文告诫“典型错案”2013年06月19日17:22 南方都市报我有话说(227人参与)彭水诗案经南都报道后，引起中央重视，官方结论定性为“一起基层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典型错案”。
现在的秦中飞变得比以前更加谨小慎关键词：因言获罪经典报道：重庆彭水诗案2006年10月19日A16-17版南都记者刘伟发自重庆4月8日这天，秦中飞在讲台上度过了自己38岁生日。
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说话时满面笑意，文雅中透着淡然。
除去因长期失眠而一谢至顶的头发，“彭水诗案”投下的阴影似乎已经散去。
7年前重庆“彭水诗案”轰动一时，被视作现代版“因言获罪”，时年31岁的秦中飞正是雷暴的风眼。
该案全程跌宕起伏，一度成为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通览后续进程，它终究难逃“一起无法复制的个案”窠臼，未能担负起社会与历史赋予的重任。
这结果殊为遗憾。
7年后回望“彭水诗案”，个体与体制碰撞后的支离破碎依旧触目。
尤值深省的是，通过对案情的首次深度揭秘，该案原本曾获来自体制顶层最强力介入与引导，本是政府“纳谏听议”的垂范之举，却因基层政权一而再的阴奉阳违，最终沦为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中最著名的一桩，且仅此而已。
“办成铁案”县委副书记要求从严处理，办成铁案。
县长指示出手要狠，效果要好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年前的细节依旧像个时时作痛的伤疤，镌刻在秦中飞心里。
涂鸦《沁园春·彭水》之后，这个一向安分守己的小城教师，命运只能用多舛来形容。
针砭时弊而遭遇政府指控，秦中飞并非首次，但借助全媒体时代的立体传播，“彭水诗案”最终成为最被关注的个例。
如今回看，其进程不啻于一部峰回路转的悬疑小说，情节一波三折，结局更是难以捉摸。
多年后，借助当年一份政府文件，如今看来依旧迷离的案情，终于有了答案。
根据文件记载，2006年8月31日，彭水县县长周伟(该职务为时任，以下涉及官员亦同)接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福安电话，称社会上正流传着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手机短信，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1945年3月29日重庆黄金抢购案涨价消息提前泄露2011年09月15日来源：《法治周末》1945年3月29日，重庆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购黄金案。
黄金价格每两由法币2万元涨到3.5万元。
突然传来消息，在提价的前一天，一批高官和阔老，抢购了1万多两黄金。
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
舆论纷纷指责财政部黄金加价舞弊，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即传遍各地，重庆地方法院不得不立案审理。
杜月笙搅局“黄金涨价”1945年3月29日，重庆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购黄金案。
黄金价格每两由法币2万元涨到3.5万元。
突然传来消息，在提价的前一天，一批高官和阔老，抢购了1万多两黄金。
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
舆论纷纷指责财政部黄金加价舞弊，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即传遍各地，重庆地方法院不得不立案审理。
张恨水的小说《纸醉金迷》中描述了众多人物在当时抢购黄金储蓄、大发国难财的故事。
这部小说并非作者的想象，而是一段发生在同一年、同一城市的真实历史。
1945年，在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势下，重庆国民政府开始耐不住手脚了。
3月29日的陪都重庆已略见春色，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得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最后同意，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从3月30日起，把黄金价格由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高为每两3.5万元。
此政策的出台，无形中将当时流通的法币币值贬值了75%。
财政部下达文件的时间，已是29日下午各大银行下班的时间，而且，次日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所有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这份按理说应是"高度机密"的文件下达时，孔祥熙并不担心有人钻空子。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有人泄露了秘密。
在28日当天，黄金出售的数目就猛增了1万多两。
重庆的各大银行也事先得到了加价的消息。
28日当晚，重庆的几大银行一反常态，通宵办理起黄金储蓄业务，许多官僚、豪商和银行职员彼此心照不宣，大量抢购，一夜之间售出1万多两黄金。
“八大投”融资模式目前,全国共有各级政府融资平台8000多个。
这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魏加宁吃惊不小:“过去一级政府顶多有2—4个融资平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一级融资平台已逾10个。
”所谓融资平台,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迅速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以实现承接各路资金的目的,进而将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
融资平台的出现,源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配套。
魏加宁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呈现出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趋势。
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在城市建设、医疗和教育方面开支加大压力下,不得不通过融资平台等隐性赤字方式解决用钱问题。
重庆的融资平台起于2002年。
此前一年的2001年10月,黄奇帆从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委主任任上升任重庆副市长。
其时,直辖已5年的重庆,基础设施开始迅速起步。
问题是,重庆地方财政能力很差,“十分缺钱。
”黄奇帆记忆犹新:“2002年,重庆预算内财政收入157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负债余额450亿元。
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一个要破产的政府。
”黄奇帆曾担任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对浦东以土地为核心、滚动开发筹集建设资金的操作过程非常熟悉。
在他眼里,“没有缺钱的政府,只有办法不多的政府。
”他在摸清重庆家底后,启动了对重庆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从2002年末开始,重庆市政府控制的“八大投资集团”（简称“八大投”）逐一成立,用以承担政府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重庆市政府对“八大投”的定位是,政府拥有,授权经营,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即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展经营,基于其自身信用进行借贷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要达成这个目的,须增大投资集团资本,以获得银行授信。
重庆市政府以“五大注资”做到了这点:一是国债注入。
中央政府定期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重庆市政府将每年获得40亿-50亿元人民币的这类国债,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投资集团。
重庆“八大投”真相之三——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的一般规律随着对重庆八大投学习的深入，又发现了一些真相，有些真相完全是以前没有弄明白的，担心没有学到重庆模式的要领，反而有所误解有辱师尊，担心学不能致用反而画虎类犬，所以不得不继续总结。
一、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一）内部协作模式1、从“1+8”到“1+N”。
真相之二总结了重庆九大平台公司，分别是渝富、地产、城投、开投、高发司、交旅、水务、水投与建（能）投，这里犯了一些错误，造成了一些误解，首先是不能把渝富与八大投并列，其次是造成了九大投的假相，第三是没有弄清楚渝富与八大投以及八大投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重庆市政府与渝富、八大投的关系应该如下图所示。
有专家将这一关系总结为“1个支撑+8个平台”，简称“1+8”模式，最近观察重庆有可能组建文化产业类的融资平台，又联系到交旅是原来高投重组而来，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重庆模式是一种收放自如的动态模式，一个平台公司完成了一个发展意图，他可以转型与重组，如果有新的发展意图，又可以成立新的平台公司，所以，“1+8”模式也可以认为是“1+N”模式。
2、“1”的秘密。
渝富是事业性的金控公司，他除了成立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其他企业外，自己还要经营一些事业，这里有三方面值得猜测与分析。
（1）渝富为各平台公司融资扫清障碍与提供支持，其资本运作模式堪称样板。
一是降低“两个不良率”。
一个地方金融机构敢不敢大胆放贷，不良贷款永远牵拌着他，重庆奇帆市长深谙此中奥妙，故其首先从这里着手，以银行不良贷款打包打折的形式从银行回购多家国有企业债务权，期间以少量财政资金注入，与国开行合作搭桥贷款先支付回购不良贷款的钱，再解包出售给各债务企业，企业有钱就同样打折赎回，企业没钱就实行债转股，最后用解包出售的钱还国开行的贷款，这样的操作手法虽有“空手套白狼”的味道，但确实堪称经典。
这样一来，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企业不良资产率都下降了，一箭双雕，两头轻松。
目录1、市高速公路发展2、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转型为交通旅游投资集团）3、市城市建设投资4、市建设投资公司（与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强强联合，整合而成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5、市水利投资6、开发投资7、市水务集团（并入水投）8、市地产集团1、“八大投”瘦身为“五大投”激进融资难以为继2、国资国企改革线路图已清晰“八大投”转型3、“八大投”变“五大投” 资本运作分量缩水4、投融资模式--“八大投”模式经验分析一、“八大投”瘦身为“五大投”激进融资难以为继2013年08月02日 23:06来源：华夏时报“八大投”被迫瘦身“八大投”减为“五大投”激进融资难以为继本报记者仕省报道由市长黄奇帆一手组建的“八大投”，十年之后不得不“瘦身”为“五大投”。
从2002年开始，在黄奇帆的推动下，相继成立“八大投”融资集团，包括城投司、高发司、高投司、地产集团、建投司、开投司、水务控股、水投司。
这些投融资集团由政府向其注入储备土地，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
而今“八大投”也需要转型升级，政府也加大了对融资平台的清查。
大学蒲勇健教授表示，“八大投”只是一个暂时的机制，需要择时淡出。
比如，高投司已变身为旅游投资集团，从当初“修路的”转向“搞旅游的”。
不过，对“八大投”的争议至今未息。
专家认为，“八大投”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府的短期财政压力，但却干预了市场竞争。
举债投资“八大投”是的一名片。
在操作模式上，向“八大投”注入土地资产，让其从银行处可获得抵押贷款，使得的投资突飞猛进。
“大大小小‘基建’项目的融资，全靠‘八大投’支撑”。
一位城投公司相关人士证实，“八大投”在各大银行授信额度共2000亿元。
数据显示，在2003年时的国有资产总额1700亿元，5年后3200亿元，8年后的2011年更是飙升至1.46万亿元。
2008年，打造“森林、宜居、畅通、平安、健康”五个，宣布4年投资达1.3万亿元。
綦江人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前后的英勇事迹红色綦江重庆“三三一”惨案“三三一”惨案，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在重庆制造的一起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人和爱国群众的大血案。
这一惨案不仅导致大革命运动在四川转入低潮，还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打死打伤平民2000余人。
消息传到重庆，激起民众愤慨，中共重庆地委遂决定由“重庆工农兵学商反英大同盟”出面，于3月31日举行抗议英美暴行的市民大会。
但是，国民党右派却趁机散布“共产党要暴动”，市民要焚烧英、美领事馆和教堂等谣言。
为此，英、美领事馆决定撤离侨民，并把锚于重庆港的军舰褪下炮衣、升火待发，市内空气异常紧张。
刘湘借此机会决定着手镇压，并指使所部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和第七师师长蓝文彬策划具体镇压措施。
3月31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两万余人向通远门西侧打枪坝广场聚集，准备参加抗议活动，中共重庆地委、左派国民党省市党部领导人杨闇公、李筱亭、漆南薰、冉钧以及泸顺起义军副总指挥黄慕颜等先后到场。
与此同时，便衣特务、打手等暗藏各种凶器也顺势混入其中，并包围了会场。
11时，总主席团刚宣布大会开始，枪声就突然响起。
混在群众队伍中的武装暴徒拔出手枪，拿出各类凶器杀向群众。
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一时，枪弹呼啸，刀棍交加，手无寸铁的群众奔避不及，突围的多倒在刀枪之下，跳城墙的臂折腿伤。
女学生遭凌辱，童子军遭残杀，通远门内外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在这次惨案中，约有300人遇难，重伤七八百人，轻伤不计其数。
国民党左派、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被倒拖到两路口荒郊，敲牙剖腹，身殉乱刀之下；泸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的驻渝代表、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在会场出口五福宫前被枪杀；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次日晨在七星岗附近遭暗杀；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4月4日亦不幸落入敌手，4月6日被敌人割舌、断手、挖眼，壮烈牺牲于重庆佛图关。
重庆“八大投”的真相之一——重庆“八大投”模式借鉴意义之综述重庆“八大投”模式的成功引发了全国各地竞相考察学习之风，进而掀起搭建与运用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的浪潮。
有人观察，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地方将重庆“八大投”模式复制成功，但是一波接一波的考察学习没有停止，一浪接一浪的活学活用更不会停止。
一、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的一些特征（一）公共事业是政府性投融资平台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政府性投融资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公司”）出现的背景是“4万亿”计划，“4万亿”有两个特点。
一是投入模式为“赤字财政＋地方国债＋政策性贷款＋企业债券”，从2008年到2010年，中央政府只安排了1.18万亿元，需要加上地方配套和社会投资，才形成４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这是典型的撬动模式。
二是投资方向重在基础与民生，重点锁定在关注民生与“三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不搞一般加工工业，不搞重复建设。
“4万亿”的两个特点决定了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是“平台公司”产生与发展的前提。
（二）用经营的思路细分公共事业是“平台公司”成功运作的出发点。
在公共事业中树立经营意识是用市场的手段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思想，“平台公司”是用市场的方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思路，政府投资应该坚持“两个延伸”，一是向技术含量更高、资金需求量更大、更易形成垄断地位的产业链高端延伸，既能用有形的手弥补无形之手的作用的作用，又能实现经营利益更大化；二是向更基础、更能改善群众生活、能改善更多群众生活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延伸，“两个延伸”相结合更好地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简单地回答了“平台公司”何以不能与民争利，何以不能进入房地产行业等疑问。
二、重庆“八大投”的表象与实质（一）从“杠杆法”到市场本质重庆“八大投”不管是用土地预期增值利益，股权利益作为“杠杆”撬动，还是用黄氏（奇帆）“五个注入法”的放大效应集中信用，表面上重庆市政府投入少量资金即产生了漂亮的“四两拨千斤”效果，其实市场利益的指引才是本质。
黄奇帆的方法论作者：尚海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08年第08期“基于重庆市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经验，我总结出改革和创新的5种方法论。
”在2008年S 月10日的一次学术演讲中，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陈述了这些管理智慧，“实际工作中的改革创新，一般都可归结到这5种。
至于具体适用哪一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举措”。
方法论一：改变体制和机制“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上。
在原有的体制、机制条件下，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矛盾和问题。
这时，我们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来改革和创新。
体制、机制理顺了，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黄奇帆举例道，比如，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以前，政府财力薄弱，引进投资者建路桥，由投资者设卡收费。
由于收费站点太多，每辆车每年的路桥费要1万元以上，增加了市民用车成本。
黄奇帆说：“路桥收费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体制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入手，确立政府公共财政的投资主体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由市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集团出资70多亿元(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把主城的7桥1隧13条路全部从投资商手中回购，并取消收费站点，车辆通行实施缴纳2000元过桥年费。
从2002到2007年，重庆主城区新的路桥建设，共投资200多亿元，全部是由政府出资。
依靠制度创新，重庆解决了城市路桥建设投融资体制问题。
居民交通成本明显下降，城市空间大幅拓展。
方法论二：调整政策和管理“有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在体制、机制上，而在政策和管理方法上，那么就要通过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来解决。
”黄奇帆道出了第二种办法。
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的同时，重庆用“三个不”措施构筑防火墙：财政决不为投资集团作担保；投资集团之间不能相互担保；各投资集团的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
另外，建立“三大平衡”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净资产与负债的平衡。
各大投资集团要把净资产与负债的比例维持在1：1左右，即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50％左右，甚至更低。
1967年重庆武斗“八八海战”揭秘1967年8月8日，从宋代就命名的朝天门码头（时称红港）因非常岁月，霎时间血火纷飞——纪事提示1967年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交战，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
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基本结论是，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本刊“重庆纪事”栏目，于30多年后将“重庆八八海战”疽臃割破，其目的正如百岁老人巴金所说，“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必须早日还清。
”其意义就在于，要让今天的重庆人认识到：一个安定团结、稳健发展的社会局面，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多么重要！武斗战火为何燃起？要了解重庆“八八海战”的来龙去脉，就得了解重庆文革中的武斗。
武斗，本来是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很难避免的现象。
若再加上领导者左倾路线、左倾思想的指导，则必然会更加恶性发展。
因此，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作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武斗最终未能避免。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中。
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
这是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
到1967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即““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
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当时主政重庆的“革联会”在《意见》中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记者未能看出，重庆的八大国投模式和我以前发的赵启正“浦东逻辑”是精神一致的。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投资，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动案例：靠公有资产的市场运作来建设重庆 -----崔之元注裂变：重庆八大国投公司的“杠杆法”和“防火墙”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0-25吴红缨姚伟重庆报道这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城市：高山仰止，长河奔流，城市就在山水之间，层层叠叠。
数年前，日本建筑设计大师黑川纪章站在朝天门广场上感慨，这是一座上帝钟爱的城市。
这座城市的变化，集中在短短数年之内。
其速度之快，仿佛是一夜之间，推窗瞭望的人，忽然发现这座城市已经俨然具有了大都会的气派：纵横的道路上车水马龙，起伏的山岩上高楼林立。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们知道裂变背后必然有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答案也一定多姿多彩。
我们关心的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这裂变过程中到底是如何运作？这是一场关于方法论的探询；我们还好奇，为何发生在山城的秘笈不能被复制？我们还深知，在上述答案的追寻中，我们的忧虑是，这是一个在经济上升通道中，借势顺势完成的图景。
我们继续好奇，在全球萧条经济有卷土重来的微妙格局下，土地和股权的杠杆效果是否会沿着相反的方向急速运动。
如是，重庆的方法论有应付之道吗？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做法。
10月刚过，重庆市宣布，未来5年重庆将斥700亿至800亿巨资改造交通，以实现“畅通城市”的目标。
领衔受命的，是重庆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以下称城投)。
城投是重庆八大投资集团之一。
在六年前，800亿的投资相当于四倍八大投资集团的总资产。
如今仅一个城投即可领命短时间内如此巨大数额的投资计划，这需要一个解释。
相比1998年的扩张性财政，政府通过启动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有一个更为微观的观察：政府之手已经可以娴熟地借道旗下国投公司运作。
股权、土地增值，正是这些国投公司运作的两大平台和杠杆。
一个悖论是：在经济进入萧条地风险通道时，凯恩斯主义被证明有效。
重庆“八大投”真相之二——为探寻借鉴意义而还原“八大投”综合网络上不同角度公开重庆“八大投”运作的介绍，试图将其轮廓还原。
所谓“八大投”，其实至少有九个，分别是渝富、地产、城投、高投（后为交旅）、高发司、开投、建投（实为能投）、水务、水投。
渝富是金控公司，地产是纯地产运营商，城投是城建公司，高发司与高投分别是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的建设与运营商，开投是城市公交运营商，建投是能源运营商，水投与水务集团分别是水利与供排水运营商。
由于笔者所研究的素材源于网络，缺乏实际考察，有些领会难免妄自臆测，疏漏不少。
但可以肯定的是，重庆每一个政府性投融资平台（以下简称“府投平台”）都离不开黄奇帆这个灵魂人物，都少不了黄奇帆这个神奇推手。
一、渝富——地方金控样本金控，即金融控制股份公司的简称。
以控制其他公司的股份作为主要业务。
根据控股关系形成一种母子公司关系。
母公司除控股子公司外，本身还有特定业务的控股公司为事业型控股公司。
本身没有特定业务，专门以控股子公司为公司业务的控股公司称作纯粹型控股公司。
重庆渝富与广安爱众集团均为事业型控股公司。
渝富，全称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2004年成立，注册资本金10亿元，归口国资委管理。
是重庆市的地方金控集团,负责处臵不良资产、金融控股、土地储备、参股国企；在“九大投”中,渝富作为金融类的投资集团而别于另外八大建设类投资集团（渝富对国企的运作着实高明）。
渝富运作模式主要有3个。
分别是不良资产处臵、资本运作与储备地产，他在这三个模式中娴熟地变着脸。
他发动大量现金资本直接进行投资已成为常态，在不良资产面前,它以资产管理公司身份出现；对金融资本领域大举进入,又现回金控面目。
坐拥大量土地储备,则近似一家地产集团；“善变”的渝富,忠实地充当着“重庆市国资委的一个工具”。
如其他府投平台一样，充当着重庆市委市政府，或者说是操盘手黄奇帆的工具。
（一）处臵不良资产渝富最初的运作带有“空手套白狼”的色彩。
重庆三厅官倒地的幕前幕后作者：黄豁来源：《人民文摘》2008年第06期重庆市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原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三人，近日分别被一审判处死缓、13年、10年有期徒刑，三人的年龄分别为47岁、50岁、41岁。
他们在用地规划、调整容积率、减免配套费等城市规划领域肆意出卖手中的权力，为房地产开发商、承建商谋取利益，受贿总额高达1100多万元。
三个厅级官员的落马在重庆引起震动，不仅社会反响极大，也让城建规划中的权钱交易“潜规则”昭然若揭。
贪腐轨迹揭地产“潜规则”土地用途决定着土地的价值。
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之间的价格差异可达10倍，因此一些开发商想尽办法打规划的主意。
调整规划，改变土地用途，成了开发商的行贿重点之一。
2002年，重庆一房地产公司拟转让位于沙坪坝区歌乐山一块面积为270余亩的土地。
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公司总经理薛某找到了时任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的王政。
王政遂利用职权，擅自将该地块性质由农业用地变成了居住用地。
薛某据此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并在2003年7月以5334万元价格将该土地成功转让。
为感谢王政的多次“关照”，薛某先后送给王政共计人民币120万、美元12万、欧元1万。
除了土地用途，容积率也是地产行业的一个敏感词汇。
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这是一个老百姓听起来陌生的词，但在地产开发商眼中简直就是“点石成金”的“魔术棒”。
容积率越高，可供销售的面积就越多，获利也越大。
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
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
而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1500万元。
一位房地产开发的业内人士说：“哪怕为了提高0.5个百分点，每个开发商都会不惜血本地进行‘公关’。
”2003年7月，一名开发商找到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
王政便给“好兄弟”——时任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的陈明打招呼。
重庆“八大投”启示录
重庆“八大投”模式的成功，吸引了全国不少地方前往考察学习，进而掀起搭建与运用政府性投融资平台的浪潮。
世界银行也曾经对重庆八大投资集团的投融资能力进行研究并发布报告，认为重庆的做法具有创新性，其经验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参考价值。
所谓“八大投”，指的是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
包括重庆交通、水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八个主要投融资平台。
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不断转变，“原汁原味”的重庆“八大投”模式将无法完全复制成功，但是一波接一波的考察学习没有停止，大家注重的，是如何汲取其要义精髓，结合本地实际，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融资平台。
启示一“五个注入”重运作
重庆八大投融资平台从无到有，“第一桶金”来自政府的“五个注入”。
分别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车站、隧道、水厂等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其固定资产；国债注入，将中央政府定期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投资集团；土地储备收益注入，赋予相关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对集团的资本金注入；规费注入，将涉及城建、公路、水务等各方面的收费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各投资集团；税收返还，通过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作为资本金返还给投资集团。
分析“五个注入”，可以发现重庆更注重于资本运作的放大效应，其中许多如规费、国债、土地预期增值等注入都不需要马上兑现，它可能是一个文件，可能是一个合同，但它确实像放大器一样放大了投资集团的信用与信心，同时也是盘活国有资产的一个有效途径。
重庆“八大投”真相之三——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的一般规律随着对重庆八大投学习的深入，又发现了一些真相，有些真相完全是以前没有弄明白的，担心没有学到重庆模式的要领，反而有所误解有辱师尊，担心学不能致用反而画虎类犬，所以不得不继续总结。
一、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一）内部协作模式1、从“1+8”到“1+N”。
真相之二总结了重庆九大平台公司，分别是渝富、地产、城投、开投、高发司、交旅、水务、水投与建（能）投，这里犯了一些错误，造成了一些误解，首先是不能把渝富与八大投并列，其次是造成了九大投的假相，第三是没有弄清楚渝富与八大投以及八大投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重庆市政府与渝富、八大投的关系应该如下图所示。
有专家将这一关系总结为“1个支撑+8个平台”，简称“1+8”模式，最近观察重庆有可能组建文化产业类的融资平台，又联系到交旅是原来高投重组而来，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重庆模式是一种收放自如的动态模式，一个平台公司完成了一个发展意图，他可以转型与重组，如果有新的发展意图，又可以成立新的平台公司，所以，“1+8”模式也可以认为是“1+N”模式。
2、“1”的秘密。
渝富是事业性的金控公司，他除了成立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其他企业外，自己还要经营一些事业，这里有三方面值得猜测与分析。
（1）渝富为各平台公司融资扫清障碍与提供支持，其资本运作模式堪称样板。
一是降低“两个不良率”。
一个地方金融机构敢不敢大胆放贷，不良贷款永远牵拌着他，重庆奇帆市长深谙此中奥妙，故其首先从这里着手，以银行不良贷款打包打折的形式从银行回购多家国有企业债务权，期间以少量财政资金注入，与国开行合作搭桥贷款先支付回购不良贷款的钱，再解包出售给各债务企业，企业有钱就同样打折赎回，企业没钱就实行债转股，最后用解包出售的钱还国开行的贷款，这样的操作手法虽有“空手套白狼”的味道，但确实堪称经典。
这样一来，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企业不良资产率都下降了，一箭双雕，两头轻松。
二是直接投资金融产业。
渝富是重庆市商行银行、安诚保险的第一大股东，西南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成功投资三峡担保、银海租赁等金融类企业……这些不但使得渝富成为具有中国汇金公司性质的地方金融控股企业，也为各平台公司融资提供专业支撑和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直至全面融资。
渝富其以资金优势帮助重庆诸多上市企业改善经营，使企业股票获得市场认可，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大量民间资本源源不断流向重庆，当一些地方为引进战略投资者而激动不已时，海外资本抢滩重庆已成为常态，重庆各融资平台已在渝富带领下实现了上市、信托、招商引资、争取中央政策资金、向银行借贷等各种方式的全面融资。
（2）渝富是否控股八个平台公司重庆市政府与八大投之间是直接的以控制人事为方式的行政管理呢，还是辅以渝富这根资本纽带，猜测不可能仅仅是前者，重庆市政府对各平台公司的资产注入很有可能通过了渝富，这样对于重庆市的国有资产而言，相当于在渝富和各平台公司那里被资本运作了两次，同时各平台公司即使有所不测，风险不但不会蔓延到重庆市政府，重庆市政府还可以通过渝富实施重组而救助，渝富既是重庆市政府的一只手，也是为重庆市政府抵挡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3）比较重庆渝富与四川发展（四川联合发展控股公司）。
四川也实行了以四川发展为“1”的“1+N”模式，不同的是四川发展是纯粹型金控公司，他只管理资产与资本运作，本身不经营其他事业，对于研究学习而言，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有适不适应之说，以笔者而言，其他地方没有重庆奇帆市长这样的金融奇才，建议采用四川模式。
3、“N”的秘密重庆这个“N”不但包括八大投，也应该包括众多国有企业，还包括各平台公司下面的子公司以及未来将要组建的各类平台公司，如果按投融资分类，大致可以分三类。
（1）既融也投类，这是主流。
重庆大部分的平台公司公司都属于这类，通过渝富帮助剥离或者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国资注入使其符合银行借贷的条件然后贷款，或者采取BT、BOT模式融通民间资本，然后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或重要产业。
（2）只投不融类，这只是方式方法。
这类平台公司其实不能称之为融资平台，其本质上只是担当某些事业建设任务的业主，比如高发司与交投下面的子公司，他们不管融资的事，但融资平台离不开这类公司，姑且算作一类。
（3）只融不投类，这也只是方式方法。
目前还没有发现重庆有哪个平台公司是只融不投的，但是只融不投的部门几乎存在于每个平台公司，像企业入纳员一样。
（二）向外融资模式。
有的省级政府将项目资金通过投融资平台下发，也有的地方将招商引资与投融资平台结合起来，总的来说运作投融资平台对于筹集地方经济发展资金可谓是“活棋”之招。
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则是“招中之招”。
1、“项目+平台资质+政府信誉=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
首先、要贷款必须要有项目，项目一定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家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要求，项目打包的贷款要解包还原，贷款用途与项目建设要一一对应。
第二、平台资质的包装很有技巧。
比如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本金要求分别是30%和20%、平台公司的规模一般大一点好、以控制平台公司的资产不良率搭配好优质资产与不良资产、把握好平台公司的实际负债率……等等。
第三、在银行机构看来：地方政府的信誉度是与金融生态环境成正比的，也与地方政府在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率真成正比，这也倒逼地方政府化解不良贷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第四、贷款的成本需要计较毫厘。
银行机构间对于符合信贷条件的业务竞争也很激烈，贷款利率在人民银行标准利率上下浮动范围内有一定弹性，平台公司在贷款时争取较优惠的贷款利息很有必要。
2、直接融资。
其一、“项目+上市公司+政府政策=证券融资”。
重庆八大投利用其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收金罗银已是常事，且其每个平台公司都有上市的打算。
这个公式里面“政府政策”是关键，要么是利用国家大政策让项目拥有垄断地位，要么让平台公司直接注资拉抬声势，再辅以政府间接支持，总之要让资本的市场性发挥到更大。
其二、“专业支撑+平台资质=债券、信托、票据融资”。
在这方面，重庆城投堪称典范，其不仅是西部唯一一家发行过三次企业债的企业，还利用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国投（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专业地进行着信托融资。
这种直接融资方式，信托公司类的专业支撑固然重要，重庆的经验在于其利用城投公司的资本运作控股了重庆国投，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与实力，但是专业支撑并不受地域限制，只要平台公司符合条件，随时可以合作，所以“平台资质”很重要，这个资质主要是信用评级，平台公司一定要有完善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一定要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
3、全面融资将是大趋之势。
平台公司要学会非常灵活地使用“杠杆法”，不但要用财政资金撬动平台公司运转，还要借平台公司运转之力实现“四两拨千斤”，以项目配套撬动项目资金，以贷款方式撬动银行资金，以证券、信托、债券、票据等方式撬动资本市场的资金，以BT、BOT、PPP以及招商引资等方式撬动民间资本，最终实现全面融资。
二、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的功能定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是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需求急剧增加和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基础矛盾决定的，是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进行的投融资体制创新。
可能全国各地多数地方都只是被动的，而重庆主要是主动的，所以可以从重庆八大投的模式去窥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奥妙。
（一）必须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大注入”法注入的不管是国有土地、国有股权也好，还是税收返还、财政资金、国债资金也好，他都可以称之为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如果不进行整合，没有一个平台来使这些资产活动起来，那“死资产”会越来越多，最后自然贬值。
而投融资平台不但可以盘活这些国有资产，还可以作为一个融通器，技巧性地用优质资产融通不良资产，并进一步融通其他资本，最后充当一个放大器或者说是一根杠杆。
（二）必须执行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意志。
不断优化对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分内之职，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只需按部就班就行，因为事权财权差不多全部听命于中央政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加快发展的压力下，在地方与地方的激烈竞争下，地方政府不管能不能通过政策争取向中央政府要到钱，也不管这一块投入有多大，回报有多慢，都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改善民生与发展经济的基础。
而显然仅凭地方财政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重庆发明了“第二财政”。
（三）必须执行地方政府对重要行业的战略引导意图。
这主要体现在两上方面：一方面是对金融行业的引导作用。
地方政府总是希望驻地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可是事实证明行政干预金融的作法行不通，而且越来越行不通，但是客观上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谁都离不开对方的支持，这需要一个方法，一个投融资平台大有可为的方法。
那就是化解银行不良贷款、改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再以参股、控股金融机构的方式涉足金融业，强化政府对金融发展的主导权，既扫清道路，又一路引领。
另一方面是对调整产业结构的引导作用。
投融资平台把资金投向哪个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或直接投向哪个产业、哪个企业，这不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信号，更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这正是重庆“渝富系”股票看涨的原因所在。
三、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重庆的投融资平台几乎全是政府主导型的，其幕后操盘几乎都有奇帆市长的影子。
再比较其他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又出现了部门主导型的说法。
这些部门主要包括国资部门和建设、发改、交通等行业部门。
这主要是因为投融资平台在运作过程中离不开行业部门在行业中的强势地位，那么，到底投融资平台是政府主导好呢，还是部门主导好呢笔者力荐前者。
试以重庆为例。
第一、从“1+8”到“1+N”的架构，部门无法实现，而政府可以，而各部门、各投融资平台在一盘棋局势下互相协作、各尽其力的局面更让部门主导型无法实现。
第二、部门与投融资平台都必须执行政府的意志，而部门主导型的投融资平台接受政府意志的管理层级拉长后执行力肯定会弱化。
第三、部门主导型更容易危及政企分开的改革成果。
第四、权利制衡与监督机制的构建只能由政府主导型来实现。
政府主导型下的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是：先有政府的投资规划再有融资平台的融资计划；政府通过国资部门将包括行业部门管理在内的国资注入平台公司；行业部门既要对平台公司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又要履行行业服务职能；政府通过金融、财政或发改部门对平台公司的业务进行指导；政府通过国资和组织部门对平台主要负责人进行任命和考核；政府通过审计、监察等部门对平台公司进行监督。
四、从八大投探寻投融资平台与经营城市的关系重庆八大投没有一个不与经营城市有关，从本质上讲，投融资平台的出现与经营城市理念的兴起是一致的。
平台公司是政府投融资的平台，而经营城市则是平台公司发挥作用的最佳平台，重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于城市资产（土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服务产业等）“盘活存量、吸引增量”的思路和“以城建城、以城兴城”的发展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