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博弈中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以猎德村为例

城中村改造博弈中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以猎德村为例牛通;谢涤湘;范建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急剧扩张的碾压下,许多被视为“老旧、无用”的文化遗产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中被弃之敝履、严重毁损乃至灭失.本文以广州历史村落猎德村改造为例,通过对猎德村改造模式的评价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揭示城中村的更新改造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传承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寻求历史村落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村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期刊名称】《城市观察》
【年(卷),期】2016(000)004
【总页数】9页(P132-140)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更新;村落肌理
【作者】牛通;谢涤湘;范建红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122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在城市不断发展与扩张的过程中，处在城市边缘的村落往往会落入城市的范围而沦为城中村，尤其是其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化建设
车轮下毁灭案例屡见不鲜。

广州在城市空间拓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历史村落的保护与更新问题，而且这些历史村落基本都位于城市边缘区，或是已经经历了从边缘区到建成区内的相对位置变换。

基于此，本文以广州市已沦为城中村的传统的岭南水乡村落——猎德
村为例，通过对猎德村改造模式的评价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揭示城中村的更新改造改造对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改造过程中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传承提出建议，旨在对城市中心历史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沦为城中村的历史村落由于区位因素的影响，城中村高密度人口和建设形态集聚特征开始显化，学者们更多是从土地利用效益、房地产市场秩序、社会治安环境、社会公平、城市形态等方面阐述了城中村的负面影响，认为其是城市发展的“毒瘤”，必须尽快铲除。

陶海燕、周淑丽、卓莉（2014）通过构造三类不同收入的城中村
居民决策者和环境保护决策者，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排序，从而达到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目的。

吴智刚、周素红（2005）认为解决城中村问题的瓶颈、进行城中村改造的关键在于
保障和维护城市政府、城市发展的要求和原村民三方的利益，实现共赢。

陶然、王瑞民（2014）提出城中村、城郊村的改造首先要处理更新地段土地权利配置问题：以土地国有化为前提，原土地权利人村集体和村民上缴一部分公益事业用地和基础设施融资用地后，对剩余部分土地使用权确权并进行开发，实现公有私用，最终建立政府、原土地权利人、外来人口，乃至开发商多方的利益均衡。

而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对村落中历史文化保护的关注度则相对较低。

黎云、陈洋、李郇（2007）认为城中村仍然保留了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体现在混合的功
能使用、以公共空间为核心的村落肌理以及场所的文化传承上，这是城市空间多样性的重要内容。

马航、刘琳（2016）将共生理论引入并构建古村与城市的共生系统，明确传统村落与城市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的三要素内涵，并提出
优化共生模式、强化共生环境和协调共生单元三大策略。

袁倩（2010）分析了广州边缘区历史村落的演进过程，将其归纳为商业开发拆建、复合功能促进重组、文化整合等更新模式，并在文脉主义、城市触媒、开发权转移、公众参与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城市边缘区历史古村落再生模式，并阐述了再生主体构成、再生动力要素和相互作用关系。

相比较而言，历史街区、历史城镇的保护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的保护模式，对历史村落特别是沦为城中村的历史村落的保护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例如：上海新天地是以更新历史街区来带动房地产开发，外来资金的注入使历史街区得以保护的更新保护模式；桐乡乌镇的“修旧如旧、以存取真”以避免过度商业化的更新保护模式等。

猎德村是广州市首个进行整体改造的城中村项目，更新模式以政府为主导、村集体为实施主体，并结合市场需求引入商业开发项目，主要采取大规模的城市拆建行为来延续村落的“生命”。

从 2007 年启动至今，猎德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效明显的更新改造也为广州其他城中村改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一）更新改造的动力
猎德村的改造能够取得成效取决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猎德村更新改造的强大动力。

1994年，珠江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把猎德完整纳入了城市发展建设区，是猎德演变成典型城中村的关键推动因素，也是猎德村改造得以率先实施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一是优越的区位条件，猎德村处在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的黄金地带，加之广州发达的城市经济使猎德村的区位市场价值极高，这是其改造得以施行的根本保证；二是重大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广州市珠江新城的开发建设是猎德村得以改造的直接动力，随着新光快速干线猎德大桥从猎德村穿过，加之 CBD 完善的基础设施所产生的积极外部效应，更加大了猎德村改造的迫切性，强大的外部动力为猎德村改造创造了绝佳条件。

（二）改造模式及成效
在历时三年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之后，猎德村民们离开了“握手楼”“接吻楼”，搬进了窗明几净、景色秀美的新猎德社区。

猎德村的发展方式和村庄环境完全实现现代化，形象面貌大为改善，猎德村完整融入珠江新城CBD。

猎德改造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房地产开发商介入以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施主体，平衡了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村集体组织的三方力量。

在这样的组合方式下，由开发商垫付资金、政府出台政策、村集体协助使得更新改造在资金来源、村民沟通等方面的障碍大大减少，村集体承上启下，发挥了堡垒作用。

三方有效互补的合作，有利于更新改造的顺利推行，可以及时沟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猎德村的更新改造改善了广州市新城市中轴线的城市面貌，保障了原住村民的利益，同时房地产开发商也从中获益，实现了三者利益平衡，成功的更新模式为其他城中村的改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思考。

（三）历史文化保护的成效
猎德村的更新改造对于猎德村的文化传承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一是以龙母庙为中心保留了有价值的建筑，将村内的重要祠堂、庙宇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民居等沿猎德涌重新布局，进行异地复建保存；二是恢复猎德涌两岸的水乡风貌，古树名木、青石板路等都原状保留；三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赛龙舟风俗，在复建区域的西北角与猎德涌相连处拓宽出了龙舟池，使得龙舟活动有了物质空间，龙舟文化得以较好地延续。

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中，虽然在物质空间层面考虑了村落内重要历史建筑的保留，并以新的组合形式进行复建，但是留下的“点状”历史元素没有了赖以生存的街巷网络，也就意味着原有生存环境的丧失，重建后的建筑群体会存在失去原真性的问题。

村落的整体风貌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岭南水乡转变成了高楼景象，大量古民居、古祠堂、古石板街被拆除，村落原有的亲切肌理、建筑空间尺度感消失，
历史文脉基本消亡（图1）。

（四）更新模式评价
从总体上看，作为城市开发拆建典型代表的猎德村改造实现了村民、开发商和政府三赢的局面，是城中村改造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其更新主体的组合形式有其先进与可取之处，但是具体的更新方式却偏离了历史遗产保护的轨迹，忽略了历史传统村落中最本质最无形的历史文化内涵，仅是从物质层面入手保留了少量“点状”历史建筑和延续了龙舟文化，拆建行为占据了更新过程的主导，导致乡土文化受到重创，岭南水乡特色消失殆尽，这也成为更新中的遗憾。

对于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城中村的更新改造，由于城市因素的核心地位影响，使这些村落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拆建的更新方式对于历史文化遗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这种模式值得反思和重新审视。

传统的历史村落包含着传统民居、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各种传统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其独特的价值。

除此之外，历史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对于保持文化身份的认同、村落文化的可印象性和文化多样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建筑的价值
在延续人类生活的过程中，建筑作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物质空间承载，积淀了珍贵的历史文化，也能够充分反映地域传统文化。

历史建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其独具的文化内涵及特殊的功能，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寄托，承载着人们的精神空间及生活日常。

猎德村的宗祠文化便是其地域文化的标志，以李氏大宗祠、林氏大宗祠和梁氏宗祠为代表的猎德宗祠是村民们的公共活动场所，逢年过节的祭祖、庆典等活动也都在此举行，例如端午龙船饭、七夕拜七娘、农历春节宴请、清明节的拜太公、吃围餐等。

除此之外，宗祠也是村民平时相聚闲聊娱乐的地方，相当于族人的会所。

然而异地重建的祠堂建筑使其失去了建筑原有的“原真性”，无法体现原有环境结构、
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祠堂建筑原有的价值。

（二）民风民俗的价值
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区域内，相同的生活习惯和约定俗成的集体民俗活动加强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族群凝聚力，从而培育了当地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

猎德村至今仍然延续着划龙舟相互拜访祈福的风俗，并有一整套的仪式：平时龙舟藏在泥里，农历四月初八，将龙舟挖起，搭龙船床、画花、采青后在农历五月初一正式趁景，并相互走访。

每年的端午节，远近各乡七八十条龙舟赶来猎德拜访，亲戚朋友也赶来看龙舟、吃龙船饼，一河两岸人山人海，锣鼓声、炮竹声震耳欲聋，河面上群龙竞渡，十分壮观。

然而当受城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族群凝聚力减弱，族群衰落、成员松散、凝聚力下降等现象都会对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产生一定的影响。

例如，祠堂由于族人已经搬离或是逐渐的边缘化，呈现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现象，一些祭祀活动如广州珠村的“拜七娘”已不是村落内部组织自发进行，而是变成由外人组织，带有“表演”性质，很多族人也从“参与者”变成了“观众”。

（三）村落肌理的价值
村落的肌理是由街道、建筑物组成的地段和公共绿地等组成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形态，是一个村落长时期发展的沉淀和积累，也是反映村落自然地理、技术条件、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猎德近千年的文化底蕴，构成了岭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貌。

猎德涌、猎德桥作为骨架元素，一河两岸的街巷形式作为群体元素，猎德码头、祠堂建筑等作为标志物元素，共同构成了猎德村岭南水乡特有的村落肌理（图2）。

传统的民风民俗、历史人文才得以延续与传承。

由于不断受城镇化的冲击，传统村落的空间、肌理布局受影响或被改变，本身的空间、肌理反映出的原始村落的布局文化已受破坏，而基于这些空间布局所产生的生活场景、生活记忆、公共活动也随之变
化或受到影响。

如今猎德的祠堂建筑、民俗文化、地方认同等历史印迹因为其生长环境的破坏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影响。

（一）相关思考
1.双重机遇。

历史村落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经历城镇化浪潮的冲刷后，这些带有乡村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显得支离破碎，由于区位因素影响，不同区位村落受到城市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表1）。

远离城市的古村落往往存在空心化现象，区位的边缘化使其既没有城市更新的需求，也没有文化保护的经济动力。

而城市近郊的村落虽然沦为城中村，但城市更新为这些城中村的环境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为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可能。

这可能是一柄刺向那些文化碎片的“作案凶器”，但是，只要我们本着对文化负责的态度，找到更新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便有可能是那些沦为城中村的历史村落进行更新与保护的双重机遇，从而迎来华丽的转变。

2.多方博弈。

城市更新是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表面上是城市物质环境与功能的调整，但实质上是社会经济与空间的重组过程，也是相关利益团体多方博弈的过程。

政府机构作为更新主体，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威、经济实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掌控着更新改造的方向。

更新改造涉及的民众则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而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作为社会力量，往往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能够推动更新改造的转向。

3.文化忽视。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在专家学者的频繁呼吁下、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下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民众的支持，“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在更新改造时也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但是总体来说仍然是处于被动保护的地位。

历史文化的保护范围主要集中在重要的文物遗产聚集区，而沦为城中村的历史村落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面临着急需改善的城中村面貌、村民利益的平衡以及开发商介入带来的强大经
济利益等多方博弈，历史村落往往难逃推倒重建的命运，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此过程中不被重视甚至被完全忽略。

（二）对策建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用地向农村扩张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那些有一定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而又沦为城中村的历史村落，不能只是简单地一次性推倒重建，也不能搞既不切实际又没必要的“全方位保护”，应当寻求在历史村落与城市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促进村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1.挖掘文化价值。

村落文化是指以自然村庄的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为繁衍基因而产生能够反映村庄群体人文意识的一种社会文化。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需要面对特点不同、改造方式不同的文化传承问题，发掘自身特色文化，丰富城市的文化特色。

例如位于黄埔村的黄埔古港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商埠文化应是其传承和发扬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特色，也是广州传承和发扬商埠文化的重要代表。

2.注重环境协调。

在更新与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和环境的契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建议在城市空间外扩过程中，注重与历史村落的交接处理，可建立两者之间的缓冲带，可以是绿化、水系等多种形式，使两个异质体之间在软质景观的作用下缓和过渡，既丰富了城市的人文景观，又保护了历史村落的生存环境。

3.物质文化传承。

历史村落物质层面主要包括村庄的布局、建筑群落、祠堂、街巷空间、古树名木、古井牌坊等。

物质层面的文化传承策略包括：进行村庄整体形态的保护，在保护与发展中寻求平衡，在总体规划中划定更新区域和保护区域；注重古建筑群的活化利用，对承载着村庄文化记忆的古建筑群进行修缮、保护和活化利用；将古牌坊、码头、古树、古井等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村庄公共空间塑造相结合，例如对海珠区龙潭村村口大榕树的保留，强化和延续了村庄入口印记。

4.非物质文化传承。

非物质形态的村庄文化体现为村庄的民俗传统、节庆活动、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曲及传统技艺等。

非物质层面的文化传承策略包括：保护好
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与村庄内的名人轶事、历史故事有关的建筑、场所、小品都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积极组织节庆活动，使体现历史村落文化的活动能够鲜活地存在于后人生活中；培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5.多方参与传承。

城市更新实质上是相关利益团体多方博弈的过程，历史文化的传承也应该是集聚政府部门、村民、社会团体、规划工作者等各方面的力量，协同合作而完成（图3）。

村民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主体；政府部门在划定保护范围、政府财政补贴、旅游策划等更新保护过程中发挥统筹作用；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到节庆等活动的组织；规划工作者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需求落实到历史村落的保护规划中。

城中村在其更新过程中，物质利益的矛盾往往导致的是多方的博弈冲突，然而从历史文化全民传承共享的角度则能避免利益冲突，多方参与传承更能壮大保护的力量，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对于猎德这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地处城市“黄金地带”的城中村，既不能一味将历史文化遗产全部抹掉，完全“旧貌换新颜”，又不能搞不切实际、也没必要的“全方位保护”，应该抓住其更新与保护的双重机遇，将丰厚的历史文化风物资源整合到珠江新城的综合规划建设中去，保护性地恢复和凸现古猎德文化特质，留下历史的痕迹，展现出地方的特色与魅力，让人们的“乡愁”有所安放！这不仅可以使古猎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更可以使广州现代中心商务区的整体形象得以拓展、深化和提升，使千年广州增加又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以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逐渐凸显，处在城镇化威胁下的历史村落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原有的历史文化元素日益破碎化与游离化，传统的村落格局、空间形态以及整体风貌正在被破坏中。

然而，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不应该以历史文化的损毁为代价，合理地、有建设性地保护与开发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不仅不与城市现代化背道而驰，而且有助于
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是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这种特色不但能增加城市的凝聚力与城市居民的归属感，更能使城市文化不至于被城镇化大潮所湮灭。

在此背景下，需要新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手法改变传统被动的保护方法，重新梳理城市与历史传统村落之间的关系，使地方性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有机地融入城市，提高城市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文化资本。

【相关文献】
［1］陶海燕，周淑丽，卓莉.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地理研究，2014，07：1207-1216.
［2］吴智刚，周素红.城中村改造：政府、城市与村民利益的统一——以广州市文冲城中村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5，02：48-53.
［3］陶然，王瑞民.城中村改造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珠三角的突破与局限［J］.国际经济评论，2014，03：26-55+4-5.
［4］黎云，陈洋，李郇.封闭与开放：城中村空间解析——以广州市车陂村为例［J］.城市问题，2007，07：63-70.
［5］马航，刘琳.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边缘古村的保护性更新策略研究——以深圳凤凰古村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6，01：30-37.
［6］袁倩.基于广州城市边缘区历史村落的保护与更新模式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 ［7］姜文锦，陈可石，马学广.我国旧城改造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上海新天地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v.18；No.12110：84-89+96.
［8］李苏宁.江南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博弈思考［J］.小城镇建设，2007，No.21303：73-76. ［9］赵勇，张捷，章锦河.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研究［J］.人文地理，2005，01：68-74.
［10］张健.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更新与重构——以番禺大岭村为例［J］.华中建筑，2012，07：144-148.
［11］李晴，高华.基于历史性空间视角的高密度住区规划研究——以广州市猎德村改造为例［J］.南方建筑，2014，06：76-80.
［12］廖文.“城中村”美丽城市的遗憾——以广州猎德村为例［J］.城乡建设，2004，12：14-15.
［13］曲少杰.广州“三旧”改造中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研究［J］.城市观察，2011，02：95-105. ［14］吴智刚，符晓.广州猎德城中村改造模式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借鉴与启示［A］.中国城市规划
学会.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规划——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08：8.
［15］王林盛.广州城中村改造实例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1.
［16］徐跃.广州城中村改造的制度创新与完善——基于“猎德模式”的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3，v.40 07：190-192+201.
［17］赵勇，崔建甫.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研究［J］.城市规划，2004，08：54-59.
［18］徐宗武，杨昌鸣.历史建筑价值再认识［J］.建筑学报，2011，S2：103-106.
［19］陶伟，叶颖.定制化原真性：广州猎德村改造的过程及效果［J］.城市规划，2015，02：85-92.
［20］黄文炜，袁振杰.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J］.人文
地理，2015，03：42-49.
［21］叶丽萃.广州城市边缘传统聚落文化延续的空间路径研究［D］.广州大学，2012.
［22］储冬爱.乞巧的复活与蜕变——以广州珠村“七姐诞”活动为例［J］.民族艺术，2009，No.9603：38-45+93.
［23］王挺，宣建华.宗祠影响下的浙江传统村落肌理形态初探［J］.华中建筑，2011，02：164-167.
［24］谢涤湘，朱雪梅.社会冲突、利益博弈与历史街区更新改造——以广州市恩宁路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4，03：86-92.
［25］谢涤湘，李华聪.我国城市更新中的权益博弈研究述评［J］.热带地理，2013，02：231-236.
［26］李银河.论村落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3，05：59-70.
［27］杨宏烈，肖佑兴.论广州黄埔古村商埠文化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J］.中国名城，2010，09：21-27.
［28］张演钦.著名学者阮仪三痛批广州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带坏头［N］.羊城晚报，2011，05，30. ［29］联合国人居署等编著.转型发展协同规划：广州村庄规划实践［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5，03：103-112. ［30］任致远.关于城市文化发展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12，v.19；No.12805：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