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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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困境与挑战近年来,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挑战。
社会转型是一种深刻的变革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冲突等诸多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和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
社会转型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失业问题。
在传统产业衰落的同时,新兴产业还未能完全充分发展起来。
这导致很多人失去工作,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失业问题不仅仅影响个人生活,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失业者的怨气和社会不公感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培训机会,鼓励创新创业,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个困境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社会转型常常伴随着财富的重新分配,造成社会财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在某些地区和行业,富人越来越富,而贫困人口逐渐增加。
这种现象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对立和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制定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政策。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和财富再分配,推动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平等。
社会转型还引发了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的碰撞。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变得更为频繁。
但同时也伴随着文化冲突的出现。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习俗,这容易引发误解和摩擦。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推动文化理解与包容,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教育的角色尤为重要,学校应该加强文化教育,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加强文化交流,推动和谐共存。
社会转型还给社会带来了环境问题。
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环境污染成为了紧迫的问题。
空气、水源和土壤的污染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健康,也会损害生态系统的平衡。
为了应对环境问题,我们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加强环境监管,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最后,社会转型还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交方式被打破,个人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网络也在发生变化。
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经过多年的社会转型,我们已经从一个传统的社会逐渐走向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探讨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社会转型随着社会的转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形态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好的,但也可能是不好的。
例如,在传统社会中,男女角色分配是非常明显的。
男性在家庭中负责赚钱养家,而女性则主要负责照顾孩子和家务。
然而,现代社会中,这种角色分配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
女性也可以在职场上获得成功,而男性也可以选择在家中更加积极地参与家务。
这种社会转型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个人的能力和价值。
人们不再局限于自己出生的家庭和社会等级,而是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志愿。
这种自由和个性化的思想也促进了创新和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或者加入创新型企业,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经济发展随着社会转型的发生,经济也在改变。
经济发展不再是单一的。
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从事农业劳动或者手工业。
然而,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国民经济的产值增长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现代经济已经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在成长路径、制造业普及程度和可替代性等方面,经济发展的形态也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正在经历转型,被代替的可能性非常大。
获得生产力突破、技术创新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将成为企业界的领导者,甚至有可能成为行业领军企业。
除此之外,随着电子商务、物联网等新兴业态的发展,经济也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领域。
转型经济的普及意味着调整生产要素和技术,而同时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发展需要。
转型经济意味着要加强所需人才的培养,才能推动更好的转型。
三、结论综上所述,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
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挑战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也不断发生着变迁。
如今,中国正在进行着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但这个过程也带来了各种挑战。
本文将从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探讨这些挑战。
一、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1. 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全球瞩目,但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面临着更困难的现实。
为了维持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加强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扩大内需,以及提高创新能力。
2. 资源瓶颈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资源瓶颈。
中国的部分地区正面临严重的土地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更好的管理,同时推出更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
3. 高科技发展在全球领先的技术领域中,中国面临着来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强烈竞争。
中国需要更深入地开展研究、投资和开发高科技产业,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二、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1. 劳动力市场随着中国的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着挑战。
许多国有企业或传统产业的劳动力过多,而现代产业单位则很难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推进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改革,以更好地培养新型的劳动力。
2. 社会福利随着社会的渐进性发展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面临着挑战。
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福利还没有形成全面、普遍的制度,而且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需要逐步完善社会福利领域的制度,方便广大民众的生活。
3. 政治变迁在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政治变迁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但与经济和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许多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需要进行更多的政治改革,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总结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来看,这些挑战将需要政府的多重努力才能得到解决。
仅有良好的政策操作和实施方案,中国才能够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
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
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
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 ition"的中文版。
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
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
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
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
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
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
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
中国社会转型趋势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
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
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
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
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
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
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
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
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
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
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
”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
“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
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
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困境和出路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体制的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调整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时期。
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体制变革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虽然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十分完善,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说,制约市场活动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的懂法,依法程度还不够高,市场经济中的各个秩序还没有完全融洽。
这几年,市场经济秩序不稳综合表现为物价涨幅过高,通货膨胀严重,农产品价格偏高且生产滞后。
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另外,大量职工失业,农民收入水平过低,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体制转型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这些影响使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危害,因此,为了控制这些负面影响的危害程度,不断完善社会体制,国家执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法律,如十四届三中全会及时出台《决定》,之后又推出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公司法》等政策,意在大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降低或消除经济体制过渡引致的当前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控制通胀,抑制物价上涨趋势,一是设法收紧流动性。
为此,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政府已经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采取了不少措施。
另一个办法,则是通过发展生产以尽可能地扩大供给;规范流通以防止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实现供给的有效性。
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核心的解决办法起到的可观的成效;创造就业机会,创立新兴岗位,由于进行市场经济改造,下岗职工数目增多,许多职工出现就业难的状况,为此,社会为这些下岗职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以社区为单位进行下岗职工再培训,然后让他们二次就业,从而减轻社会负担和不稳定因素,随着大学生的增多,就业岗位也出现吃紧的状况,所以,社会创立了一系列新兴的岗位,来缓解就业难的状况;国家补贴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这些时期通常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和进步。
本文将介绍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时期:1、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在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同时,各种思想流派涌现出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隋唐五代时期(581年-960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政治上,隋朝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在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同时,文化上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诗词、绘画等艺术形式逐渐成熟。
3、明清时期(1368年-1840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中外交流也日益频繁,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和科技的发展。
这些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它们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微积分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微积分是一种数学工具,它研究的是变化率和累积量的问题。
自其诞生至今,微积分已经经历了数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本文将着重介绍其中的两个阶段: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发明以及无穷小方法的引入。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发明。
在17世纪,两位杰出的数学家——英国的牛顿和德国的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和运算方法。
这一伟大的发现被后人称为“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是微积分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这个公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计算复杂函数的积分和微分,使得数学家们能够解决许多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其次,我们要讲的是无穷小方法的引入。
在19世纪,微积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极限理论的引入。
极限的概念是微积分的基础,它帮助我们理解微积分中的许多概念,如导数和积分。
中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在经历转型。
但是,经济转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一、缺乏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规模经济。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并推动创新。
然而,在中国,创新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缺乏创新人才、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加大投资,培养创新人才,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推动创新和发展高技术产业。
二、环境污染和能源压力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其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需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推动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应当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加强环境监管,以减轻压力。
三、不平等收入分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地区、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加剧。
这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试图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例如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税收制度。
然而,这些措施仍然需要调整和改进,以确保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四、资本管制和金融风险在中国,资本管制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这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此外,中国的金融市场也面临着风险,如金融去杠杆化等,这可能对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成影响。
中国政府需要加强资本管制和监管,以确保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五、普及教育和人力资源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在变化。
然而,尽管中国的教育系统正在改善,但还需要进一步普及和改进,以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以满足经济转型的需求。
此外,中国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援助和业务中需要更多的人才。
ofSocialProgress),是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一种综合评分法;(3)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4)人的发展指数;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
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
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
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
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
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
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
其中,第一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二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三、四种趋势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度。
这四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
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从表1中24个指标的实际值来看,我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少数指标开始进入中期阶段。
中国社会转型度的评估方法与具体测定,可使用以下方法:(1)单项评估方法:Ⅰ,30%以下;Ⅱ,30%-70%;Ⅲ,70%以上。
(2)综合评估方法:初期阶段,Ⅰ项占90%以上;70%-90%;50%-70%。
中期阶段,Ⅱ项占50%-70%;70%-90%;90%以上。
基本实现阶段,Ⅲ项占50%-70%;70%-90%;90%以上。
(3)百分制评估方法:Ⅰ,1-2分;Ⅱ,2-3分;Ⅲ,3-5分。
表1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向度、指标与转型度社会转指标转型度型向度ⅠⅡⅢ计划社商品市场定价率10-50%50-90%90%以上会—市劳动力市场定价率10-50%50-80%80%以上场社会政府审批项目减少率10-50%50-70%70%以上股份制企业比例10-50%50-80%80%以上立法公开听证率10-50%50-80%80%以上干部任用票决率10-50% 50-80% 80%以上农村社农业增加值比重50-30%30-15%15%以下会—城农业劳动力比重70-50%50-20%20%以下市社会城市化率40-70%70%以上第三产业就业率10-30%30-60%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10-30%30-50%50%以上工业社中学普及率20-50%50-80%会—信大学普及率5-10%10-30%30%以上息社会每千人医生数123每百人电视机台数10-3030-5050以上每百人因特网用户1-2020-5050以上贫困社人均GNP(千美元)1-33-66-9会—富恩格尔系数50-40%40-30%30%以下裕社会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4000-80008000-12000 12000以上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元)2000-50005000-9000900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10-2020-404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10-2020-4040以上百户小汽车拥有量1-2020-5050以上三废处理率30-50%50-80%80%以上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及其度量1、社会转型代价的理论认识。
社会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1993年,我曾撰文指出:“1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同时,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了多重压力。
首先,是利益再分配的压力。
改革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开始的。
一定的经济格局,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
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
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感受到‘阵痛’。
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
改革给中国人普遍带来了实惠,但各不相同。
得到超额实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数人,以及得到平均实惠与较少实惠而致富的人们,日趋形成社会阶梯。
每个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阶梯。
但从下一个阶梯向上一级梯级迈步并不容易,这就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
第三,是竞争的压力。
这是市场经济的冲击。
保姆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竞争之风吹向各个角落。
落后、低效、懒惰越来越难以找到保护伞。
一个个像断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无济于事,自己找饭吃又是那么艰难。
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
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
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相当多元化,新旧规范相互冲撞与摩擦,还存在局部的失范状态。
这些社会转型的压力,孕育或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
其中,除了少数犯罪分子同有关人们的冲突之外,大量与主要的矛盾则发生在人民内部。
”(注:宋林飞:《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与对策》,《南京日报》1993年4月7日理论版。
)社会转型的压力,也是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总体上是可以承受的。
而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将经济改革、私有化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忽视了社会领域,它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进程,而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注:〔俄〕《俄罗斯报》1993年11月3日;〔俄〕《红星报》1995年2月18日。
)。
当年叶利钦总统在联邦议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社会隐藏着爆炸性的危险(注:〔俄〕盖·奥西波夫:《俄罗斯变革:结果与前景》,莫斯科1995年版,第17页、第18页。
)。
符拉基米尔·科隆泰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改革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之重已经令人难以忍受。
同时,对未来做出了较乐观的预测。
他指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要获得成功,今天的机会甚至比几年之前还要大。
在多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人们想要安定下来的具体征兆,未来社会的某些框架已经在出现。
经过近几年来的大动荡,新的因素和权力中心正在成形,政治多元化得到接受并逐渐成为现实。
经济领域也在远较过去为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的源泉,虽然财产和财富归谁所有,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
一个新型社会在俄罗斯形成,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是否成功,结局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种种突出问题,为经济恢复活力,以及重新定位现行战略——主要是取向民主的混合经济,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赋予内向发展远比目前为高的优先地位(注:〔俄〕符拉基米尔·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1期。
)。
西方国家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转型的新观点也值得关注。
美国社会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社会转型是调整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认为20世纪末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而且持续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团和新的认同以及普通的环境危机等——并不是普遍性的进化原则决定的主要趋势,而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短期调整行为不断积淀而意外地造成的后果。
斯梅尔塞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的对他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其长期后果。
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
对实践、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成全球性的变化。
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环境革命。
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个长期而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是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
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该被人忘记(注:〔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
斯梅尔塞的看法是清醒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
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法律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
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
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
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注:〔美〕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
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历史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
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
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
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
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
“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
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
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
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
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
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
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
”(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