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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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命名的数学定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学领域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以下是以中国人命名的数学定理:
1. 高斯-中国约数定理:中国数学家朱世杰在13世纪发现了这
一定理,它表明任意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约数可以用它们的差来表示。
2. 稠密广义二项分布定理:这一定理是由中国数学家陈省身在20世纪提出的,它是概率论中关于二项分布的一个重要定理,被广
泛应用于金融、经济、医学等领域。
3. 杨-米尔斯理论:这一理论是由中国数学家杨振宁与美国数学家米尔斯共同提出的,它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用于描述基本粒子的行为。
4. 陈-狄奥菲安托夫定理:这一定理是由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和苏联数学家狄奥菲安托夫独立发现的,它是微分几何中的一个重要定理,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领域。
5. 胡克定理:这一定理是由中国数学家胡适在20世纪提出的,它是数学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定理,用于描述函数的凸性和凹性。
这些以中国人命名的数学定理不仅证明了中国数学家在数学领
域的卓越贡献,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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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六十年前,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有谁能料到,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又有谁能预想,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能举办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毋庸置疑,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
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
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统治形式,从此之后,从此之后,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而随着中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模式是指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方面独特的实践方式和经验总结,而中国制度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下面将对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进行详细阐述。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
首先是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模式是以发展为硬道理,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开放政策,通过市场化、多元化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模式强调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实体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社会进步方面,中国模式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积极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
再次,政治稳定方面,中国模式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积极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中国制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首先,中国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其次,中国制度倡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中国制度还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决打击腐败行为,保障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廉洁。
总之,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方面的独特经验和宝贵财富。
中国模式注重以发展为中心,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制度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国家的民主和法治。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是中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指导和保证。
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中华民族在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有关“中国模式”的话题,引起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各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从不同的视角对此重新进行解读。
当然,这也极大的吸引了国人的目光和注意力。
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可以无可厚非的称作“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O多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并不断完善我们的发展模式也是硬道理。
(一)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原因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障碍。
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则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对多重样现代性的反思:欧洲的、中国的和其它的诠释》等著作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
关于近年来海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特别关注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
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
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论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
“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
自2001年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
“中国模式”新论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异军突起,对自身乃至对全球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
中国研究乃至东亚研究领域日渐兴盛,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中国模式之争辩亦经久不衰。
国内外学者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各持己见。
但他们也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讨论乃至激烈争辩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国目前走的道路,是前所未见的。
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这样一种姿态影响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模式”。
关键词:模式;中国模式;经济发展;文明国家一、中国模式研究近况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范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趋于活跃。
学者们多以比较中俄经济转轨视角来探讨中国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道路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
2004年5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更是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深入讨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些曾经认为西方经济体系完美无缺的国内外学者,对于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称赞、仿效的中国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
然而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内涵、独特性、面临的挑战及世界性的深远影响等解读,因立场、视角和心态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
[1]这其中不少学着认为压根就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根本无异于西方模式,中国越往前走,就越像西方。
反对的意见则认为,中国模式显然存在,我们依照国情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是有明显不同的。
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辩从未停止,可是双方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讨论乃至争辩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国目前走的道路,是前所未见的。
正如郑永年的观点,“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
”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2]。
西方学者在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后起之秀的时候,出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胜者姿态以及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状况的理论基础,常不可避免地以“审美的方法”审视这个苏醒的巨人。
作者: 肖静波[1] 宋山梅[2]
作者机构: [1]北京大学,北京100871;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2]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出版物刊名: 中国市场
页码: 128-129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5期
主题词: 中国模式 特征 和平崛起 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五种国家发展模式的分析,经过有效性、效率性、创新性和影响性的验证,认为我国还属于一种发展中的尚未定型、有待成熟的发展模式。
针对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挑战:政府主导模式存在弊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自然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缺失、文化的传承性有待巩固加深,提出“中国模式”要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应对策略:①一分为二地看待政府的主导性;②强化自主创新能力;③自然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缺失;④传承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
“中国模式论”中的未定之数
摘要: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
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因此,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关键词:中国模式生活方式去政治化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
就此而言,让这种讨论“去政治化”,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恐怕还有悖于每一位讨论的参与者的本意。
况且,在涉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国已经不大可能“韬光养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一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回避地必须向国人和世人宣示其未来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二则以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而言,无论怎么做,外部世界都不可避免会议论纷纷,甚至充满猜疑。
但与此同时,这种“政治性”的讨论又必须是理性的、开放的和坦诚的,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避免强制手段的干预。
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应该形成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交往性的权力”,而不能成为行政权力的牺牲品。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很多,很难对其进行统一的评论,但在这些“中国模式”论中,存在着几个共同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着几个从政治上来看的“未定之数”。
一、经验还是“模式”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绩,这也是人们谈论“中国模式”的基础。
但是,既云“模式”,就应该是那种可以复制的形式,比如说,麦当劳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复制的快餐店经营“模式”,斯大林体制则是一种可以在很多国家复制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
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我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可以复制——既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我国的未来复制——的形式呢?
不可否认,我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而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恐怕就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这是一种高度务实、不盲从任何教条、自然也不盲从任何“模式”的态度,是中国人传统智慧的体现。
既然我国的成功是不受任何“模式”规范的结果,那么,在此意义上谈论“中国模式”,在语言上就多多少少就有些自相矛盾。
因为时间地点不同、环境条件各异,人们采取的对策自然也就各不相同。
所谓“不审势则宽严皆误”,道理就在这里。
审时度势,是一种思想和行为方法,但不是一种“模式”。
我国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提供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经验,也的确体现出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诸多规律,这方面“中国模式”论者多有总结,而且颇有价值。
如有学者发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以及共和国建立之后的60年,再上溯到上千年的我国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存在一些不变的基本要素,而我国的成功,正是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发现的,其实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规律有多种,并非所有的规律都具有普适性。
比如,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一定适合于别人。
我们可以研究、总结上千年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规律,并且借助这些规律指导或者调整我们未来的实践,但正因为它们是我国自身的规律,其规范意义只限于我国,因而也不能称之为“模式”。
二、“完成式”还是“进行时”
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相反,我们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突出等。
对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而现有的各种制度与政策也常常在实践中失效或者变形。
举一个无关痛痒的例子。
为了改变原有的高考制度导致的应试教育,人们尝试采用不同形式的“特招”制度,但实践“特招”制度的结果,却使任何“特长”教育都变成了应试教育。
不能小看这类“制度失效”的现象,因为一方面,它在当前的我国社会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它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很多方面失去一些基本的底线,“竟次效应”(或者不确切地说就是“劣货驱逐良货”的效应)正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能否认,我国当前面临的有些问题,是前30年改革开放中的政策失误或者考虑不周带来的。
因为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导致了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因为强调效率优先,忽视了社会公正,因为“双轨制”体现在各个领域,导致了屡禁不绝的腐败,等等。
因此,必须认识到,尽管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代价也不小,一些原有的社会经济政策组合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自然也就绝对不能把它们上升到“模式”的高度,并且在未来加以复制。
这一点,大概是众多“模式”论者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也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现在必须尽快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必须想办法解决上一个阶段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否则的话,前期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很可能丧失殆尽,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乃至动
乱。
我们裹挟着这些矛盾与问题一路发展到今天,但没有理由假定还能原样发展下去。
因此,我国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直接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和魄力。
就此而言,过分沉溺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至少会有让人们回避现实之过。
三、目标还是手段
要真正解决我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
从当前的各种“中国模式”论来看,它们基本上都把“中国模式”视为一套政策与制度组合,而把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模式、特别是其丰裕的物质生活方式视为我国社会默认的发展目标。
这是当前的“中国模式论”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因为“模式”论者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总结的“中国模式”与这种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之处。
我国离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越近,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越来越面目不清。
必须明确认识到,我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个地球无法为中国提供那么多的资源。
比如说,如果中国人要都过上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的生活,那么,中国人将会拥有超过今天世界总量的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需要超过今天全世界生产总量的石油,同时,还需要把今天大片种植着农作物的耕地修建成公路和停车场。
这样的未来难以想象。
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一方面,这种追求必将撕裂我国社会,而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的生活原本就不值得追求。
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人的欲望的承认、解放和刺激的基础之上,而被承认、解放和刺激的欲望,则通过技术和生产的不断进步加以满足。
可以说,现代西方社会为人的动物性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模式具有其内在的矛盾。
首先,它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严重依赖技术和生产的进步,后者一旦出现问题,马上就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其次,人作为一种具有道德意识的动物,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能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动物性欲望,对这种欲望的释放和满足避开了道德的紧张与冲突,并且也取消了道德本身,从而最终取消了人性。
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应该成为我国模仿的目标,我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所以讨论“中国模式”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不能“去政治化”。
但是,这种讨论首先应该是在规范层面的,而且也必须立足于对我国社会的批判性认识基础之上。
(编辑:王露)
编辑后记
唐士其教授的研究领域可以用广泛来形容。
他所授的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国家学理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社会主义学。
这种广泛还可以从他所撰写的论文中体现出来:《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评述》、《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政治》等。
近期,唐教授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模式”的文章,此文为其中探讨性很强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