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制度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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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和意义现金股利是上市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的一种方式,是衡量公司盈利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许多上市公司并不按照规定的比例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而是采取了一些策略,如采用股票红利代替现金股利或减少或取消股息派发等。
这些政策的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些代理成本问题,包括股东利益受损、经理人激励机制失效等。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现状和特点、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等。
二、研究内容和思路本研究选取2009年至2019年中国A股市场上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公司财务数据、公告披露等数据,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1.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现状和特点:统计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布情况,分析现金股利的规模、周期、稳定性等特点。
2.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情况、财务透明度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探究现金股利分配与代理成本问题的关系。
3.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代理成本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代理成本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程度及具体机制。
三、研究预期成果通过本研究,预期可以得到以下成果:1.了解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现状和特点,掌握现金股利政策的规模、周期、稳定性等情况,从而提高投资者的决策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2.深入探究现金股利政策与代理成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现代理成本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及具体机制,为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监管提供参考意见。
3.对上市公司及企业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优化现金股利政策、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长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摘要:本研究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探讨了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程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负向关系。
研究结果提示了加强股权制衡、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性,以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
关键词: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企业绩效、民营上市公司第一章引言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民营企业纷纷选择上市融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民营上市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股权制衡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之一,旨在通过构建权力制衡关系,减少内部控制机制的弊端,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
然而,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由于股东结构的特殊性和经营实力的不足,股权制衡的实现存在一系列挑战。
同时,代理成本作为股权制衡实现的一种隐性成本,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探讨股权制衡、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第二章相关理论2.1 股权制衡理论股权制衡理论是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公司治理问题时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
该理论主张通过增加股东权利的扩张,实现股东、管理层和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从而提高公司的绩效。
股权制衡的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公司章程、董事会和监事会等。
在理想状态下,股权制衡能够有效解决代理问题,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绩效。
2.2 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股权制衡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它主要关注公司股东与经营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关系。
代理问题是由于股东和经营管理层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其中最主要的代理问题即是“代理成本”问题。
代理成本包括监督成本、咨询成本和约束成本等,它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绩效。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摘要: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做了估计与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
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委托人(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代理人风险规避参数r 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η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模拟估算的结果显示,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关键词:激励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目录」一引言 (3)二正文 (6)模型 (6)模拟 (7)契约形式与绩效差异 (9)三结论 (11)四参考文献 (12)一、引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 (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探索研究1引言上市公司代理问题是中外共同关注的话题。
这里的“代理问题”指由于股东目标与管理者目标不一致而引发的矛盾问题。
减缓代理问题指通过股权激励机制,发展企业债券,调整股权结构等措施,聚拢股东与管理者目标,降低代理成本。
分析并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使股东目标与管理者目标尽可能一致,从而减少代理成本,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2代理问题的概念代理问题是指因为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加之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问题,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会背离股东利益目标而股东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管,从而产生管理者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Jensen 和Meckling [1]认为代理成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企业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即管理者与股东不是同一人。
当管理者并不是股东时,意味着即使他努力经营公司,也只能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或利润,但却要承担绝大部分风险和成本,这明显对于一个利己的管理者来说是损害自身利益的而不愿去做的。
因此,利己的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且由于其工资与公司股价无紧密关联性,管理者工作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
这都导致了公司价值明显低于当股东就是管理者时的价值,两个价值差即为代理成本。
3中国上市公司代理问题存在的原因3.1利益不一致究其根源,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2]。
在代理理论视角下,若公司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经营者,即所有权与管理权合一,则代理问题不会出现。
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多样化增加了对管理者专业能力的需求。
所有者通常缺乏必要的管理和运营技能,因此不得不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管理人员来经营公司,导致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在这种权力分离下,管理者可能通过追求短期利益、减少股东分红或规避对公司有利的决策等方式优先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与股东目标产生冲突。
派现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实证分析内容摘要: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本文利用1997-2003连续7年派现的22家公司做样本,分析其代理成本特征。
研究发现,除了股权结构特征外,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高管持股比例、主营业务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同较低的代理成本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的结论。
关键词:代理成本现金股利股权结构股利政策现金股利问题历来受到关注。
早在1956年,Lintner就在他的经典文献中指出公司保持稳定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性,对此,现代代理成本理论解释为:Asterbrook认为公司支付股利是为了减少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
因为支付股利促使经理必须更频繁地到资本市场融资接受职业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Ensen基于股东-经理之间的代理关系提出一个相似的观点,认为股利的支付将减少经理可随意支配的闲置现金流,从而约束经理的行为,减少经理投资的随意性和机会主义行为。
Allen、Bernardo 和Welch提出另外一个股利支付的代理成本解释:当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以较轻税收时,股利将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
而机构投资者在识别优质公司和帮助公司控制代理问题上有相对信息优势,因此在监督管理层上更能发挥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公司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支付通过减少管理层自由现金流,并使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接受更多的外部监督,从而能够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那么,这一结论在我国是否能得到实践的验证,决策层是否会选择稳定的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一个代理成本低的信号,从而吸引投资者呢?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根据代理成本理论,对连续派现公司的代理成本特征进行分析,从实证数据上验证稳定的股利政策是否和较低的代理成本存在着为正的相关性。
我们选取了自1997年到2003年每年均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经过统计发现,沪市和深市1997-2003年末为止,连续7年派现的上市公司一共仅22家,分别是:申能股份、南京新百、春兰股份、北人股份、伊利股份、新华股份、人福科技、同仁堂、重庆啤酒、佛山照明、粤电力、深科技、深南电、深长城、新钢钒、武汉总百、漳泽电力、长城电脑、盐田港、新华制药、盐湖钾肥。
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问题分析摘要:分析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存在代理成本的现状,通过对代理成本的计量,建立模型分析代理成本的原因,从而提出降低代理成本的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13502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指引下,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制约和阻碍其更好的发展,因此使得探究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成为必要。
1文献回顾代理成本的经典概念是jeans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他们认为代理成本是指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和两者决策不一致所导致的委托人利益损失。
由此引发学者们对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问题的广泛关注。
按照jeans和meckling对代理成本的划分,在实证研究中并不便于对代理成本的计量。
国内外学者们对代理成本计量的研究也主要采用替代变量。
ang、cole和lin(1998)将代理成本与管理者股权比例、外部股东数量、银行监督程度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经营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符合代理成本的性质可以用来计量代理成本。
其中经营费用率是包括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
singh和davidson (2003)以美国的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资产周转率衡量代理成本,进行分析后认为当公司内部人持股比例越高,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越趋于一致,从而将降低代理成本。
国内学者对代理成本计量方法的研究,是在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的特殊性进行了相应的修正。
主要的计量方法如下:吕长江、张艳秋(2002)认为财务费用通常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损失及相关手续费等费用,其与代理成本的本质没有密切联系。
因此剔除掉财务费用率,采用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代理成本。
中国企业制度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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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一、导言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
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
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经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
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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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原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 (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
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
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 )与激励强度系数(α)在委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
代理人越害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
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
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θ);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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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激励系数(α);5.用以评价绩效的绩效基数(x )。
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委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α,x )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 ,k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损失。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
而当θ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 (x 能够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
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
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开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
事实上,经过对”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致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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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
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
这能够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
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
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原因?
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
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
Lazearr (1996)、HarryPaarsch 与Bruce Shearer (1996)、
R.Banker 、Serk-Young Lee与G.Potter (1996)、以及S.Fernie 与Metcalf (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
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与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 ,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
T.Groves 、Hong、Yongmiao、J.McMillan 与B.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员的筛选功能。
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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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
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C.Ferral 与S.Smith(1997)运用
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C.Ferral L 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
A.Copeland 与C.Monnet ( )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
我们在Ferrall-Shearer (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性奖金制,她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C —D 生产函数形式:y=λθ。
这里,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而且我们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
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
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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