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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p5农村经济62001年第8期对加入WTO与我国农业保护对策的思考刘淑兰黄宇我国加入WTO越来越近,研究在WTO框架下我国农业的保护空间,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对策对我国农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WTO的农业保护规则简介加入WTO后,我国国内农业生产政策及农产品的国际贸易都必须严格遵守WTO的规则。
WTO的农业保护规则包括以下条款:(一)市场准入规则11以1986)1988年为基期,发达国家在6年内农产品进口关税简单平均水平须削减36%,最低每项削减15%;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农产品进口关税简单平均水平须削减24%,最低每项削减10%。
21所有农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均须取消,将非关税措施都转化为关税,保证关税化后的市场准入机会,不低于规定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时应扩大到5%。
(二)出口补贴规则协议规定,以1986)1990年为基期,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将有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削减14%;对在基期没有进行出口补贴的农产品,则禁止在今后对该产品实施出口补贴。
(三)国内支持规则11协议规定削减对国际农产品贸易具有扭曲作用的直接补贴,包括生产投入补贴、价格补贴、出口补贴等。
21对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称/绿箱0政策,则免于减让承诺。
这类措施包括政府的公共性服务、环境保护、作物保险与收入安全计划、贫困地区的援助等。
31用国内支持总量(AMS)来表示对农产品的支持,即上述投入补贴、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的总和应在减让期结束时削减为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若AMS不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5%,则无需削减其国内支持。
18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业保护面临的挑战在市场准入上:11过去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限制主要采取进口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措施管理,加入WTO后,仅剩关税这个唯一的保护措施。
21我国不具备将原有的非关税措施转化为关税的机会,由于减让基期1986)198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等值为负值,我国不可能采用关税化手段。
中国与APTA成员国贸易发展依存及对策作者：王艳红胡燕霞来源：《对外经贸实务》2013年第12期“亚太贸易协定”（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简称APTA）前身为“曼谷协定”。
曼谷协定（Bangkok Agreement）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优惠贸易安排，是亚太地区唯一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区域贸易安排。
它也是中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贸易协议。
本文主要就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进行分析，并就APTA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
一、APTA发展概况曼谷协定是1975年7月签订的，当时在亚太经社会（ESCAP）的主持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泰国、斯里兰卡和菲律宾等七国在曼谷最终就一系列产品达成了相互降低关税的一揽子协议，并通过了“曼谷协定”，全名为“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发展中成员国之间贸易谈判第一协定”。
由于菲律和泰国政府没有核准协定，最后只有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和斯里兰卡5个成员国成为曼谷协定的创始成员国。
协定的签订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建立更加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趋势密切相联，其核心内容和目标是“通过相互提供优惠关税和非关税减让来扩大相互间的贸易交往，促进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
在分类上，APTA属于优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简称PTA），是指成员国之间对有限数量的产品关税减免或者取消的协定安排，属于授权条款的2（c）所允许的。
曼谷协定签订后，运行情况并不好，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
90年代初，曼谷协定成员开始考虑重振曼谷协定，使曼谷协定真正成为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有效机制。
已经改革开放十几年，经济和贸易实力提升迅速的中国成为首选。
1993年，中国海关总署派团对曼谷协定的部分成员国进行了考察，之后会同外交部、外经贸部上报国务院，建议国务院批准中国申请加入曼谷协定。
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影响及对策作者：宗建明来源：《时代金融》2019年第05期摘要：美国政府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借鉴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
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内部实力足够强大时，就会向外延伸甚至实施外部霸权。
中美贸易战既已开打，我方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在刚刚显露出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妥善应对贸易战，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的更次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贸易战特朗普政府 301条款一、中美贸易战概况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企业进行投资并购。
作为还击，中国商务部3月23日7点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从贸易制裁领域看，中国对美国拟中止减税的地方主要在水果、猪肉这样的农产品及初级产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领域，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主要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很显然，这与其说是贸易战，不如说是对中国复兴的打压，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
二、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业中的很多岗位流失到了国外。
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商签趋势与对策思考作者：汪巍来源：《北方经贸》2013年第01期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得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我国已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猛。
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时代，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
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
签署双边FTA是我国多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加入WTO后，在双边FTA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从经济效应看，双边FTA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促进了成员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成员方货物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进成员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FTA推行的贸易和投资优惠措施，减少了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了投资成本，有利于提高彼此的工业化程度与水平，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双边FTA促进了成员方技术和人才流动，弥补了各自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足，提高了彼此的科学技术水平，推动了成员方的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一、世界双边FTA的发展趋势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
它们依次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
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
在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
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
入世对石油销售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引言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一个被国人炒得沸沸扬扬,几乎家喻户晓的概念,随着中美之间通过长期困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离成为现实越来越近了。
众所周知,ＷＴＯ作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产物和全球多边贸易组织,其成员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加入ＷＴＯ有利有弊,但总起来看利大于弊。
ＷＴＯ没有中国的加入是不完整的,开放的中国需要成为ＷＴＯ的一员。
中国加入ＷＴＯ,有利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素养,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专门有利于纺织、轻工、机电等产品的出口。
中国加入ＷＴＯ,必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石油市场自然也在开放之列。
从我国石油石化产业的现状来看,“入世”对石油勘探开发和技术服务的阻碍可不能太大,对炼油化工和石油销售的阻碍则较大,专门是成品油市场的放开,即承诺外国石油公司在我国经营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将会给我们带来严肃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品油销售就像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一旦这条“防线”被冲垮,势必产生连锁反应,直截了当冲击我们的炼油和勘探开发业务。
随着中国临近加入ＷＴＯ,国内成品油也将逐步开放。
据有关消息披露,我国将在２００３年底之前放开成品油零售市场。
一方面外资加油站正加快进入我国市场的步伐,另一方面国内产业界因受成品油零售环节高额利润的促使大举投资油市。
面对成品油零售业日趋白热化的竞争态势,作为石油、石化两大集团所属的“国家队”,将面临十分严肃的挑战。
中国加入ＷＴＯ,有挑战,也有机遇。
我们在研究各种应对措施的同时,还要以积极进攻的姿势,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加快进展壮大自己。
我们要坚决克服和改变那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经营治理方式,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全面推进石油销售企业的技术创新、治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综合素养,增强石油销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利用ＷＴＯ给我们制造的国际化经营条件,立足现有基础,连续开发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努力拓展跨国经营的领域和空间。
关税减让及其对策
所谓关税减让，是指WTO缔约方根据互惠互利原则，对货物贸易免征超过其已商定的普通关税部分的份额。
关税减让，在过去44年关贸总协定发展史中，历经8届多边贸易谈判，自始至终是谈判的中心议题。
WTO继承了GATT宗旨，在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关税减让仍然是举世瞩目的主题。
了解、掌握、运用有关方面的内容，对于即将“入世”的我国，对于我国各类企业（包括国有、民营、内资、合资或合作、独资企业）的运营及发展，都至关重要。
关税减让在实践中是通过“减让表”付诸实施的。
关贸总协定“第二条减让表”作出了一环扣一环的严密规定，并为世贸组织协定所继承，兹笔录于下：第二条第1款（甲）规定：“一缔约国对其他缔约国贸易所给的待遇，不得低于本协定所附这一缔约国的有关减让表中有关部分所列的待遇。
”第1款（乙）规定：“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如在另一缔约国减让表第一部分列名，当这种产品输入到这一减让表所适用的领土时，应依照减让表的规定、条件或限制，对它免征超过减让表所列的普通关税。
”第1款（丙）规定：“一缔约国领土产品如在另一缔约国减让表的第二部分内列名，当这种产品输入到达一减
让表所适用的领土，按照本协定第一条可以享受优惠待遇时，应依照减让表的规定、条件或限制，对它免征超过减让表所列的普通关税。
”
在历届多边贸易谈判中，关税减让的谈判方式和计算方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科学化过程，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传统的“产品对产品”谈判方式，亦称初级谈判方式。
1947－1962年前5届谈判均采用这一方式。
谈判缔约方就产品有选择地逐项谈判，双边各提交“索要清单”和“提供清单”，讨价还价达成互惠，编制产生“关税减让表”，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无条件、自动地适用于全体缔约方。
双边谈判，多边适用，是这一方式的特点。
第二种，现代多边谈判方式。
即协商一个公式，按公式“全面减税”，也称“全面直线减税”方式，为后3届谈判所广泛采用。
主要有3个计算公式可供选择：
直接减税公式：
y＝1.5X＋50
式中，X为原税率，y为减税幅度，规定最大减税幅度为60％，由美国提出。
该式不能使高关税大幅降低，有利于高关税国家或关税差别较大的商品群。
协调关税公式：
y＝X.4次
式中，X为原税率，y为减税后的新税率。
假定原税率为10％，第一次降低10％，降至9％；第二次降低9％，降至8.1％；共4次可降至6.95％。
税率越高，降税越多，达到协调关税之目的。
该式只适用于工业品。
瑞士公式：
Z＝A.X／（A＋X）
式中，X为原税率，Z为减税后的新税率，系数A为固定参数，系数越小，减税越多，符合“高税多减，低税少减”的协调税率要求，受到普遍欢迎。
但瑞士公式在应用时，各缔约方都采取有利于本国、减税幅度较小的参数和税率作为讨价还价的一种策略来使用，这是该式不尽科学之处。
后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日本对瑞士公式作了修正，固定参数A由谈判双方自己掌握，任意选择，但减税统一，目标减幅为33％，减税产品范围原则上无例外。
迄今为止，“产品对产品”谈判方式，在农产品、纺织品、服装等所谓“敏感产品”谈判中仍然适用。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关税减让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替你切东西，也可以切你。
在关税减让的背后，无不渗透着强者的意志，弱者的屈从。
关税减让作为一种工具，被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成为其攫取国际资源和获利的手段，尤以美国为甚。
1930－1932年，美国为了转嫁至今犹令人谈虎色变的世界经济大危机，颁布实施了一部高关税法案——《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对内作为封锁本国市场、转嫁经济危机的工具，对外作为双边谈判讨价还价的筹码，GATT签字生效，盖源于此法。
1934－1962年，国际贸易自由化日盛，美国从另一个角度颁布了以低关税为特征的《互惠贸易法》，实践中几经修改以保持其效力，关贸总协定前5届谈判，此法影响效力显著。
如果说高关税法案是美国在GATT成立初期保护本国市场的坚固后盾，那么低关税法案则是美国国内生产迅猛发展、拓展国际市场的锐利武器。
高关税与低关税交错运用，得心应手，在关税减让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滚滚国际资源向着美国的流入和华尔街老板牟取的巨
额利润。
这种状况，在WTO这个“经济联合国”中将继续存在，并且将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关税减让作为一项政策，按照发达国家的决策而动作，发展中国家被迫蒙受损失。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共体提出关税减让国家的分类发人深省。
第一类，发达国家和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基础税率在40％及以上的，减至20％；基础税率在40％及以下的，减至20％以下。
第二类，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税率在35％以上的，减至35％，基础税率在35％以下的，通过双边谈判解决。
第三类，最不发达国家：减税量力而行。
上述方案；貌似公允，实则矛头直指发展中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须作出大幅度减让才能达到目标，发达国家则无须作出大幅减让。
关税减让作为一种策略，是发达国家拓展国际贸易范围和占领国际市场的锐利武器。
这一策略，在“乌拉圭回合”三大新议题谈判中暴露无遗，尤以美国为甚。
美国第一个提出把服务贸易纳入GATT谈判，并威胁称：如果服务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政府将在国会压力下，今后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保护主义；美国还力图将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实行“单轨制”谈判，并明确提出：要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在货物贸易方面实施报复，即“跨行业报复”，美国甚至愿意在货物贸易上作出更多的关税减让而换取知识产权的国际拓展，即所谓“条件交换”。
上述两个新议题加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共3个新议题，已经产生“协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利。
我国政府于1982年提出重返关贸总协定的3项原则中的第二项以关税减让作为承诺条件，而不承担具体进口义务。
因此，“入世”前后关税减让的对策至关重要。
第一，认清、认准我国孕育着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外国投资者垂涎欲滴，“入世”谈判处于主导地位，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基本立足点。
第二，用活“减让表”，有选择地使用减让公式。
凡属国计民生重要商品，运用“配额”进口策略，通过公式一揽子计算，达到对“重要商品”少减让或不减让之目的。
第三，农产品仍然适用“产品对产品”谈判方式，我国是农业大国，有8亿农民，政府保护农业和农民平稳“入世”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决不能任其“阵痛”而难产。
我国目前财力显然做不到欧、美那样给予农业巨额财政补贴，也不可能像欧共体那样采取“高门槛价格”实施保护。
近期能够做到的是：实施有限度的“市场准入”策略，宁可在其他领域包括关税减让上作出让步，也不能对本来就落后、脆弱的农业形成巨大冲击而导致灾难性后果。
第四，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合理、合法地用好“关税约束和递减原则中的‘例外’”。
所称“例外”主要有：公式减让法启用后，仍然有一部分产品处于“有选择地”逐项产品对等谈判之外；一些所谓“敏感产品”（如农产品、纺织品、服装等），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逃避关税减让而人为制造的一个名词，我们更应当名正言顺地用好、用足这个“美名”，为本国利益服务；参加公式减让缔约方越少，所涉及的产品也越少，“例外”就越多，谈判中多用“例外”，此乃上策；为了照顾发展中国家实际状况，WTO所涉及的非对等、更
优惠待遇、授权条款、关税减让，是合理、合法的例外，全
在于潜心钻研，巧作安排，从中获取利益和维护本国权益。
第五，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我国就服务贸易新议题列出6个部门：银行、旅游、海运、广告、专业服务（会计、审计、律师等）和近海石油勘探接受国际服务，这一举措，无疑抬高了我国“入世”的身价，因而有条件把握好适合我国国情的货物贸易关税减让的分寸，而不致于付出太大的、不必要的“入世”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