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本土化_中国大学模式的艰难选择_王洪才

编者按:从2010年第1期开始，本刊将不定期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就教育问题发表真知灼见。

“思想与目标统一在一起时，就成为创造的力量。

”这些名家的见识蕴涵着无穷的力量，是推动教育进步和改革的原动力。

本期发表我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专家、厦门大学王洪才教授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大学模式的艰难选择》一文，以飨读者。

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大学模式的艰难选择*王洪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摘要在全球化局势下，中国高等教育该如何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既要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又要与世界高等教育趋势融合，这就是“中国大学模式”问题核心所在。

为此出现了国际化与民族化两种不同声音，而文化本体说渐渐成为一种主导学说。

然而真正的难点却在于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和该保留哪些中国特色。

这一难题考验中国大学的创造性潜力，而解答这一难题的第一责任人就是大学校长。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大学模式;国际化;本土化中图分类号G649.22文献标识码A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Tough Choice of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WANG Hong －cai（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at way should go along has to be considered for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not only satisfy China＇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but also fuse the world trendy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the core of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Hence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oices ，one i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other is nationalization ，and the cultural ontology plays a leading role.However ，the difficulty of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 is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whic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retained.The difficulty test the crea-tive potential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the president of university should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irstly to solve the difficulty.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 ；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lization·1·*收稿日期2013－06－07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大学模式探索”（项目编号：11JJD880021）.作者简介王洪才（1966－）男，河北永年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现代大学制度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一、国际化与本土化：两种对立的观点？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各方面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必然波及教育，特别是大学，因为大学科技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助推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学者国际流动，特别是学生国际流动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浪潮。

面对来势汹汹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中国大学该如何走”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1］无论作为一个学人还是一个大学管理者，必然要重新审视大学的角色和使命：全球化意味着什么？中国大学该如何面对？［2］或者说大学如何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服务？［3］此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思考太过功利。

这也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无人能够置身度外，必然要关心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4］而高等教育始终与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联系在一起。

［5］这也是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根本动因。

［6］关于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学术界出现了两种看似相互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一流大学的标准是普遍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它采用的是国际通行规则，如虽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大学排行榜，但它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因此，要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采用世界通用规则，［7］不能搞“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

［8］这一派观点可以称为“接轨说”。

无疑，“接轨说”也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大学办学状况进行批判基础上的，它认为，我们常常用“中国特色”来掩盖那些落后的、不合理的做法，从而拉开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

因此，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需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具体而言，就是要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大学规则来举办大学。

国际通行的大学规则指什么呢？一般认为就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

［9］与世界通行规则相冲突的主要是指中国大学的政治化行政化色彩太浓厚，因而招来人们越来越多的不满。

人们认为行政化的根源是政治化，如果失去政治支持的话，大学行政化趋势肯定也会得到根本的治理。

［10］另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化的实质是民族化，“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是这一观点最集中的反映。

①换言之，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获得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点只能是民族特色，所以，它的结论就是没有民族化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11］民族化首先意味着本土化，即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引进时要与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结合起来，反对照搬照抄，食“洋”不化，而现在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时只学习了皮毛，没有获得其实质，因为没有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观点与历史上的“中体西用”观点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只是此“体”并非彼“体”。

但对于本土文化究竟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这一派观点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12］一般认为，坚持民族化的观点在目前略占据上风。

因为坚持民族化观点与“中国特色”理论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今天，中国政治上大力倡导大学应当承担其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使命，实质就是对民族化理论的支持。

［13］而“文化引领作为大学第四职能”的主张也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14］这说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学术话题。

在“民族化”内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严重分歧。

学界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文化的标志符就是孔子，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举办就是一个典型证明。

［15］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没有人会否定，但对孔子能否完全代表中国文化则存在不少争议。

最具争议的地方就是有不少人认为道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因为道家文化具有更多的形而上品质。

但就实际影响论，显然道家输于儒家，因为儒学差不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哲学。

事实上，无论是“本土化”主张还是“国际化”主张，他们都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大学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关系问题，“接轨派”观点强调的是共性一面，而“本土化”观点则强调的是个性的一面。

因此，它们两者是一个观点两个方面，仅仅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并没有什么本质·2·区别。

但它们都没有回答究竟如何实现两者有机统一，这个话题正是“中国大学模式”问题探讨的关键。

特别有意思的是，关于中国大学模式问题也吸引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也从自己立场来阐释中国大学模式的含义。

如现任日本高教学会会长、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金子元久教授在总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市场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

［16］而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露丝·海霍教授也是民族化的坚持者，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应该产生于中西文明的对话过程中。

［17］二、文化本体论立场及其难题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命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有普遍说服力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卡拉克·克尔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始终面临国际化与民族化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纠结，而前剑桥大学副校长科·阿什比勋爵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始终面临三种力量的博弈，一是大学的内在逻辑，二是市场的力量，三是政府的力量，这一论述被伯顿·克拉克教授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角模型。

中国学者提出不仅存在这三种力，还有第四种力量存在。

［18］61－71这也客观说明了，高等教育发展动力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解答。

这就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了。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过程中，不少国家都希望直接地克隆一下先进大学模式，从而使本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起来。

但这一设想有简单化、技术化的嫌疑，因为大学是有自己生命的，特别需要有自己的信仰和坚守，否则大学就失去了灵魂。

所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关键在于理念，认为理念才是大学行为的指导，而且这个理念还不是学者头脑中的理念，而是真正大学办学者所践行的理念。

［19］在大学办学理念上，高等教育长期陷入工具论或政治论的困惑中。

工具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提升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本国的创新力，最后是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这也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主要动力。

毋庸置疑，这种工具论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促进了高等教育公平等，但长期看效果就很难预料。

工具论思维的结果就是选择“外延式”发展模式，如入学人数的增加，办学规模扩大，大学数量的增加。

这种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模式”，其特征是发展结果是可测量的，发展过程是可控制的，因而也是容易见效的。

但高等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这触及教育理念、教育的本质，是高等教育内涵的变化，靠技术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引入新的大学模式。

这种新模式就是一种“内涵式”发展模式或“文化模式”，［18］27－37这是所有后发型国家面临的难题，即不知道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才适合创新人才成长。

在那些原发型高等教育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是因为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知识传承的需要，所以存在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发展动力，这种动力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