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刻石

中国流芳千古的石刻碑碣作者：黄剑华来源：《月读》2022年第11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完成四海归一的大业。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采用小篆，统一文字。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命丞相李斯刻石于泰山绝顶，以炫耀其文治武功。

其后，秦始皇又数次前往东方和南方地区巡游，每到一个地方，便祭祀名山，刻石竖碑，为其歌功颂德。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先后在泰山、琅邪台、芝罘、碣石、会稽、峄山六处七次刻石。

秦二世时，又补刻了诏书和从臣之名。

后人将这些刻石统称为秦刻石。

这些刻石均由丞相李斯采用小篆书写，字体潇洒优雅，备受赞赏。

秦朝的这些刻石群，虽然今天大都已被毁坏湮没，难窥全貌，却是书法与石刻艺术上的一件辉煌壮举，对开启和推动石刻碑碣风雅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汉朝建立统治后，废除了秦的苛政，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特别是西汉前期的文景之治和中期汉武帝的蓬勃开拓，物产丰富，国力鼎盛，有力地促进了西汉书法艺术的发展。

秦篆这时已被汉隶所取代，成为流行全国的书法字体。

汉隶灵气飞动，形态优美，风格多样，情趣盎然。

比起古朴的先秦篆书，汉隶贯注了人们更多的主观情感，显示了书法艺术的跳跃式发展。

西汉留下的石刻不多，目前所知，主要有《鲁孝王泮池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

到了东汉时期，终于迎来了石刻艺术发展的高峰，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碑刻，遍布于全国各地，据今人统计，传世的汉碑约有170余种，真可谓琳琅满目，蔚然大观。

东汉碑刻，种类繁多。

根据形制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碑、碣、墓志、摩崖石刻、石经等数种。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碑刻，形制大都为长方形石刻，由趺座、碑身、碑额组成。

碑刻内容，大体可分为颂功、记事、契约、墓志、经典等几类。

著名的颂功碑刻，主要有《裴岑纪功碑》《杨君石门颂》《刘平国碑》《西狭颂》《曹全碑》《张迁碑》等；著名的记事碑，有《乙瑛碑》《礼器碑》《张景碑》《史晨碑》等；著名的墓志有《鲜于璜碑》《孔宙碑》《袁安碑》等。

汉代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重要历史时期，探究彼时的文化底蕴不仅能够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意义深远。

因此，本文将从汉代石刻的类型和特点出发，探索其社会文化意义，进而提出汉代石刻的影响与启示，以期丰富读者对汉代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并从中感悟历史启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汉代石刻的类型和特点1.1 石刻的材质和制作技术汉代石刻的材质主要有石料和青铜。

其中，石料是最常见的材质，以花岗岩、石灰岩、砂岩等材质为主。

这些石料质地坚硬，适合进行凿刻、浮雕等工艺。

青铜是汉代石刻中较为特殊的材质，常用于制作铭文和图案。

青铜石刻通常采用铸造技术，先将铜液倒入模具中，待其凝固后取出，再进行打磨和装饰。

汉代石刻的制作技术主要包括凿刻、浮雕、镂空等。

凿刻是最基本的制作技术，通过凿刻刀具在石料上进行刻划，形成文字和图案。

浮雕是通过在石料上凿刻出浮起的图案，使其与背景形成对比。

相较于前两种技术而言，镂空的工序较为复杂也更具观赏性，其通过在石料上凿刻出空洞，形成空间感和透视效果。

此外，汉代石刻还常常采用刻线、刻点等技法，以增加作品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1.2石刻的内容和形式汉代石刻的内容丰富多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石刻类型的不同所记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常见的石刻分为墓志、碑刻以及石雕等。

其中，墓志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家族背景、官职等信息。

墓志中的文字内容通常非常详细，包括墓主人的姓名、生卒年月、官职、功绩等，也记录了墓主人的家族谱系和家族成员的事迹，以展示家族的荣誉和地位。

而碑刻通常用于纪念重要事件或人物，内容包括纪事、颂词、赞美等。

碑刻中的文字内容通常简洁明了，富有文采和艺术性。

此外，汉代石刻还包括大量的石雕作品，如石马、石狮、石人等。

这些作品多用于装饰建筑或作为祭祀用品，形象生动，富有艺术性。

除了内容上的多元化外，汉代石刻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立碑形式，也有浮雕和镂空等形式。

黄河黄土黄种人2022.12（下）┃文化丛谈┃□徐宿浒1 徐坠2汉代刻石书法简述一、汉代刻石上的书体汉代刻石上的书体以隶书为主。

隶书，又称“佐书”“八分”，始创于秦，鼎盛于汉。

根据其呈现载体不同，分为墨迹和刻石两大类。

墨迹以竹简为载体，竹简容易腐烂，故保存至今的汉代隶书并不多见，目前可知的有武威汉简。

刻石以石头为载体，其形制有石碑、摩崖、造像等，目前留存下来的汉代刻石原石及原石已毁佚但拓本幸存者，计400余种。

其中，以东汉时期汉代刻石居多，西汉时期汉代刻石则较为少见。

（图1）1.隶书的成因。

根据文献记载，隶书最初出现于官司刑狱，因其书写简易便捷，被低层官吏用来替代小篆，应用于“徒隶”“隶人佐书”等公事处理方面，并因此得名。

如《汉书·艺文志》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许慎《说文解字·序》曰：“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

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

隶书者，篆之捷也。

”张怀瓘《书断》卷上记载：“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

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

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秦造隶书，以赴急速，为官司刑狱用之，余尚用小篆焉。

汉亦因循，至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苍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所谓《三苍》也，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

”2.隶书的特点。

小篆书写烦琐，结体匀圆平正，笔画线条粗细整齐划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范的官方文字；隶书是小篆的简化版，早期流行于秦国的地方和民间，作为小篆的附属字体。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图2）我们可以看出，彼时的隶书，作为实用性字体，虽然仍然带有篆书的笔意，但没有小篆的一板一眼，形体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中明显地带有起伏和波势，笔法也肥瘦不一，方圆笔并用。

Culture▁文化|艺术东汉碑刻的形制东汉章帝以前碑刻罕见，和、安以后刻石立碑之风渐起，至桓、灵时则达到极盛。

凡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石经、画像题字及其他杂刻，除南北朝以后因佛教盛行而出现的造像记、石经幢等外，几乎各种类型都具了。

至今存世的汉代碑刻数量还多以百计，汉碑与魏碑、唐碑为碑刻书法史上的三座高峰。

本文简单的对这些汉代碑刻的形制进行介绍。

碑碑，古代本是竖立在墓圹前后或两边的大木，两碑之间有辘轳，引棺的绳索—“綍”绕在辘轳上，将棺柩徐徐下人圹中。

后来将碑改为石制，上面书刻文字，为墓主记功述德。

典型的碑，有碑额，在碑正上方，上面刻碑铭题署。

“穿”在碑额上，或在碑额下面。

碑之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

碑下有座，以起稳固作用，称为趺，趺多作长方形。

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如《乙瑛碑》《礼器碑》等。

墓碑列墓主名讳、里贯、履历。

正文如碑阳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

人之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立碑者除子女外，还有门生、故吏。

碑阴一般列门生故吏姓名及出钱数目，碑阴写不下有写于碑侧者。

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

汉碑石材选取甚讲究，有专门的人去选石、采石，为的是“勒铭贞石，以垂久远”。

由于立碑之目的是为了使碑主的事迹、功德传世，故撰书者为何人并不重要，一般碑铭都是由令史、书佐等地位不高的文吏撰书。

当时碑铭体例大多不列撰书者名，只有少数例外，如《华山庙碑》《樊敏碑》等有书者之名。

而刊刻造作的石工名字却常常隶于碑末，这也是受当时物勒工名的影响。

汉碑以山东一带最多，而今传世的汉碑主要集中保存在曲阜孔庙和济宁汉碑廊等处。

汉代各类碑刻中，以碑上所书刻的文字较为庄重、讲究，行列整齐，有些碑还划有棋坪方格书写。

碑阴和碑侧的字相对于碑阳，要活泼、随意些。

墓志墓志，是将墓主姓名，有的还附有爵里、卒葬年月、生平事迹及其他有关内容，写刻于砖、石（后世也有以木、瓷等为载体者)而设于圹中者。

汉代的墓志形式不固定，后人所加的名称也多不同，有葬砖、墓志、柩铭、墓室题记等。

简述汉代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特点汉代霍去病墓石刻是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典范之一。

它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而受到广泛的赞誉和研究。

本文将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全面评估汉代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特点，让我们一同探寻其中的奥秘。

一、精细的雕刻技艺汉代霍去病墓石刻以其精细的雕刻技艺著称，其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真实细致的形象在霍去病墓石刻中，人物雕刻栩栩如生，根据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霍去病像大致符合历史形象。

面部表情生动，神情自然，身姿端庄，衣纹、发丝等细节描绘入微。

通过细腻的雕刻技巧，艺术家成功地再现了霍去病的风采和形象。

2. 耀眼的装饰霍去病墓石刻中的装饰元素丰富多样。

墓碑上常见的云纹、凤纹等寓意吉祥的纹饰，以及华丽的衣饰图案，展示了当时的富丽华美的风貌。

这些装饰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内涵，还彰显了霍去病的身份和地位。

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汉代霍去病墓石刻不仅在雕刻技艺上表现出色，还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1. 立体感强烈霍去病墓石刻常常以立体的方式呈现。

雕刻师巧手造型，并利用阴刻的方式，突出人物和装饰的层次感，营造出独特的空间感和立体感。

通过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墓石刻中的人物看起来更加栩栩如生，给观者带来沉浸式的感觉。

2. 丰富的图案和纹饰墓石刻上的纹饰和图案多种多样，包括云纹、凤纹、花鸟图案等。

这些图案不仅装饰作品，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凤纹寓意着吉祥，花鸟图案象征着繁荣和生机。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纹饰，墓石刻中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艺术特点的总结与回顾对汉代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特点进行总结与回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精细的雕刻技艺使墓石刻中的霍去病形象栩栩如生，根据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真实再现了当时的人物形象。

2. 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立体感强烈的雕刻和丰富多样的图案纹饰，给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个人观点与理解：汉代霍去病墓石刻是中国古代墓葬艺术中的佳作，其艺术特点不仅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还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

西汉《五凤刻⽯》西汉《五凤刻⽯》西汉五凤刻⽯，⼜名“鲁孝王泮池刻⽯”、“鲁孝王刻⽯”。

⽯长71.5厘⽶，左⾼38厘⽶，右⾼40厘⽶，厚43厘⽶，⽯灰岩质。

刻于西汉宣帝五凤⼆年（即公元前56年）。

刻字位于该⽯右半部，⾪书，刻字处长25厘⽶，⾼24.5厘⽶。

⽂⽈：“五凤⼆年鲁卅四年六⽉四⽇成。

”五凤⼆年为汉宣帝刘询五凤⼆年；鲁卅四年，正值鲁第三王孝王刘庆忌王鲁，推算为公元前56年。

刻⽯字体醇古，结体浑厚，章法⾃然，笔画凝重雄劲，⾪中带篆，对研究汉字书体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昌⼆年（1191年），开州刺史⾼德裔监修曲⾩孔庙，⼯匠在鲁灵光殿遗址西南三⼗步名⽈太⼦钓鱼池的地⽅，挖池取⽯，发现此⽯，⾼⽒将其移⼊孔庙，并作记刻于⽯左，⽂⽈：“鲁灵光殿基西南三⼗步⽈太⼦钓鱼池，盖刘余以景帝太⼦封鲁，故⼟俗以太⼦呼之。

明昌⼆年诏修孔圣庙，匠者取⽯以充⽤，⼟中偶得此⽯，侧有⽂⽈‘五凤⼆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四⽇成’者，以汉书考之，及余孙孝王之时也。

西汉⽯刻世为难得，故予详录之，使来者有考焉。

提控修庙朝散⼤夫开州刺史⾼德裔曼卿记。

”顾绛《⾦⽯⽂字记》：“鲁孝王刻⽯，今存孔⼦庙。

五凤⼆年汉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鲁卅四年者鲁孝王有国之年也。

上书天⼦⼤⼀统之年，⽽下书诸侯有国之年，此汉⼈之例也。

”王澍《⽵云题跋》：“按德裔题记，以此书为⽯。

朱⽵垞《曝书亭集》则云：‘五凤⼆年砖⼀块，嵌曲⾩孔庙前殿东壁，篆⽂⼀⾏’，其书极古质，今虽模糊，断然是⾪不是篆。

⽵垞记为砖⼜⽈‘为篆’，皆不可晓。

”阮元《⼭左⾦⽯志》：“五凤⼆年六⽉⽴，⾪书，后刻⾦明昌⼆年⾼德裔记，⾏书，在曲⾩县孔庙同⽂门西侧。

⼭左两汉⽯刻此为最古，笔意简朴，⾮汉安以后所能及也。

⽯⾼⼀尺⼀⼨，⼴⼀尺九⼨，厚⼀尺，字刻右，⽅周七⼨，朱⽵垞以为砖者，由未亲见其⽯⽿。

”翁⽅纲《两汉⾦⽯记》：“钱⽵汀云：‘鲁孝王庆忌以后元元年嗣，则五凤⼆年，当为鲁孝王之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