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 陈宗胜13

第十三章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影响的评价及制约因素分析本章讨论重点，是前面几章中关于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在各个范围影响的研究的总结。

首先，对前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汇总；其次，对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程度做出评估，并对包含非法非正常收入影响的总收入差别做出评判。

进而，分析了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最后对非法非正常收入在中国当前社会中滋生的原因进行了经济学解释。

第一节关于非法非正常收入研究结果的总结一、研究结果的总结。

我们在本节综述一下前面几章中关于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影响的研究结果，具体见表13.1.1。

表13.1.11988-1999年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城乡及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总体影响年份全国城镇农村正常收入基尼系数全部收入基尼系数上升率（%）正常收入基尼系数全部收入基尼系数上升率（%）正常收入基尼系数全部收入基尼系数上升率（%）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平均0.349760.369650.346880.369040.377190.401730.435610.419140.405820.402690.402600.412940.391090.416860.424500.401500.417000.426200.459520.511150.517330.499090.491240.490050.480170.4612219.1914.8415.7513.0012.9914.3917.3423.4322.9821.9921.7216.2817.820.230680.225920.235430.242460.253640.272440.301750.288040.303410.307940.323030.336100.276740.313580.295570.305090.305130.313690.346080.396230.415280.420710.422000.425760.424950.3653435.9430.8329.5925.8523.6827.0331.3144.1738.6637.0431.8026.4431.860.302850.312610.294740.307400.310620.318120.329960.340700.321000.327240.340970.351200.321450.378020.372350.351070.360120.368970.384850.424730.448770.420750.415990.415490.415740.3964024.8219.1119.1117.1518.7920.9828.7231.7231.0727.1221.8518.3823.24资料来源：根据表10.4.1、表11.4.1、表12.4.1汇总。

表中数据表明，综合起来看，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各个范围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在城镇中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平均使其收入差别扩大了近31%多，就是说，由于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近三分之一。

在农村中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正常收入分配的影响次之，平均导致其收入差别扩大了23.24%；对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居末，平均为17.82%，即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使得全国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近18个百分点。

分别考察，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响程度在不同范围内是有差异的：1、偷税漏税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都很大（具体见附录表1）。

平均而言，在考察期内，它使全国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近12%，基尼系数超过了0.43，个别年份甚至接近了0.5。

比如1995和1996年的影响就较大，使基尼系数扩大了16%—17%以上。

它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不足19.7%，基尼系数平均超过了0.33，一些年份接近0.4。

其中，1995年的影响最大，使基尼系数扩大了30%以上。

对农村而言，它平均使收入差别扩大了17%左右，基尼系数平均达到0.37以上，一些年份超过了0.4。

比如1995和1996年使基尼系数扩大了24%—26%以上。

就总趋势而言，个体与私营经济等等偷漏税违法所得收入，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均呈现出先逐渐上升，后又降低的过程，总体趋势是在波动中逐步降低的。

仅考察两端，1988年个体与私营经济违法经营所得收入使得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12.74%、22.30%和17.71%，到了1999年则分别降为10.60%、17.22%和12.22%。

就是说，扩大的幅度有所降低。

这反映了我国政府打击偷漏税的措施加强，从而个体、私营、乡镇及若干国营经济正在逐步规范经营。

2、走私贩私等“其他杂项非法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仅次于个体私营经济等偷漏税收入，排在第二位（具体见附录表3）。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杂项，实际上包括了本书明确测算的几种主要非法收入之外的所有其他种类的非法收入，是关于这些非法收入的影响的总体评估。

平均而言，它使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分别扩大了3.60%、6.63%和4.70%。

从时序上看，尽管有一些波动，但其对各个范围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大致呈现缩小的态势。

仅考察两端，1988年走私贩私等“其他杂项非法收入”使得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4.43%、7.56%和6.21%，而1999年的扩大率分别下降为3.81%、5.54和5.10%。

3、违法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收入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居于第三位（具体见附录表2）。

由于这项非法收入的存在，在考察期内，全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收入差别平均分别扩大了1.66%、3.93%和1.35%。

就趋势而言，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已经出现了缩小的势头，尤其是在全国和城镇范围内。

如对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1988年为1.31%，1999年为1.29%；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1988年为3.73%，1999年为2.51%；但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1988年为0.9%，1999年仍略微上升为1.06%。

将腐败性收入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同偷漏税的影响做一比较，似可证实了人们的一个通常的印象及其隐含的经济学道理，即行贿者总是“以一只鸡换取一头牛”。

在行贿受贿的合伙犯罪过程中，行贿的一方（为了能够偷逃国家的税收）比如个体私营经济总是以很小的成本就可获取很大的非法收益。

这是偷税漏税屡禁难止的经济根源。

而受贿的犯罪官员一方则是以国家的巨大利益换取了自己的小利，虽然成本大于收益，其成本却不是受贿者本人的损失，而是公家的或国家的。

这是腐败犯罪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就是说腐败犯罪本身的影响虽然不是很大，但其对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是大的，特别是其政治影响是更大的(参见本章最后一节的理论分析)，不能因其没有使基尼系数上升很大就放松治理。

4、集团行政消费的转化收入在各个范围的影响均不是很大，而且有逐渐减小的趋势。

这项收入平均导致了全国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扩大了0.64%和1.68%。

其对全国的影响1988年为0.70%，1999年为0.57%，降低了18.57%；①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1988年为2.35%，1999年降为1.17%，降低了50.21%（具体见附录表4）。

5、几点观察。

总之，从本书中前文分析可得出如下几点观察：（1）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种类很多，表现形式多样，其中本书考察的几种形式能够代表非法非正常收入的主体部分。

①同我们以前的研究结果相比，有些结论基本上一样。

如个体和私营经济的非法收入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党政官员的腐败性收入，集团消费转化收入的影响最小（陈宗胜，1991）。

（2）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在中国近期的大量滋生，是有客观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其中新旧体制错位及政策不到位是最主要的原因（本章下面几节还要专门分析）。

（3）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危害很严重，对社会文明、分配公平、经济效率、政治清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损害。

（4）主要的几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城镇和农村等范围内对收入差别的影响都很大，使收入差别上升15%-30%左右，因而使全国居民收入的总基尼系数均达到了0.4（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0.5），农村居民收入的总基尼系数在一半年份中都上升到0.4以上，城镇居民收入的总基尼系数除1990年以外也都上升到0.3以上（1995年以后则达到了0.4以上）。

（5）但从全局看，在居民的总收入差别中，正常收入差别的比重约占75%—85%，由非法非正常收入解释的部分约为15%－25%，这也就是说，正常收入差别仍占据居民收入总差别的主体部分，或绝大多数。

（6）在测算的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响中各范围内的主体部分都是个体私营经济等的偷漏税收入，约占60-70%左右；排在第二位的是走私贩私等杂项非法收入，约占20%左右；其他如经济犯罪官员的腐败收入和集团消费向个人收入的转化等所占比重较小。

（7）从趋势上看，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总体的影响力是下降的，虽然中间有些年份有波动；各个种类在不同范围内的变动略有差异，除个别呈上升态势外，大多数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各个范围内的影响程度都是下降的。

当然，这只是指非法非正常收入使收入差别扩大的比率的下降，而不是收入差别的绝对下降，不是基尼系数的缩小。

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需要明确指明，我们关于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对二、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国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的测算，也有需改进之处。

由于资料的限制这种测算只能是一种粗略的估计，不可能很精确。

例如，我们在测算个体私营经济等等偷漏税收入时，是将城镇和农村等同对待。

其实由于城镇与农村不同的经济环境，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规模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其偷漏税形成的个人非法收入必然不同。

但是由于资料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却不能将其区分开来。

对于走私贩私、制假造假等其他所有种类的非法收入，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只能对其进行大致的总体估测。

因而就其影响程度的准确性来说，在我们的估算过程中既可能有导致高估的因素，也可能有导致低估的成分，但总体上也许相差不会太多。

一方面可能有低估的倾向。

低估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1）这里我们集中主要估测了个体私营经济等的偷漏税等非法收入、部分党政官员的腐败性收入、党政机关主要官员的集团消费向个人收入的转化，以及走私贩私等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影响，实际上正如前文已经说明的，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非法或非正常收入的形式很复杂和多样化，如一些文艺、曲艺明星等通过“走穴”获取的收入，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合资等形式侵吞国有资产所获取的收入，金融、证券等机构的一些业内人事通过违规操作获取的收入，一些党政机构的负责人或其子女利用价格、汇率等双轨制形成的差价获取的收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