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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郭忠宏他，曾多次身临险境，生死难测，但却总能处变不惊，逢凶化吉；他，虽未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战场上陈兵逐鹿，但却精心策划过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情报战。
大革命时期，他投身革命，领一时风骚；大革命失败后，他打入敌营，窃情报、巧周旋；西安事变前后，他秘联张、杨，辗转奔波；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撒网布点，收集敌情。
他，就是中共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李克农。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功勋卓著、带有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1926年冬，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部部长，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政变。
不久，芜湖地区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4月1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悬赏5万大洋缉拿李克农。
1928年春，李克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安徽秘密转移到上海。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钱壮飞的周密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
在敌人内部，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李克农往外传送情报的办法很巧妙：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宋季仁扮成佣人，天天往李克农办公室送饭菜。
李克农摆出官架子，动不动就骂宋季仁是“笨蛋”“蠢猪”。
一会训斥他米饭烧硬了，一会训斥他菜炒咸了。
整个走廊都能听到他的怒骂声。
宋季仁装出一副唯唯诺诺、受气挨打的模样，有时走出办公室时还抹着眼泪。
李克农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股长，别人不便在这位官长训斥佣人时走进他的办公室，而他们的情报就在这种气氛中传送了。
晚上回到家，关上大门，李克农和宋季仁常常为白天的表演笑得前俯后仰。
李克农三人特别小组有效地利用敌人的情报机构，使蒋介石多次企图破获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阴谋均告失败。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供出中共驻武汉交通机关等秘密地点，很快便有10余名同志被捕。
李克农谍战南京往事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在腥风血雨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入死，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两人一起被誉为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
预警白崇禧躲过日谍谋杀1937年8月27日，李克农带着几位助手匆匆离开大上海，搭乘沪宁线上的兰钢快车来到南京。
奉党中央之命，李克农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
当时，淞沪战场正处胶着状态，日军战机频繁空袭南京。
李克农平时很少穿军装，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这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三人应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
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
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的敏感度，李克农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于是，他悄悄捡起小纸团，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
”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情报？莫非他认识我？回到住处，李克农苦苦思索，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
最后，大家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但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渠道告诫白崇禧。
李克农想到一个人——在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
谢和赓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曾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
谢和赓的妻子和白崇禧家沾亲。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受白崇禧的信任。
谢和赓大学毕业后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后经党组织批准，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白崇禧十分信任谢和赓，每次参加高层的作战会议总是把他带在身边。
这次，谢和赓与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接上头后，立即向白崇禧报警。
白崇禧听后很感动，他深知自己之前的反共行为，没想到中共方面却出于抗战大局而向他发出善意的警告，同时也为共产党人的大义胸怀和磊落处事所折服。
红色谍报大亨——喜怒无常李克农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
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斜佩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外耀眼。
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这个有些特殊的“神秘将军”，就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
毛泽东说，李克农对党是立了大功的。
没有他，党的历史从三十年代以后可能要重写……命悬一线，提前了五分钟的胜利大逃亡李克农，曾用名漫梓、泽田、震中等，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一个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
红色潜流寻踪数说我党隐蔽战争的英雄们回顾红色潜流涌动的日子暗战中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构成了当年中统头子徐恩曾分外亲信的南京、上海、天津“铁三角”。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设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国家安全教育馆，给观众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48年秋天，蒋介石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策划，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偷袭石家庄。
西柏坡就在石家庄的附近，敌人甚至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石家庄以及西柏坡附近的轰炸目标。
10月22日敌军便开始行动了。
当时这份情报被我们打入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刘光国看到。
刘光国将此情报告诉了我地下党组织——社会部甘陵情报小组，但恰在此时，该情报小组的电台发生了故障，不能够及时地把情报发出去。
甘陵当即于23日中午，派秘密交通员刘之骥携带秘密材料徒步赶到了定县，在该处我一地下交通联络站，用电话向聂荣臻司令做了汇报。
其实，这份情报当时被从3个渠道同时上报了中央。
第二个渠道是当时《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他从同乡华北“剿总”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以及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杜长城处获得信息后，将这份重要的军事情报传到了中共中央军委。
同时，我们石家庄的地下党组织，也获得了这份情报。
当时解放军的军队主力，都在距西柏坡数百里之外，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
正是这份情报为粉碎敌人的偷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这次精彩的反击证明了我党隐蔽战线的力量，正是那些潜伏在敌人内部和敌人占领区里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为我党的主战场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信息，为赢得最终的胜利立下了千秋功绩。
今天，当我们走进西柏坡，走进全国一处处原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设立的地下联络点，可以发现，这些昔日的神秘之处，已经成为红色旅游景点。
它们吸引着人们重新走进那些腥风血雨的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前辈与先烈的坚强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在这里为您呈现出一批特别的红色旅游景点，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红色潜流涌动的日子。
回忆老首长李克农作者：黎虹来源：《报刊荟萃（上）》2017年第01期委托罗青长讲情报课1947年中秋节前夕，我们延安中学刚从陕北辗转半年后东渡黄河，住在山西临县的郝家坡村。
一天上午，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琚来到延安中学选调学员，我有幸被选中，分配在主管情报工作的一室。
当时，凡是新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要接受情报史的教育。
李克农委托刚从陕北回到机关的罗青长（时任一室主任）给我们讲情报课。
罗青长熟悉情况，口才又好，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他讲到的“顾顺章案”的细节犹令我记忆深刻。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机关进驻上海。
当时的上海情况复杂，敌特云集。
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共于1927年11月成立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负责，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中央特科成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潘汉年、刘鼎等人。
1928年至1929年，周恩来趁国民党建立最高特务机构的机会，先后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机构中统局，李克农担任中统局电讯部门负责人，钱壮飞担任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胡底以影视工作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他们三人成立一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
中央特科为什么由顾顺章负责呢？因为他是工人出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暴动时担任纠察队队长，表现英勇。
1930年因积极推行“立三路线”，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人鬼点子很多，还会变魔术，经常通过非正常手段为党中央筹集经费，且生活腐化，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1931年4月，中央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边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滞留武汉。
在武汉期间，他以艺名“华光奇”的招牌在公众场合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主动向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提出，他要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供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机密。
4月25日，正是星期六，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照例去上海玩女人，办公室只留钱壮飞值班。
上将李克农：用最后生命为“潜伏者”们出具证明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的出生就极有传奇性。
那是1927年4月，国民党安徽芜湖市当局发布了一份通缉令，以5万块大洋要中共安徽芜湖组织负责人李克农的人头。
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即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躲避。
不料，敌人很快打听到李克农的隐藏地，准备以突袭方式一网打尽。
李伦的母亲赵瑛通过一个在警察局做事的亲戚迅速了解到内情，获悉丈夫和同志们危在旦夕，便不顾身孕，连夜赶到江边，冒着大雨寻船过江，又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跌跌滚滚地奔跑了4公里多路。
正是由于赵瑛早半个小时给李克农和同志们报信，才使敌人的抓捕阴谋破产。
赵瑛和腹中的李伦为保卫革命干才立了一大功。
因此在李伦出世时，父亲便对他有一种特殊的钟爱，后来总是时常把他带在身边……待李伦再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3岁了。
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党组织安排赵瑛带着李伦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护工作。
李伦从父亲的脸上和语气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
从小他就晓得，父亲皮包里和办公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动一下，因为父亲对放置的东西都有记号，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觉和查问……1931年4月，父亲又突然失踪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李伦不得而知。
直到1958年父亲生病后，由于组织需要，父亲与罗青长委派的记者黄钢谈过一段对往事的回忆。
从那份珍贵的记录手稿中，李伦才弄明白父亲的那次失踪是由于党内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
顺着顾顺章叛变革命一事，李伦也弄清了父亲早年的许多革命经历。
原来，父亲从芜湖潜入上海后，便同当时被称为“小开”的潘汉年办党的报纸，组织文艺界人士和学生开展革命活动。
不久，国民党特务组织在社会上扩大招生的消息传出，经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同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心脏。
这便是后来被周恩来称誉的“龙潭三杰”。
许多年来，李伦及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
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
李伦记得，1987年12月28日，杨尚昆同志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
次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1933年冬日的一个夜晚，母亲拉着李伦的手说：“老父来信了，他在那边很好，特别想念你，很想让你写信给他。
”年仅6岁的李伦便边问边画歪歪扭扭地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老父，我现在上学了，认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没有钱买纸买笔，只好用废纸和笔头，有的还是捡的。
但我不淘气，读书也用功，学习成绩好……”后来他得知，父亲李克农在读到这封信时，激动和酸楚使他热泪盈眶。
这封信有些红军高层领导曾经看过，很多人看后也很心酸。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10岁的李伦正跟随着父母在上海。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李克农奉命在上海设立共产党的办事处。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
李伦对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声、紧张的生活。
11月初，上海沦陷，长江封锁，李伦随母亲经过苏北的内河，辗转撤离到南京。
父亲已先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离到武汉。
其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均设在武汉，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
不久，“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提出来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士团结合作，为保卫这个华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种动员工作。
那几个月对李伦来说，是战火中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
他随父亲住在办事处。
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也都在办事处。
尽管父亲叮嘱李伦不要去打扰这些公务繁忙的前辈，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没事就楼上楼下地串门，很快就同一至四楼的人混熟了。
周恩来和邓妈妈住在四楼，特别喜欢小孩，两人经常给李伦饼干和糖果。
开始他不敢接，后来父亲说：“周伯伯和邓妈妈给你的东西可以吃，但不能影响他们工作。
”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前，李伦随大人撤退到长沙，住在远郊区。
他对当时发生的“长沙大火”还记忆犹新，回忆说在远郊都能看到城里起了大火，天上的云彩都变红了。
那时候的李伦，当然不能了解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焦土抗战”在抗战初期的重要地位，但他却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惨烈。
他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难民。
火车的车厢顶和机车头上，都挤满了难民，汽车也一样拥挤，一路上都是扶老携幼、饥寒交迫的难民。
武汉失陷前，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人员西迁重庆，成立了重庆办事处，小部分经停长沙一段时间后，1938年底再撤到广西成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
桂林办事处是长江局的派出机构，是我党在南方的联络中心。
这时的桂林已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学者云集。
同时又是我国通往海外的唯一交通线，我军经越南海防采购物资和接受华侨捐献物资经南宁入境至桂林，许多南洋爱国青年也是先抵达桂林，同办事处人员接上头后，再经重庆去延安。
看到无所事事的儿子，李克农觉得该给他找点事儿做，便让他到办事处当了一名勤务兵。
因此，李伦的军旅生涯从1939年12岁时开始算起。
这在全军恐怕都不多见。
一个月之后，组织上又安排李伦去电台学习无线电报务。
他反应快、记忆力好，很快就能独立值班。
李伦回忆说：短暂的报务员生涯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报务员最重要的是忠诚、守纪律。
当时电台的报务员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经过长征，是死亡线上幸存的老革命。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决定桂林办事处撤退，人员经重庆撤到延安。
在重庆红岩村招待所里，李伦认识了几位同龄的小朋友。
他们中有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彭湃的儿子彭士禄和蔡楚明的儿子蔡诚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
从这时到抗战胜利，他有四年时光是在延河边度过。
李伦回忆说：这是非常艰苦但又精神饱满的四年。
这段时光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格外重要，我真正了解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意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深深感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刚到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地点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窑洞里。
饭桌上毛泽东有说有笑，问孩子们：知道你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刚满20岁的李伦的姐姐李冰睁着大眼回答。
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
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特务！”毛主席在这次吃饭时说道：李克农是一个好人。
当年在苏区，我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我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叶子龙；还有，我当时患肺病，是李克农搞来鱼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警卫工作做得很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
他是真请还是假请，这是中央决策前必须弄清的。
很快，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面前。
情报行家李克农从繁多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邀请不过是演戏。
李克农的杰作使中央掌握了蒋介石的心理，也让毛泽东心里有了把握。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坚决主张亲自赴渝谈判。
李伦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石家庄、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荣立过一等功；建国后长期在军事交通及全军后勤战线辛勤工作，成为这一战线的主要领导之一。
为此，他曾被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第八届人大常委等。
李伦清楚的记得，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父亲李克农也一直护送到满洲里。
路上他除了与毛泽东谈工作，也陪毛泽东聊天。
也就在同毛泽东聊天中，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哦？”毛泽东来了兴趣。
他没说下去，等待李克农的下文。
李克农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
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事了！”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机智的：“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到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他笑着对李克农说：“你这个李克农啊！还要给我上课？好！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同斯大林唠唠你们那摊子事呢！”果然，毛泽东到苏联后就与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
不久，李克农奉召到苏，研究合作事宜……在中苏情报战线合作不久，由于受当时“一边倒”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李克农汇报工作后，对中苏情报工作合作做了8个字的指示，大意是“诚恳、完全、毫无保留”。
对毛泽东的指示，李克农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也有自己的思考。
他为此有说法：“浑身脱得光光，暴露无遗。
但心里秘密只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情报工作并未受到大损失……1955年国庆前，身兼中央调查部长、中情委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上将。
李伦记得1957年12月的一个中午，父亲饭后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咳嗽。
没料到一下摔倒，头不幸地朝下砸在石台阶上，头部开裂……周恩来指示全国脑外科专家赶往北京，组织抢救。
据李伦回忆：两个月后，父亲醒来，脑子不行了，不能说话，记忆大部分消失，说话逻辑也不行了……这以后他开始了几年的休养。
李克农恢复记忆不久，便关注起一批特殊的人物，这就是曾被我们党派到敌人阵营中长期潜伏，历史无法弄清的人。
他们忠诚地为党工作，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遭到怀疑未被重用，但依然在被分配的岗位上无怨无悔地为人民服务，体现出超乎常人的高风亮节。
李克农为他们一一出具证明，使其取得组织的重新信任并安排到恰当的岗位上。
到1962年，李克农的身体不允许他继续工作了。
1962年2月7日，李克农的病情加重。
2月9日下午住院，不料，当晚他就在北京医院去世。
“文革”开始后，有人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李克农的历史问题。
周恩来怒目正色地说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来也难得见我了！”很快，毛泽东也赞扬李克农：他打入国民党徐恩曾那里是立了大功的。
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要告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