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与前瞻_王爱学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与前瞻 ＊
王爱学 赵定涛
（ 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６１）
摘要：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源远流长。本文简要回顾了其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 试图总结其主要研究内容，
并指出新近发展趋势。
关键词： 公共产品； 公共选择； 俱乐部产品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经过 ２００ 多年的发展，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已经从思想巨匠的深邃火花， 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崭新 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经济学大师， 其中不乏世界顶级的一流大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本文拟简要回顾其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 总结其主要研究内容， 指出其新近发展趋势和对我国正 在建设的和谐社会的启示。
＊本文是安徽省软科学课题《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 ０６０３５０５８ｃ） 的阶段性成果。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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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 并且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 因此使得政府支出的规模也相应增长。这一观点后来 被人们称为“瓦格纳法则”（ Ｗａｇｎｅｒ’ｓ Ｌａｗ） 。
“瓦格纳法则”后来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验证。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对战后美国公共经济部门 不断膨胀的历史进行研究后预言， 在美国未来的岁月里， 不论哪一个党执政， 政府支出上升的趋势都会 继续下去， 并至少占 ＧＮＰ 的 ２５％。美国著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对 ６０ 年代英、美、 德三国公共支出做了详尽考察， 结果表明， 西方工业国家公共部门的发展趋势同“瓦格纳法则”基本符 合 。 公 共 支 出 占 ＧＮＰ 的 比 例 ， 英 国 从 １８９０ 年 的 ８．９％上 升 到 １９５５ 年 的 ３６．６％（ 后 来 又 从 １９５５ 年 的 ３３．５％上升到 １９８７ 年的 ４８．１％） ； 美国从 １８９０ 年的 ７．１％上升到 １９６２ 年的 ４４．１％。后来， 斯蒂格利茨在 ８０ 年代中期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做了比较考察， 在 １２ 个主要国家中， 日本公共支出比例最 低， 占 ＧＮＰ 的 ３５％， 瑞典最高， 接近 ＧＮＰ 的 ７０％。④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西方学者在对战后东西方国家 的社会福利开支作了比较研究后发现， 不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福利开支呈现膨胀趋势， 社会主义国 家的公共开支大体符合“瓦格纳法则”， 只是增长速度稍低于西方国家。可以说， 瓦格纳最早从实证的角 度研究并证实了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职责且得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主要研内容
从上面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 产生了不同 的流派， 建立了不同模型， 内容庞杂， 十分丰富。归纳起来， 主要集中在以下相互关联、不断深化、依次推 进的四个层次。见下表：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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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 五） 公共产品理论的成型— ——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 詹姆斯·Ｍ·布坎南著作等身， 建树颇丰。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将政治决策的分析 与经济理论结合了起来， 与戈登·图洛克、肯尼思·阿罗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 成为现代“公共部门 经济学”的起源。公共选择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 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 非市场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公共选择理论为公共产品理论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并与公共产品 理论一起成为当今众多《公共经济学》教材的姐妹篇。 布坎南认为， １９６０ 年以前的公共经济学更准确地说是公共财政学， 因为那时中心议题是如何提高 公共活动的最佳收益。在马歇尔经济学统治下，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被认为是功利主义的胡说。通过 Ｒ ． Ａ．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 Ｈｏｗａｒｄ Ｂｏｗｅｎ，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Ｊ． Ｇ． Ｈｅａｄ 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 这个不足直到 ２０ 世 纪最后 ３０ 年才逐渐被克服。⑨ 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１９６５ 年， 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 济理论》一文中指出， 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 现实社会中， 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 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所谓俱乐部产品就是这样一类产品， 一些人能消 费， 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在该文中， 布坎南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得出了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 模。他指出， 俱乐部成员的最优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随着该俱乐部产品数量的边际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认为俱乐部的所有者能够固化他们的价格， 接受新的成员只要每个成员的边际收益不小于他或她的边 际成本。这样， 根据边际成本与收益分析， 俱乐部通过接受愿意支付的新成员而达到规模最优。⑩布坎南 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 六） 公共经济学的确立— ——马斯格雷夫和斯蒂格利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很长时间里， 公共经济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或公共部门经济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并不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之前， 公共经济学作为一 个专有的学术概念， 还没有见之于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及其经典文论。公共经济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经济学科， 它的最终形成， 是从现代财政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的理论体系中逐步扩展、衍生和发展出来的。 作为具有学术标志性的事情，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 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称经典的《财政 学原理： 公共经济研究》一书， 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ｌ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６５ 年， 他又以法文和英 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 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 直接把“公共经济学”列入书名。 以此发端， 大多数著名财政学家的著述， 都开始把财政学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在 这里， 学科名称的转变并非只是名词更新和文辞新解， 而是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目标上都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美国经济学家、１９９９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教授， 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 分类。他提出公共经济学主要研究三个类别的问题： 一是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 以及这些活动是怎样 组织的， 二是尽可能地理解和预测政府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 三是评价政府组织公共经济活动的各种 政策。首先需要完善对政府公共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 因为不同的评价标准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评价结 论； 然后需要对评价标准给以比较规范的说明。同时提出公共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１１其《公共 经济学》专著不仅在美国、中国等国家不断再版， 而且深受欢迎。至此， 成熟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框架已 经完全形成了。
（ 三） 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 ——林达尔均衡 “公共产品”一词最早由瑞典人林达尔（ Ｌｉｎｄａｈｌ， １９１９） 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林达 尔指出， 假如两个非势均力敌的政党谈判一项政府支出， 结果将是各种最优的和非最优的产出。这是因 为每个政党都试图打破均衡以更加有利于自己。但是， 假如这两个政党拥有相同的谈判权力， 产出将位 于一个“标准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一个政党的最后一个单位货币花费的边际价值将与另一个政党最 后一个货币单位花费的边际价值相等。换句话说， 在民主进程中， 类似这样的政党间的谈判， 将导致最 优结果。林达尔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林达尔均衡”思想。 他分析了两个消费者共同 纳税分担一件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 指出每人在总税额中应纳份额应与他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所享有 的效用价值相等。这些税收份额即为他的税收价格， 这个价格就是著名的“林达尔价格”， 其形成的供求 均衡被成为“林达尔均衡”。⑤这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费用的来源问题， 极大地促进西方公共财政理 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四） 研究范式的建立— ——萨缪尔森条件 真正将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两个概念明确区分的是萨缪尔森（ Ｐａｕ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５４） 。萨缪尔森发 表他的那篇著名论文⑥以前， 关于公共产品的估价问题的研究进展缓慢。休谟、麦迪逊和穆勒等提出了 “搭便车”思想， 自愿交易理论家如林达尔、Ｗｉｃｋｓｅｌｌ 等人作出了哪些物品适合私人生产， 哪些物品适合 公共生产，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 １９３９） ， Ｂｏｗｅｎ（ １９４３） 和 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５２） 等人在萨缪尔森以前为创建公共产品最优生 产的数学条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除了萨缪尔森（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以外，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将 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特征作出如此清晰的区分。⑦萨缪尔森认为， “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这种产品 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相对而言， 私人物品是指“如果一种物品能够加以分 割， 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照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人， 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这个定义 主要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但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定义可以看出， 公共产品天生具有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基本属性， 正是由于这两个属性， 因而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价格体系来控制 公共产品的消费。当公共产品市场中配置资源的价格体系缺失时， 政府就变成这个市场的主要配置者， 或者由政府的公营企业来垄断提供。他指出， 在两个人和两个私人产品的世界里， 最优条件是 ＭＲ Ｓ１＝ ＭＲ Ｓ２＝ ＭＲ Ｔ。但当这两个产品中的一个变为公共产品时， 最优条件也就随之变为 ＭＲ Ｓ１＋ ＭＲ Ｓ２＝ ＭＲ Ｔ。这一新的均衡条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来说是一个“损失惨重”的挑战， 因为市场价格机制适 用所有消费者， 而这些新条件需要单独的各不相同的价格去满足每一个消费者。萨缪尔森指出， 中央价 格机制和投票或者信号机制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自私的个人将会总是掩盖他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 求。对付这个问题， “办法总是存在的， 问题是如何发现它”。⑧
一、简要回顾
（ 一） 研究的古典溯源— ——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和大卫．休谟的“搭便车”思想 虽然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都是崇尚自由主义的鼻祖， 但他们关于政府是“守夜人”和个人“搭便 车”思想仍然可以为视为公共产品理论的古典渊源。① 大卫·休谟是最早发现并提出“搭便车”的理论家。他在 １７３９ 年出版的《人性论》中写道： 两个邻居 商定共同浇灌一块他们共同拥有的牧场， 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 如果他不完成他的那部分工作， 那他将 最终失去整个牧场。然而， 对于赞同任何同样行动的一千个人来说， 判定他们是否作出同样的努力将是 非常困难的， 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对他们来说， 执行如此复杂的设计并采取一致行动将是非常困难 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寻找托词以使自己免得承担由此带来的麻烦和花费， 而使其他人承担整个负担。② 可见， 这与 Ｏｌｓｏｎ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集中阐述的思想如出一辙。 亚当·斯密在 １７７６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对政府职能作了经典性的界定， 影响至今不衰。他认为， 自 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政府只需充当一个“守夜人”足矣。从而政府的职 能有三项： 第一， 保护社会， 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 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 使其不受 社会上任何他人的侵害或压迫； 第三， 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③因此， 对于国家安 全、社会安全、司法制度、公共事业等这类事项， 由于“搭便车”的存在， 私人缺乏提供的激励， 需要政府 的介入， 用税收手段来筹集资金并提供这些产品。在这里， 即使主张“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也承认政 府应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由于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才导致政府的产生。 （ 二） 公共思想的火花— ——瓦格纳法则 １８８２ 年， 瓦格纳通过对 １９ 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 提出了“公 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 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它可以表述为， 由于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弹性较 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人们对包括法律、警察、金融、教育、文化和医疗等公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