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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绅士家庭 幼年好学丁文江，字在君，１８８７年４月１３日生于江苏泰兴。
丁文江的父亲丁吉庵，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
母亲单氏，生有四子，长子丁文涛，次子丁文江，三子丁文潮，四子丁文渊。
另有同父异母的三个弟弟：大弟丁文谰，二弟丁文浩，三弟丁文治。
丁文江天资聪慧过人，刚学说话时母亲就教他识字。
出门在外，每遇门联匾牌类文，都教其认之；或到药店时，即教识药题。
字义浅易的，即给解释。
这样，他五岁时就能过目成诵，于是就送蒙馆进行启蒙教育。
这时，书上的字识之者多，并求其甚解，略解其义，不以颂读为苦，而以学为乐。
仅四五年时间，四书五经就已读完，并且特别喜欢读古今诗词，读起来琅琅上口。
老师对其天资十分惊奇，问他将来有什么志愿。
他立即答曰：“还读我书”。
所以，他读书从不认为是苦，而是以读书为乐事，且乐在其中了。
丁文江自幼好学，还喜欢阅读古今小说，尤其喜欢读《三国演义》。
六七岁时就读《纲鉴易知录》、《四史》、《资治通鉴》等，还涉猎了古人最为推崇的陆宣公（贽）、史督师（可法），又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
１１岁便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
母亲单氏教子有方，诸事有章，从不懈怠，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定程，一钱之费必无妄耗。
丁氏兄弟的良好品质和习惯，都是来自父母的良好调养和教育。
二、巧遇伯乐 勤奋成才丁文江１３岁考中学院秀才。
这年正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年（１８９９）提倡新学。
这个学院在湖南的攸县。
在这里，丁文江遇到了恩师龙研仙先生。
龙研仙先生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
而龙润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
所以，龙研仙自然受其先辈的影响，提倡新学了。
前面提到的丁文江所学诸学文，都是龙研仙先生所教。
攸县在湖南省衡山东南，茶陵西北。
而泰兴县那时属于南通州江北的小县，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
丁文江离开了这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到了攸县这个地方，又适逢这样的时代和遇到这样的良师，故得以茁壮成长。
“稀有人物”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纵横于科学、政治、实业三界，皆有成就。
同时代的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蔡元培称“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
傅斯年说：“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
”德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评价：“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英国大科学家罗素则直言：“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干的中国人。
”地质调查所所长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于1911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
随即回国，积极投身于建造我国的地质学基础。
他规划了其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祖师。
1913年初，丁文江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
为了全面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将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均由丁文江担任所长。
这是中国首个地质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
丁文江认为，要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
1913年10月，经他考试和综合评定，30名学生入地质所开始学习。
教学中，他非常重视实地训练，提出每星期必由老师带领学生分组实地工作一次。
学生们分头参加实地考察，他们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几百里的山山水水，实地归来，必须写出报告，再由丁文江和老师们指出得失。
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都可独立工作。
这批学生毕业后，地质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此展开。
地质学是那个时代的高精尖学科，师资匮乏。
丁文江费尽心思，为地质所请来了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和《瑞典地质勘探》主编安特生，为北京大学地质系请来了李四光和葛利普。
这极大促进了我国地质人才的培养。
地质调查倾注了丁文江大量心血。
丁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原则，并在调查中身体力行。
第8卷第3期2008年9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 l of N anjing Insti u te of Industr y Tec hnologyVol18,No13Sep1,2008丁文江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之任为考察中心李兴勇(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丁文江作为近代亦学亦政的知识分子,地质学成就已有公论,惟因为他曾就任孙传芳控制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其政治思想与实践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
考察丁文江就任淞沪总办的经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丁文江政治思想的特质及其局限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相交织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又勉不了政治悲剧的结局。
关键词:丁文江;淞沪总办;政治思想;知识分子中图分类号:D92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644(2008)03-0019-04丁文江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事业的开拓者,其学术成就已有公论,但他1926年就任孙传芳控制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以下均简称为淞沪总办)的那段经历常为后人所诟病,成为他曾为北洋军阀僚属的明证,以致其政治思想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经历的梳理,有助于廓清对丁文江认识上的误区。
丁文江去世后,傅斯年在追忆好友的文章中对丁文江担任淞沪总办的经历有过详尽的叙述[1];胡适1956年撰写5丁文江的传记6,一方面追忆亡友,一方面花大量笔墨说明丁氏就任前实不知情和建设/大上海0的事功,算是为亡友这段/一生最被人误会0[2]的政治生活辨冤。
近年来也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精神动力、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对近代军阀的独特看法等方面来阐述丁文江就任淞沪总办的思想缘由[3],对于丁文江短短任期内的成绩也多有涉及[4]。
本文试图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大背景下探讨丁文江就任淞沪总办的政治思想缘由,进而试图对丁文江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作出历史的评价。
1丁文江就任淞沪总办之政治思想缘由丁文江如何被孙传芳网罗及如何进入孙氏政治集团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很难详知,胡适5丁文江的传记6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线索。
丁文江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刍议摘要：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主要代表。
过去学界在论及这一论战时，一般论者只注意丁文江与张君劢的思想差异，往往忽略了他与张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研究系背景；只纠缠于对参与论战者文本字里行间的歧异解释，忽略了他们在论争背后的“策略”运用，特别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争夺话语权的意图。
关键词：丁文江；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科学派；玄学派一在科学与“玄学”论战的两大派中，丁文江、张君劢分别是两派挂帅的人物。
丁文江与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前有许多类似经历：其一，两人同岁(1887年出生)同省，张是江苏嘉定人氏，丁是江苏泰兴人。
其二，两人都出生在农村的大家庭，且排行第二。
张出生在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其父生子女十四(成人者男六女五)；丁出生在一个富绅家庭，其父生子7人。
其三，两人早年都有过报考传统功名的经历，旧学根柢不错。
张6岁开蒙读书，12岁考入上海广方言馆，1902年参加宝山县县试，考中秀才。
丁亦6岁入塾读书，13岁考秀才，博得泰兴县知县龙璋的赏识。
其四，两人都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官费补助，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而在留学期间，又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与立宪派人或革命党人发生关系。
张于1906年被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预科学习，1910年夏毕业。
留日期间，张加入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创办《宪政新志》。
丁1902年赴日留学，在留日期间曾参与《江苏》一刊的编辑；1904年负笈英伦，留英期间，与吴稚晖来往密切，并随其在伦敦拜访过孙中山先生，留日、留英期间均受到官费补助。
区别之处：张学政治学，丁学动物学、地质学。
其五，两人均为1911年学成回国，随后参加了清朝学部为游学毕业生举行的考试，两人都有过在北京政府供职的经历。
张君劢于1911年5月经过考试被清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初年，他参与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民主党等，周旋于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之间；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6年回国；参加了反袁斗争，成为梁启超研究系的骨干。
２０世纪初近代科学的提倡与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侯云灏人文学科受到自然科学成就的巨大鼓舞，纷向自然科学看齐，争先恐后地采用自然科学方始了其科学化的漫长道路。
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出现，既有近代科学观念的影响，又有其它史考证学思潮兴起的情况来谈一下我们的看法，以就正于史界同仁。
一、２０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所以“新”，主要表现在其近代的科学观念和方法。
科学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①早在祖国富强和科技发展做贡献，一年之内共出版期。
年梁启超倡导进化论，批判旧史学，主张“史界革命”。
②１年任鸿隽、赵元任等人在美国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振兴实业”为宗旨，为中国科学的普及和发展奔走呼号。
年，张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③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①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９７版，第１４页。
②进化论在当时是一种最有影响力的科学观念，曾被作为科学的主要内容。
③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年版，第页。
２０世纪初近代科学的提倡与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２１的关于科学与哲学问题的论战。
科玄论战对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虽然未能争论出个结果，但是，通过论战，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却大大地增强了，实际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科学普及的作用。
此后，《科学概论》、《科学方法论》之类的书籍出版近百种。
任鸿隽是２０世纪初普及科学观念最切实有力的倡导者。
他说：“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依理论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
”①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科学，“有许多社会现象经过科学方法的研究，都变成了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等是。
”②历史学也是科学。
而早在１９１５年出版的《科学》杂志中，任鸿隽并不认为历史学可以成为科学。
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他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
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
国难危机与因应之道：丁文江的“好人”思想和实践自1922年《努力周报》创办始，丁文江就一直矢力于“好人”政治的预备与鼓吹，自己也理所当然的以“好人”自视。
正因将“好人”问政作为政治清明社会改良的起点，丁文江本人就一直戮力议政。
即使在1926年遭受任职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颠踬后，也未多受干扰，1932年他又与胡适等人重拾办刊议政之坠绪，迎来了一生中问政最为努力、知识分子精神表露最为充分的时期。
《独立评论》四年间丁文江作为“好人”的个体努力，及其对张学良、蒋介石的具体建言，构成了“好人”思想在国难深重条件下的双重实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探讨丁对时局的所有关切，仅拟重点检视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他向张学良、蒋介石等最高层当局所提出的一家之言。
一受国难危机日益深重的引发，丁文江对政府的外交建言明显较前为多，但与对外力的期待相比，内政的改进才是他的根本属意所在。
一般而言，政治变革无外乎两途，即通过或武力或和平的手段来打破当下政治的僵滞。
这两种途径所代表方向的争持近代以来愈演愈烈，20年代军阀统治时期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的对峙即为显例。
然而由辛亥革命启其端的“武力革命”（在这里革命主要指通过暴力手段达成某种目的而言，其丰富的诠释意义并未涵括净尽）途径无疑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即以一、二期北伐战争所获得，甚至30年代初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争夺也可以被认作这一方式的延续。
“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具有显而易见的话语霸权。
但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自谓（注：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页。
）的丁文江明确认定“革命”绝非较有效率的内政改进之药方，他甚至根本怀疑革命成功的可能性。
1932年7月他所发表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实为此一思想的概括总结，也可视作丁氏本人关于国难时期政治改革的纲领。
（注：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追忆丁文江先生文/丁 亚作者简介 丁亚，江苏省泰兴市政协主席，从事文化研究等。
丁文江先生是近代中国科学史、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81年前，先生因公殉职。
英商《字林西报》发表社论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对其一生最中肯的总结和诠释。
虽然先生从未标榜过“爱国”，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勤勉努力的精神，“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爱国情怀，至今仍熠熠生辉。
科学救国的实干者文江先生少年负笈东瀛、辗转英伦，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选择了具有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学科，以优异成绩取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士学位。
丁先生学成归国之时，中国地质教育、调查和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地质探矿为外国人垄断。
章鸿钊先生已经写出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但未能付诸实施。
丁文江与章鸿钊一拍即合，以“天生能办事”的行政才干和组织能力，加上后来的翁文灏，三人共同把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地质科学不断向前推进。
其中文江先生出力之巨，实为先驱“第一人”。
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训练造就人才。
他筹建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开我国地质教育先河，首期毕业的18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地质科学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学系，帮助延聘外籍教授，后来更是担任研究教授，参与领导地质教学工作；敦请中央大学开设地质系，并担任名誉教授，为培养我国地质专才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开展地质调查。
他担任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不畏艰险，登山涉水，坚持“登山必达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对我国地层、岩石、造山运动的考察和矿产调查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为地质调查树立了典范。
第三，加强学术交流。
他倡编《中国古生物志》，亲任总编辑，使之成为中外闻名的科技杂志；制作区域地质图，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及相关论文；筹建并担任地质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组织中外学术交流，赢得世界级声誉，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
稀有人物”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纵横于科学、政治、实业三界，皆有成就。
同时代的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蔡元培称“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 。
傅斯年说：“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利普评价：“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英国大科学家罗素则直言：“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干的中国人。
”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
”德国地质学家葛地质调查所所长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于1911 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
随即回国，积极投身于建造我国的地质学基础。
他规划了其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祖师。
1913 年初，丁文江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
为了全面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将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均由丁文江担任所长。
这是中国首个地质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
丁文江认为，要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
1913年10月，经他考试和综合评定，30名学生入地质所开始学习。
教学中，他非常重视实地训练，提出每星期必由老师带领学生分组实地工作一次。
学生们分头参加实地考察，他们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几百里的山山水水，实地归来，必须写出报告，再由丁文江和老师们指出得失。
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都可独立工作。
这批学生毕业后，地质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此展开。
地质学是那个时代的高精尖学科，师资匮乏。
丁文江费尽心思，为地质所请来了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和《瑞典地质勘探》主编安特生，为北京大学地质系请来了李四光和葛利普。
这极大促进了我国地质人才的培养。
地质调查倾注了丁文江大量心血。
丁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 的原则，并在调查中身体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