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_汪信砚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汪信砚摘　要：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

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

关键词：西学东渐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者汪信砚，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楚天学者计划”讲座教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人们开始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即一百年多来的西学东渐史，并对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

其中，有学者论说过西学东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有学者考察过西学东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西学”的思想交锋，还有学者辨析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学”之间的归属关系。

①应该说，这些探讨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野，能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

但是，到·４·＊①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６２）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张金荣：《近代西学东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目前为止，这些探讨还不够深入，人们在这些探讨中提出的某些看法和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值得商榷。

鉴于此，本文拟对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作一专门的考察和论析。

一学界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学说，特别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这种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

首先，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了中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的主体，最初是来华的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后来则主要是清政府出使欧美和日本的外交人员、赴欧美和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

虽然这些人背景不同、目的各异，并不认同甚至也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附带地、零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清政府的外交人员和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如崇厚、张德彝、王韬、高从望、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等人就曾在他们的记述、报道和著作中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

例如，１８７１年初，清政府派兵部左侍郎崇厚出使法国，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以英文翻译人员的身份随行。

他们到达法国后，恰逢巴黎公社革命爆发。

崇厚将其所目睹的情况写入日记中，而张德彝则根据其所见所闻撰写了《三述奇·随使法国记》一书。

王韬也翻译和撰写了许多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于１８７３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印发行。

此外，高从望撰写的《随轺笔记》、黎庶昌撰写的《西洋杂志》、李凤苞撰写的《使德日记》、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等著作，也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社会主义。

①１８９９年４月，西方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

该文系英国哲学家本杰明·颉德（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Ｋｉｄｄ）所著的《社会进化》（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一书的前四章，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

其·５·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①科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刘放桐：《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百年反思之一》，《东南学术》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①　参见张金荣：《近代西学东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推动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中第三章写道：“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

”①这里所谓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学说，而所谓“主于资本者”即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

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连载了日本著名法学家有贺长雄著、坂崎斌译的《近世政治史》，这是一部关于欧洲１９世纪政治斗争史的著作。

该书共七章，其中，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部分“万国工人总会及德意志支部”介绍了马克思流亡伦敦、召集各国工人之首领创立万国工人总会（第一国际）的情况，简述了第一国际的宗旨、规约、组织机构、斗争纲领及其在伦敦、日内瓦、洛桑、伯尔尼、巴塞尔等地召开会议的决议，还述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黎白克内脱（李卜克内西）和败败而（倍倍尔）在万国工人总会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

据考证，这是在中国人创办的报刊上第一次出现“社会主义”一词，并首次把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

②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也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

康有为１８８４开始编写《人类公理》，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避居印度时最后完稿并定名为《大同书》，他在该书中构建其大同理想时介绍并吸收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思想，梁启超甚至称康有为的哲学是一种“社会主义派哲学”。

③他在《大同书》中说：“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

乃势之自然也。

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

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

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

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

”④这里所谓的“人群之说”就是指社会主义学说，而“均产之说”则是指共产主义学说。

从１９０２年１０月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简述了马克思的思想。

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称马克思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并引用本杰明·颉德的话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引者注）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引者注）之个人主义。

”“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６·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７期①②③④李提摩太译，蔡芝绂撰文：《大同学第三章　相争相进之理》，《万国公报》第１２３卷，１８９９年４月。

参见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世界政治资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梁启超：《康有为传》，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５３页。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３５年，第３５６页。

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①据说，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最早记载。

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梁启超又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

他写道：“观夫近今社会党之生计学者，其论托辣斯也，不惟无贬词，且以其有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

故知天下事有相反而相成、并行而不悖者，此类是已。

”②而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梁启超指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

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③虽然这些介绍并不完全准确，但它们在帮助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叶夏声、廖仲恺等人也在各自的著述中以不同的方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１９０３年２月，马君武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在论述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时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并称“马克司者，以唯物史解历史学之人也。

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④该文所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列举了２６部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其中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５部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这是最早在中文书刊中出现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的介绍。

１９０５年８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同盟会成员积极介绍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１９０６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２、３号连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势伸），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简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

１９０７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及其刊物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

１９０８年１月，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第１５卷刊载了恩格斯１８８８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的序言，这是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恩格斯中译本的著作。

这一卷的《天义》还对其后将发表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作了预告。

后来，《天义》虽然并未发表《共产党宣言》全译文，但刊载了其前两章内容，并在１６—１９卷合刊上发表了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写的译序。

该合刊还摘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些段落。

·７·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①②③④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１８号，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新民丛报》第４２、４３号合本，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２日。

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第４６、４７、４８号合本，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４日。

莫世祥编：《马君武集（１９００—１９１９）》，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４页。

另一本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界》也曾先后载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于１９１２年连载了由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对该书的最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