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提升与维持的政策思考

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提升与维持的政策思考广西柳州监狱梁仁德【摘要】：提升与维持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是监狱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的具体化。

监狱民警的幸福感是辩证唯物的，是衡量监狱事业发展与进步、监测监狱事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是监狱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当前监狱民警幸福感缺失的情况较为突出，本文深入分析和研究了监狱民警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与维持好监狱民警幸福感的一些政策框架。

【关键词】：监狱民警幸福感提升与维持政策思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之一，是我党借鉴、吸收中外历史和现代执政党管理国家经验的科学总结。

监狱系统如何在自身工作中把这一理念具体化，是监狱决策者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笔者认为，监狱系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核心是抓住提升和维持好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这个关键，首要是通过各种政策来提升和维持好基层民警的幸福感，使之产生向心力，结成凝聚力，焕发战斗力，形成生产力，全面推动监狱事业发展，使监狱成为社会稳定的捍卫者、社会和谐的建设者、社会发展的推动者。

一、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的基本概念和探讨方向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监狱民警幸福感可以通俗地表述为：监狱民警幸福感是民警对自身生存状态、发展条件的一种积极健康的心理体验，内在表现形式为监狱民警队伍心理和精神上满足、愉悦、乐观，外在表现形式为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律、守责、奉献。

监狱民警幸福感作为监狱民警对价值目标追求的感性认识和心理体验，它同任何价值观念都是主体同客体的关系一样，也关系到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状况两个方面，它以主观方面的生活目标、理想为前提，又以客观方面的生活过程、生活条件为基础。

幸福感的强和弱是监狱民警按照自己的尺度来衡量的，是他们依据自己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去考究的，所以它有主观性一面。

但是，他们的幸福感又是通过对客观生活过程和生活条件的实际体验，而且是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相互比较才判断出来的，所以它又有客观性。

因此，监狱民警的幸福感是监狱民警对客观存在的状况和主观的精神状态认识和体验的和谐与统一，即监狱民警幸福感具有唯物性。

同时，还应该认识到，监狱民警的幸福感和失落感这两个概念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幸福感作为监狱民警对客观存在的状况和主观的精神状态认识和体验的和谐与统一，不是无矛盾、无差别的。

否则，就会把监狱民警的幸福感简单化、庸俗化，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恰恰相反，监狱民警的幸福感总是把它的对立面——失落感包含于自身。

如果监狱民警的幸福感离开了它的对立面，就不能存在；事实上，如果说幸福感是监狱民警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种积极肯定的评价和体验，那么失落感则是监狱民警对生存状况的一种消极否定的评价和体验。

幸福感的内在表现形式为监狱民警队伍精神上充实、欣慰、愉悦，外在表现形式为在工作、生活中自律、守责、奉献；失落感则是监狱民警在心理和精神上痛苦、忧郁、空虚，在工作和生活中拖沓、消极、散漫。

老子说过“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这说明了，幸福感和失落感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又相互转化的。

因此，监狱民警的幸福感具有辩证性。

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洛斯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当今被理论学界广泛接受的需要理论。

他把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有学者，根据此理论，把幸福分三个层次：物质幸福，社会关系幸福，精神幸福。

受此启示，笔者本文选择“物质幸福感、精神幸福感的政策构建”作为提升与维持监狱民警幸福感政策思考方向。

二、当前监狱人民警察幸福感现状笔者在调入监狱工作前，有多个不同部门工作的经历，对不同部门员工的幸福感有一定的认识和感受，笔者曾在乡镇任过职，认为乡镇工作最难驾驭，工作面广、线长，人、财、物的保障难到位，但乡镇干部的幸福感比监狱民警强，监狱民警尤其是基层民警的幸福感状况确实是令人堪忧。

幸福感是一个人对生存状况和发展条件的满意度，由于人认识和体验世界的复杂性，单一以某个民警作为评价监狱民警的幸福感并不科学，但，当前整个民警队伍都觉得幸福度不高，尤其是基层一线民警更加强烈。

这从于海霞、毕鸿燕、陈立成等发表的《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研究》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作者为对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用修订后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以分批集体测量的方式对 3 个省份 4 座男犯监狱的252 名监狱警察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①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程度低于社会人群; ②男犯监狱女性人民警察幸福感程度高于男性人民警察; ③日工作时间超过8 小时的监狱人民警察的幸福感低于8 小时以内的监狱人民警察。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6 年第14 卷第 1 期Ch ina Jou rnal of H ealth P sycho logy2006, V o l 14, N o. 1）这说明监狱系统在制度设计上，在决策的思考上对民警幸福感的提升和维持存在问题和不足。

当前影响监狱民警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

社会学家普遍持这样的观点，没有财富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太高的国度，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正比特点，有学者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

而监狱民警的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尤其是与居住地公安民警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监狱民警，为了婚姻及子女教育，不得不在城市购买房子；为了平衡工作与教育子女、赡养老人之间关系，不得不购买车子。

因此，年轻的监狱民警在积攒钱付房子首付，年纪大一些的民警在还房贷、车贷，加上CPI指数一路走高，家庭支出不断增加，银行贷款利息不断上调，监狱民警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经济压力非常大。

二是家庭因素。

监狱民警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影响民警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监狱民警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是婚姻家庭问题，监狱和军队的情况类似，都是男多女少，男民警的婚姻对象主要还是靠在城市解决，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完成，监狱承担社会职能的现象已得到初步解决，但是民警的子女就学又成为一个难题。

监狱民警都面临一个如何兼顾事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大部分监狱都面临基层一线警力不足的问题，只有靠民警加班才能维护狱内正常改造秩序，这就造成了监狱民警履行丈夫、儿子、父亲义务不到位，因而对家庭内疚憾，有的甚至妻离子散。

三是工作因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监狱事业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特别是在罪犯改造的科学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创办优秀特殊学校到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展示了新的风采和形象。

但是，与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今天的监狱民警所担负的使命和压力，都是空前的。

监狱民警担负着教育和改选罪犯的双重使命，当前，罪犯在不断增加，犯罪性质日趋复杂；而监狱民警编制并没有增多少，年龄老化，警囚比例失衡严重。

司法部要求的警囚比例是18%，也就是每100名犯人，要配备18名民警。

在基层直接管理犯人的民警要占到8%。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本来警力不足，监狱生产要占一批警力，在关押男犯的监狱，女民警只能充指标而不能到一线，真正在一线的连5%都不到。

民警们工作只有“连轴转”，夜以继日，常年加班加点，用疲劳战术来弥补警力不足。

有人形容说监民警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两眼一闭，还要提高警惕”。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夏宗素教授经过调研，在《中国监狱》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根据4个监狱642名监狱警察的调查显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占78.6%，其中每天工作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的占32.7%，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占43.3%；节假日不休息的占16.2%，只能休息一半的占37.9%，只能休息三分之一的占35.6%，没有享受过年休假的占60.1%。

”基层一线民警体力透支，身心交瘁，高度紧张。

人的精力、体力、能力都是有限的，一张拉满弦的弓不会永保张力，在长期的超负荷运转态势下，监狱民警尤其是基层一线民警的幸福感何从谈起。

四是社会因素。

由于监狱在我国国家管理中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监狱都是以神秘的姿态游离于社会，封闭是我国监狱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由于封闭，所以对于信息近似麻木，因而对信息危机感认识不足，对社会上出现有关监狱的负面舆论，不会紧急避险；对营造监狱社会影响力方面也认识不足，至今，仍没建立新闻发布人运行机制，对监狱发生的社会关注的事件，没有应急预案，不能在第一时间加以说明引导，使一般事件热点化、焦点化。

导致社会民众、新闻媒体对监狱的评价普遍是真实的少、负面的多。

如社会民众普遍认为，监狱暴力横行，监管民警即“牢头狱霸”，监狱管理无序等等；有的媒体甚至妖魔化监狱，如《南风窗》2011.11.30—12.13第25期发表《让阳光走进监狱》文章，提出“监狱不应该当成一个痛苦、恐惧和受剥夺的地方，而应该是一个救赎、学习、训练和疗理的地方”观点。

研究监狱管理的专家学者都知道，我国的监狱是国际社会中秩序最好的，虽然罪犯中打架斗殴、以强欺弱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罪犯中的“牢头狱霸”也时有滋生，民警们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所有的不良现象，更不可能全天候地守在每一个罪犯的身边，有些罪犯得不到全面的保护，可能受到其他罪犯的欺负和伤害。

但这只是个象，绝不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在监狱外的社会也具有普遍性。

一方面是监狱民警尤其是基层一线民警以生命健康、安全为代价，默默奉献；一方面是监狱民警社会地位不高，形象被丑化、甚至于妖魔化。

来自社会的不正确评价严重影响了监狱民警对幸福的定位。

五是体制因素。

上面所提到影响监狱民警幸福感的因素，其实归根结底是体制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后，从总体上来说，监狱的运行机制一直都落后于监狱外社会的运行机制。

从经济机制来看：外部早已实行市场经济模式，但监狱企业却一直在艰守计划经济模式，即使现在也只是在集团公司市场经济的羽翼下，分公司、监区不折不扣地实行计划经济。

从管理机制来看：由于监管压力大，不管是精细化管理，还是警戒改革，目标指向更多的不是“首要标准”，而是为了实现“零越狱”这一“硬任务”，甚至把《宪法》、《劳动法》赋予公民的通信自由权、休息权也无法让基层一线民警享受，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刑罚的执行机关，变成了法律虚无主义。

从分配机制来看：更加凸显的是“兼顾公平”，并没有把“多劳多得”摆在首要地位，刺伤了一线民警、尤其是产业发展前景不好监区民警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