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中国最初的诗歌是人文口头相传的乡野民歌，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成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古代诗歌。
周朝收集孔子正乐整理，让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闻名于世。
《诗经》与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史的源头，继《诗经》和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全新范本。
汉魏六朝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为后世诗歌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上述中，这一漫长的时间段可以看作是诗歌的萌芽与发展时期，为后来诗歌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打下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接下来我希望分点阐述这一漫长时期中诗歌的发展变化。
一、句式结构变化在这漫长时期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诗歌句式的变化。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夹杂有二言至八言。
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诗经》中除四言诗句以外，还存在着二言至八言诗句。
如《召南▪野有死麕》中夹杂了四言和五言。
又如《魏风▪伐檀》中夹杂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八言。
但不论诗句字数如何不同，《诗经》大多数诗句以四言为主。
随后出现的楚辞突破了《诗经》传统的四言句式，以杂言为主，句式结构变化非常大。
相较《诗经》来说，楚辞更自由且富于变化，诗歌篇幅也较长。
如《离骚》全篇以六言诗句最多，夹杂有二言七言和五言，，在《离散》中，因为句式的多变，让诗意更加灵活多变，诗意更加丰富。
如：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式灵活让诗句具有对话性。
进入东汉以后，五言诗成为了新的诗歌形式，完整的七言诗也开始产生，现存最早的五言诗便是班固的《咏史》，除五言外，班固也是最早创作七言诗的文人，他的《竹扇赋》便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魏晋时期，诗坛涌现出众多大诗人。
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再一次推动诗歌的发展，曹氏父子更是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便全是由五言诗句组成，但曹操诗歌更多还保留着四言为主的诗歌样式，到曹操儿子曹丕曹植之后，两人诗歌皆以五言、七言为主。
如曹丕的《燕歌行》便是一首七言诗歌，曹植的《白马篇》《野田黄雀行》《七哀》等作品全是五言诗。
同时期，摒弃四言采用五言仿佛成为了文人之间的潮流，除五言之外，七言诗句也开始大幅度被文人采用，如建安七子陈琳的作品《饮马长城窟行》。
此后诗歌句式结构发展基本以五言、六言、七言为主，但五言句式却是魏晋时期诗歌句式发展的代表，同时也为后来的七言绝句和五言绝句，七言和五言诗奠定了重要的句式基础。
二、艺术特点《诗经》以关注现实为主，主要抒发现实生活的情感，除了少数几篇诗歌外，《诗经》完全反映现实世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存在超脱现实的虚拟世界。
诗歌以抒情言志为主夹杂少部分叙事的史诗。
如《诗经》中的除了大雅和颂，其余200多篇都是抒情言志诗。
赋、比、兴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诗经》中艺术手法比的代表诗有《魏风▪硕鼠》，艺术手法兴的代表诗句有《小雅▪白华》的第二章：鸳鸯在梁，戢其左翼。
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艺术手法赋的代表诗歌有《秦风▪蒹葭》。
《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并非是单一的用于一首诗歌，更多的是三种艺术手法共同作用于同一首诗歌。
《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是《诗经》的一大重要特点，在《诗经》中，这样结构的诗歌数量众多，重章叠句让诗歌在意义上形成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
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又如《豳风▪东山》之中每章诗句的开头都用了：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诗经》作为歌谣，为了声韵美感，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的词汇。
楚辞继承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演变为其所特有的象征手法，多将景物、环境、人物的感情结合起来，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
诗歌经过不断发展，楚辞中重章叠句渐渐减少，不同的句式使得诗歌语义更加丰富，增加了诗歌的外在形式美。
大篇幅的诗句让意象的采用变得平凡，大大增加了诗歌句词的优美性和含义的深度。
语言上，楚辞善于渲染、形容，且用词繁复，以情味悠长见长，具有含蓄之美。
相较《诗经》最大的差别，就是楚辞的突出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并在诗歌中多处了众多超脱了现实世界的精神产物，为后世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如《天问》《山鬼》《九歌》中的各类神话形象，故此《诗经》是我国是个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楚辞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诗歌发展到两汉时期，乐府诗成为了诗歌新形式，诗乐结合体制灵活，乐府诗中有叙事诗和抒情诗，但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
《诗经》《楚辞》以抒情诗为主，抒情过程中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情。
自乐府诗的叙事诗出现之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乐府诗表现的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各阶层的苦乐和社会现状等等。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均表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
除此之外，乐府诗还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爱恨、生死的人生观。
《上邪》《孔雀东南飞》都是写那个时代的爱恨观。
《战城南》《蒿里》则是描写了时代人们的生死观。
乐府诗中的叙事诗在叙事中对于故事事件的发生的安排具有新意，且在人物刻画上手法多样。
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汉朝除了乐府诗这样政治色彩较重的诗歌外，文人诗代表了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古诗十九首》则是文人诗的代表作之一。
《古诗十九首》主要描写了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同时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赋予了诗歌更多的哲学关系，如永恒与有限，心态与生命周期、忧郁和欢乐、来去亲疏等等关系。
《古诗十九首》赋予了诗歌敏锐的节序感、微妙的空间感、深切的世态炎凉感等种种感受，一切源于作者自身独特的感知。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抒情方式委曲婉转，反复低徊。
在其中的诗歌中，大多以事或物起兴，使之形成诗中世界的经典事件。
其内众多诗篇采用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来写，使得诗歌构成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
《古诗十九首》最著名的便是语言的运用，它不用艰难冷僻的词汇，用最浅显的字词构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如其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亦或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以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为核心的文人，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该时期诗歌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
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魏晋之交，世风变化，诗歌风格出现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沉郁艰深、风调峻切。
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有左思的诗歌呈现出骨力遒劲的特点，因为他继承了建安文学慷慨任气的精神。
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田园诗显得格外出色，而田园诗又以陶渊明所创诗歌最为突出，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
《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
除陶渊明之外，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
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和翻译，对当世诗歌和后世诗歌起到了催化作用。
在文学上，佛教让文学想象世界变得丰富、让文学的故事性不断加强、让中国文人开始注重声韵关系、大大增加了词汇量、也让文学观念变得多样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条心的道路，并衍生了中国传统的玄学思想，促进了田园避世诗的开创和发展，以及对其他诗体的发现。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文学不仅仅只受到佛教的影响，在数千年的反侵略过程中，中国文人也深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新兴事物和大量词汇的传入，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诗歌从四言到五言七言的变化，押韵方式的变化，更多的因素便是受到外来民族的影响，让词汇量变得的丰富，并促进人们对物体形容词汇和字词之间的关系的确定。
从先秦至汉魏六朝，中国诗歌句式从最初的四言为主，兼有杂言，慢慢发展固定为五言、七言为主的诗歌形式，重章叠句也由丰富的语言句式代替，诗歌篇幅从短到长，又从长到短，这些都为后世诗歌奠定了重要的句式基础。
艺术手法也从最初的赋、比、兴慢慢变化为更加繁复抽象的象征手法，从杂乱的诗句押韵到韵律的规范化，从配乐诗到徒诗，这些变化都是古人对创作艺术手法更进一步的发现。
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从实用性高于文学性到文学性占诗歌创作上风，从现实到虚幻，从直接到抽象，诗歌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文人的思维广度处在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随之得到发展的便是诗歌中心思想深度的不断拓展。
每一种文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沉积发展起来的，诗歌便是显著的例子，在时间的变化中，诗歌慢慢变得体裁明确，作用群体不断增加，因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不同，迫使诗歌向各种创作方法的探索，直至成就了唐诗宋词的诗歌文化大繁荣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