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利兹克建筑大奖对世界建筑设计的影响摘要：普利兹克建筑奖像一架选拔建筑大师的机器，目光犀利，下手精准，绝大多数获奖者的确名副其实，源于对建筑本体的探求,建筑史上出现了风格、流派之争,普利兹克建筑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从其历届获奖者的建筑主张不难发现,现代建筑本体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徘徊,反现代主义的流派所作的某些尝试也扩大了建筑哲学范畴,而探求建筑本体的过程极富有意义,通过它可把握建筑学的未来。
关键词:建筑本体;环境;多元化荷兰一、回顾性的分析普利兹克建筑奖(ThePritzkerArchitecturePrize)是由美国海亚特基金会于1979年设立的。
该奖每年授予一位在世的建筑师,以表彰其在建筑设计中表现的才智、洞察力和献身精神,以及通过建筑艺术为人类及在人工环境方面所做出的持久而杰出的贡献。
其评选程序与奖项均依照诺贝尔奖的做法设立,奖金为10万美元,接受所有国家的提名而不论其国籍、种族、宗教或意识观念。
获奖者的最后选定是由一个国际评审团经过多方面慎重协调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的[1] 。
在已产生的23位获奖者中,有7位美国人、3位日本人、1位巴西人,其余均为欧洲国家人。
首获殊荣的菲利普・约翰逊是狡猾而善变的。
他“在现代主义这条土船的底下凿了个窟窿,在任何人认识到它正在沉没之前,先跳上岸来”。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脱颖而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不久便因其形式僵化和易于抄袭,而遭到众多非议和攻击。
约翰逊在实现了自身从现代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后,又改弦易辙,充当了后现代派积极的鼓吹者。
至此,僵化的状态已成过去,没有了压倒一切的原则和规律,建筑界迎来了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新局面,而机遇也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墨西哥建筑师巴拉甘的作品是一幅幅超现实主义的图画:水面、绿色植物、简单几何形体,纯净而开朗。
至后期,巴拉甘又汲取了墨西哥传统艺术的精华,赋予建筑魔幻般的色彩,一扫国际式的冷漠与苍白[2] 。
尼迈耶从对巴西的群山、河流、海洋、浮云等感受中,从殖民时期巴洛风格中,提炼出了巴西精神——曲线形体,因此它是有生命力的。
在阿尔托的影响下,费恩似乎对北欧的独特文脉理解甚深,从他设计的布鲁塞尔博览会挪威馆及一系列住宅方案中,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的山风扑面而来。
森林覆盖的北欧、精湛的砖工、含情脉脉的小镇都给予了费恩极大的创作灵感;丹下健三是日本建坛承上启下式的人物,早年追随柯布西埃,传播现代主义,但他最终还是在日本传统之绳纹文化中找到了建筑创作的根;自学成才的安藤忠雄似乎注定是要成为日本禅宗哲学在建筑领域的代言人,他认为:“与其用多样的风格和材料去创造多样的内容,不如用十分单纯的风格和材料去创造多样的世界。
”光线造型的渲染、素混凝土肌理的诗意以及“禅”、“无”境界的诠释,使传统与现代成功并置,感人至深建筑师对社会的关切决不能仅限于某一幢单体建筑,而应着眼于整个城市,并“强调新建筑应赋予城市以新的生命,并与环境保持连续性”。
这一点从1981至1984年间获奖的建筑师中可见一斑:斯特林是20世纪60年代运用建筑历史遗产的第一人,建筑材料和技术都成为他创作的依据,在其力作斯图加特美术馆中,我们既能感知古典的凝重与严谨,又能体味现代技术空间的魅力,把交通部分作为艺术重点对待,更是启发了哈迪德等解构主义建筑师的创作;罗奇则热衷于大型城市综合体的设计,既融合了密斯式的简明沉静,又融合了小沙里宁的表现主义造型;贝聿铭也是处理国家性公共建筑的高手,无论是华盛顿美国国立美术馆东馆,还是卢浮宫扩建工程,新旧建筑都能和谐共生,成为城市景观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而“阳春白雪”派的理查德・迈耶则在纯净的空间构成和建筑造型上取得卓越成就。
我们暂且把上述建筑师称为“晚期现代主义者”。
当然,风格之争尚在其次,重要的一点是说明现代主义并未死亡,它和其他事物一样,也必经新生、发展、成熟以及重新审视的过程,而同时,它又会启发新的风格与理论的诞生,谁能想像:如果没有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能指望后现代或解构主义去整治吗?小沙里宁说得好:“人类天性中存在着两种往往相辅相成而又相反的倾向——一种是・理・性的倾向, 另一种是・感・性的倾向——所以,可以合乎逻辑地事先料到,理性时代到了一定的期限后,艺术的钟摆就迟早会摆回来,到那时某些新的甚至相反的东西就可能要出现了。
”[3] 汉斯・荷莱因的获奖可视为“叛经背道”的先声。
他早年曾以系列表现建筑幻想的粘贴画而著名,既然是幻想,就显得不拘一格;后来他率先利用崩溃的形象,并将之运用于室内设计方面,获轰动。
这些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时代人类物质财富丰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情感的失落、颓废与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又是对现代主义清规戒律的挑战。
于是,国际建坛又迎来了新的创作革命: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以及罗西的“类型学”和类似城市理论等,突破了惯有的思维模式,“反”传统的建筑不断涌现,建筑的语汇也极大地丰富起来。
阿尔瓦多・西扎的观点极具革命性:设计并非创造,而是转变观念。
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领域,要求人们不被任何模式左右,应真实自然地接近建筑本体,这一过程也许艰巨而漫长。
或许是因为建筑变得陌生,人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接下来的四届普利兹克建筑奖(1994—1997)都流露出典雅、平和与思乡的倾向。
鲍赞巴克高超的群体组织及富有人情味的装饰细部,琼斯关于“人的活动是建筑生命力之所在”的观点(另两位已述),都似乎远离了建筑论坛的剧烈冲突,但建筑艺术的钟摆很快又摆回到另一端,即在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工程发达的今天,建筑当随时代。
于是生态智能建筑和高技派炙手可热,皮阿诺和福斯特相继获奖。
此时我们应看到,科技并非凌驾于人之上,相反地,一切举措都围绕着人的需求展开,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对21世纪新型建筑学的探讨,使得这一理论体系充盈起来。
库哈斯的作品便以绝佳的构思、独特的弹性和可持续发展性获得广泛赞誉。
21世纪建筑学走向何方,我们将拭目以待。
回顾历史,了解建筑发展的脉搏,并对未来流变作出预测,这正是建筑史学的哲学意义。
二、历史的流变对今日的启迪20世纪轰轰烈烈的现代建筑运动已成过去,留给后人的或许是乌托邦式理想的幻灭,或者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关于观念与方法的讨论。
彭一刚先生在《建筑空间组合论》中提到:与一切事物的发展形式一样,建筑的发展也必将经历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时间的筛选和过滤而凸显出来的建筑本体,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被证实有价值的。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于建筑本体的认识大致分以下两个阶段。
19世纪以前,建筑类型多限于神庙、宫殿、教堂等,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建筑理所当然地被列入艺术范畴。
于是建筑师们更关心的是建筑的形式美,即追求纯粹美的外在表现图式,或是建筑的能指,而对于建筑的所指则探求较少[4] 。
古希腊哲人认为:“宇宙的本质是数,数是和谐的”,合乎数的比例的和谐则是建筑最完美的形式。
西方人以极大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投身于形式规律的研究中去,创造了古典建筑艺术。
古罗马御用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著作《建筑十书》被后世奉为经典,其中关于古罗马建筑范式的总结和建筑设计原理的探讨无疑是详尽的,但一家之言怎能代表建筑的全部!令人遗憾的是,维氏的影响实在深远,即使在大胆怀疑、全面创新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理论仍是沿用维氏体系,随后的几百年便是学院派的天下,而对于建筑本体的探求几乎停滞了。
不管是帕提农神庙、凡尔赛宫还是圣彼得大教堂等,它们都有共同点:献给神灵或王族,形式重于功能,造价不受限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力量的支持下,精确的比例、适宜的尽度、精湛的雕饰、优美的细部——使得古典建筑极具号召力。
也正因为建筑类型的局限性,技术与艺术尚可和谐统一,而只有当改用全新的材料和结构去建造房屋,当大批住宅、公建或工业厂房建设迫在眉睫时,人们才如梦方醒。
真正开始探讨形式与功能孰重孰轻的是芝加哥学派,它于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倡导“形式服从功能”。
这是一种全新的建筑设计方法,即由内而外设计,因此,建筑不再是少数人的纪念碑,而是时代的产物、凡人的艺术此时,建筑类型也日益丰富,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建筑师能够较全面地审视建筑,寻求符合时代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
艺术家们以敏锐的洞察力走到了前列:塞尚的现代绘画运动、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苏俄的构成派、荷兰风格派、意大利未来派等,使艺术走向多元化,建筑也不例外[5] 。
以四位大师为领袖的现代建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于是,战后人们努力医治战争的创伤。
时势造英雄,现代建筑以简洁的形式、低廉的造价、高效的施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对建筑本体的阐述亦开始脱离英雄人物而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
近年来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们都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只不过建筑艺术的钟摆一会儿偏向建筑的物质属性,一会儿又弹回精神需求中来。
这是修正、是补充、还是扬弃?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崭新的21世纪里,我们期待着不同建筑观念的出现,而探求建筑真谛的过程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1] 许溶烈.建筑师学术・职业・信息手册[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636-723,759-761.[2] 郑光复.建筑的革命[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139-207.[3] 刘天华.中西建筑艺术比较[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08-132.[4]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327-331.[5] 汪正章.建筑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0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