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孔子的核心思想为“礼、仁、孝”,在冲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这一特殊时期,“礼、仁、孝”成为孔子所倡导的主流社会思想,论语中也大篇幅讲述“礼、仁、孝”的重要性及其积极作用,深深影响着现代人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优点：论语中有这样的描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对“礼”有了初步的理解,但“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大家对于社会上一些现象就拿这句话称量着,对那些富而作威作福的人痛感厌恶,讲究贫而守节,并对此大奖不疲,甚是流传;“礼”作为孔子首推的精神,其富含浓厚的意蕴;又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和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礼”成为了一种行为准则,而“成人之美”也成为一种美谈;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遇到纠结之事,“礼”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相同的内涵;“六尺巷”的故事也表现出人们对“礼”的理解与实践;在中,谈到“仁”的地方有一百零五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仁”的重视与教育;“仁”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更是君子们处世之道;论语中有这样的描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孔子将“仁”作为每个人以生的追求;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不仅仅只是思考方式,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在今天,依旧有无数人为了心中的“仁”奋斗着,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孔子思想中关于“忠、孝”也是十分的着重的;论语中这样议论“孝”的：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孝”是一个人的成“仁”之本,现代社会中谈及“孝”我们都不由的拿孔子的“孝”的标准与之比较,对那些至孝之人也是大加赞赏;总之,孔子的思想已是深深扎入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礼、仁、孝”也已融入我们思维与出事的方方面面;孔子思想影响着现代社会,也会一直影响着未来一代又一代人;孔子教育思想的缺点：1、忽视科学忽视科学这点是中外不少人对孔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和积累,主要有：在天文学方面,如李约瑟先生所讲：“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而且中国天文学自始就使用赤道坐标系,不同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和阿拉伯的地平系统,而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录是尚书胤征中的记载,发生在公元前1970年或前2019年;世界上第一次新星爆发纪录也是中国殷商甲骨卜辞中的“新大星并火”,约为公元前1300年;在数学方面,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在注疏引郑众所言：“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这同后来的九章算术差不多少;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西周时即有“九数”的教学内容是合乎情理的,当然也许不会有九章算术中的内容那样高深;但只要有这些概念和最粗浅的运算技巧,在当时世界上也明显居领先地位;墨子一书中述及的数学、几何、力学、声学、光学、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至少不次于晚墨子近两个世纪的古希腊阿基米德;墨子虽然比孔子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墨子一书中很多内容也为墨子的弟子们所写,但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数学和物理知识就应该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周礼冬官考工记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产生于春秋末与战国初,与墨子活动时间大体相当;其中所记录的丰富手工业技术与墨子相互印证,反映了那一时期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工艺技术水平会是相当高的;但在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均无丝毫反映;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周礼中讲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小学”,是青少年们的学习内容；而孔子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是“大学”,是成年人学的;但墨子等研究数理工艺的人士就不是成年人了吗也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在诸子作品中除了墨子和管子,其他不也都没涉及科学吗还有人会为孔子辩护：古希腊与孔子地位相当的苏格拉底不也只谈社会伦理、不谈科学宇宙吗的确,依照“无求备于一夫”的古训,孔子忽视科学最多只能说缺憾、而不能说是过错;如果将孔子视为与其他诸子和古希腊哲人一样的杰出文化人士的话,孔子对知识有个人偏好是正常、无害的;但后来孔子被君主们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话被认为句句是真理、是社会思想的准则,这样,他的忽视科学这一个人偏好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危害了;2、缺乏尚武精神如果说忽视科学是先秦多数士人之通病的话,那缺乏尚武精神恐怕只有孔孟、杨朱等少数学派了;以军事见长的孙子等人就不用说了,主张耕战强国的商韩吴起等人也不必说了,就是墨子、管子中也有相当篇幅、很高明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连主张虚静无为的老子中,虽然多有反战言论,但也讲独特的用兵之道,如：“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等;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句着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有国家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战争;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古代优秀的政治家往往也是出色的军事家,贵族以勇武善战为荣,百姓也普遍强健能战;孔子和鲁儒们依自己的爱好和愿望,只把周公说成是制礼作乐的先驱,从不提周公也是位军事家,不仅参与了武王伐纣,而且后来还亲率大军东征,讨平叛乱;孔子无疑是位礼仪方面的专家,但对军事没有兴趣;论语卫灵公中讲：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问孔子有关打仗的事,孔子答道：“礼仪方面的事我学过,打仗的事我没学过;”并且第二天就离开卫国了;“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孔子是不满卫灵公内政不修,因此不同他讨论军事;但在有关孔子比较可靠的言行记录中,也未见他同任何人讨论过军事;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的“五礼”中是有军礼的,但现存仪礼中只有四礼,没有军礼;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一文中这样讲：“五礼着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逸周书普遍被认为是孔子选了一百篇古代文献集成尚书后剩下的周代文献;逸周书中有多篇军事文献,如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等;但在经孔子选编的尚书中,迄今还未发现有军事文献;前述周礼中所讲周代青少年学的“六艺”中有“五射”;汉代郑玄注引郑众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后来唐代贾公彦作了进一步注疏：白矢,即箭不仅射中、而且要射穿靶子,因此才见到白色箭头,表明发矢准确有力；参连,即连续放箭,有如连珠；剡注,疏曰：“剡注者,谓羽头高镞低而去,剡剡然”；襄尺,疏曰：“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君一尺而退”,襄,让也；井仪,连发四矢皆中靶,并成井字状;显然,这“五射”中除“襄尺”外都是要求很高的实战技术;孔子也讲“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讲：“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这里的“皮”是指箭靶子;孔子讲射箭不一定要射穿靶子,因为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而且射箭时“无所争”,要“揖让”,射完了再饮杯酒;显然,孔子所讲的“射”并不是实战技术,而是一种礼仪,类于仪礼中的“乡射礼”或“大射仪”,是上不得阵的;也许有人会替孔子争辩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学生厓有冉求说他的军事才能“学之于孔子”;但这很可能是做学生的为了能使孔子回到鲁国而讲的谦辞,因为在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孔子对军事有兴趣、有研究;即使退一步讲,孔子在私下里说不定对军事也许确有研究,但流传下来的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孔学思想仍然是缺乏尚武精神;以前讲过,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本来一直是以“德”为中心的,而孔子将以“德”为中心转变为以“仁”为中心;这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带来了至少两个相当负面的作用：一是注重尊尊亲亲,使法制不彰；二是弱化了尚武精神,使人变得温顺柔弱;客观地讲,孔子倒也还并不是完全回避、反对战争,而是强调“仁”和“义”、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见论语的述而、子路、卫灵公、季氏等篇中有关内容和左传的“哀公十一年”、“哀公十四年”及史记孔子世家等;孟子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进一步扭曲了孔子这一思想：“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尽心下然而把“善为战”与“仁”对立起来、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只讲“好仁”,果能无敌于天下吗韩非在五蠹中曾举过徐偃王的例子：“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后来曹操在注孙子兵法序言中也举了徐偃王的例子,并总结道：“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古代汉族人的体质是非常强健的;荀子在议兵篇中曾举例道：“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同古希腊武士轻装跑马拉松而累死的例子可做对照当然这位希腊武士也有可能原本心脏就不大好;汉书中载西汉名将陈汤对汉成帝讲：“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因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可见即使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后,汉兵的体能也至少决不次于游牧民族;毛泽东年轻时曾写过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讲：“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上距清室覆亡不远;反映出经长期孔孟程朱思想的熏陶后,原本可以“以一当五”的强健民族已是武风不振、体质日趋轻细,并且还被送了个外号：“东亚病夫”;顺便提及：任一时代的审美观念都必然是当时居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反映;汉代女子以颀长为美,唐代女子以丰满为美,明清女子则以纤弱小脚为美;明清时代这种审美观念肯定反映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孔孟四书、程朱理学中有相当程度的衰弱、病态、压抑、扭曲色彩;3、缺乏务实精神如上文所讲,孔子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以前也曾述及,孔子不讲经济、不讲法制;那么孔子讲什么呢只讲两类内容：一类是诗、书、春秋等“文”类；一类是礼仪、道德、伦理等“礼”类;因为孔子认为有这两类东西来维护君主统治、防止犯上作乱就已经够了,这就是他的那句名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句话在雍也和颜渊中重复出现,可见这是孔子本人所注重的观念;孔子还有另一句名言：“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是器具,孔子这句话是说：理想的君子是不像器具那样,具有某方面用途;那么,孔子是不是说“君子”应该有多方面用途、有多方面能力呢不是;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坐而论道、不做任何具体事;孔子并不欣赏有多方面实际才能的人;孔子诸弟子中最有才能的要说是子贡了：政治上“常相鲁、卫”,外交上出使一次使“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术上被孔子称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并且经商能力突出,是位商业巨子,因此当时有“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的说法;而且子贡对孔子的贡献也可以说最大,孔子厄于陈蔡时,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由于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因此“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但孔子并不很欣赏子贡;他曾当面对子贡说：“汝器也”论语公冶长,联系他所讲的“君子不器”,“汝器也”并不是一句好话;不过当子贡进一步问“何器也”他答曰：“琏瑚也;”还是肯定子贡是庙堂之器;另一次他还故意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自然回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进一步肯定：“你的确不如颜回;我和你都不如他;”“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同上孔子最看重、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颜回的确聪明好学,上文中讲子贡曾称赞颜回“闻一也知十”；颜回去世后,孔子甚至认为再没有好学的人了：“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他的心地也很善良,孔子称赞他：“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他的性格比较温顺,孔子曾讲：“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甚至认为他过于温顺了：“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他的修养也很好,孔子说他：“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但颜回做过什么具体事情吗什么也没做过,连谋生也是个问题;“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孔子自己只注重“文”和“礼”,不喜欢实用学问,因此也最欣赏颜回这种没表现过实际能力,但好学、在为人上温顺谦恭的人;孔子和颜回如果只是做人文和伦理方面的学者或朝廷供养的博士,那会是很出色的;但一个国家如果只讲人文和伦理,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不讲经济、不讲法制、不注重实际做事的人,那能好的了吗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孔学立为思想正统后,直到清末,除乱世外,二千年间中国的科学、军事、经济、法制等各方面的进步似乎与孔学受尊崇程度成反比例起伏,一些方面比起先秦来甚至可以说退化了;科举制度自然有其平等的一面,经科举选拔出的人中也有一些有才干的人；但由于科考内容的局限和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也选拔出了不少只空谈道义而缺乏实际能力的人;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国的某些弊病要看得更清楚：“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利玛窦中国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