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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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都司卫城浅述摘要:明代,贵州设省,不再是化外的羁縻之地,中央政府对于贵州地区的控制愈加严密。
在当地设置卫所戍守,是当时的主要形式。
设卫筑城,贵州的城市就在卫所城池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了贵州城市化的基础。
在不断发展中,卫城也从单纯的军事堡垒逐渐成为地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对于贵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贵州卫所城池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105-112一、明代贵州都司的卫所洪武十五年(1382)初,当征南的捷报尚未传到南京,明朝的统治者便已开始着手考虑对于西南的统治方式。
与云南大规模推行府州县的行政体系不同的是,对于贵州这广大的区域,明太祖似乎无意改变当地的社会状态①。
在明太祖眼中,贵州的价值,是为了保证一线驿路的安全。
相比较大规模的推行府州县,强有力的军事戍守,就能满足这一需要。
于是就在当年初,明太祖“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命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1〕。
贵州成了当时明帝国的第十四个都指挥使司。
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
〔1〕(P24)二月,置云南都指挥使司,割贵州都司卫所改属云南都司。
同年,改原四川布政司的贵州卫与永宁卫属贵州都司,原平越千户所升平越卫。
洪武十七年(1384),改原乌蒙卫为毕节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置赤水、层台二卫。
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兴隆、普安卫。
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新添卫、置普市守御千户所、龙里卫、平坝卫、安庄卫、都匀卫、安南卫、清平卫、威清卫。
洪武二十四(1391)年八月,设贵州前卫指挥使司。
洪武二十七年(1394),撤层台卫,改设建昌左卫,属云南都司。
永乐十二年(1414),改云南都司乌撒卫属贵州都司。
明代卫所医疗保障浅析张金奎医疗在军队建设中居于特殊地位,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分析,以求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据《明史》记载:明廷在“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本院(太医院)试遣。
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1[①],在个案资料中,我们也确实能看到卫所设有军医的例证,如晋王府的军医祝敬1[②]、宁夏右卫医士汪铨1[③],等等。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旨:凡守卫军士“本身若有暴疾,本管官旗即放归营所,请医调治。
或看视迟慢、放回犹豫,致令病甚,亲管小旗杖一百,总旗杖九十,百户住俸一月。
其病军食钱带去,不必琐碎来奏。
” 1[④]另外,生病军士还享有不参加点名的权利1[⑤]。
此外,卫所中似乎还设有专门治疗马匹疾病的兽医。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七年四月,“赐锦衣等卫官军送马赴北平者钞,,旗军、余丁、医兽各五锭”1[⑥]。
明代称马医为兽医1[⑦],《实录》中提到的护送军马的“医兽”,应即是兽医。
乍看起来,明代卫所似乎拥有完备的医疗体系。
但实际情形如何呢?在万历《大明会典》中记录有“各处用药医官医士员名”,摘录如下: 东直房:医士三十六名;安乐堂:医官三员,医士三十名1[⑧];团营:医官一员,医士十二名;五军营:医官一员,医士二名1[⑨];神枢营:医官一员,医士三名;神机营:医官一员,医士四名;锦衣卫:医士三名;万全右卫:医士一名;怀来卫:医士一名;独石:医士一名;白羊口:医士一名,,1[⑩]东直房是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为这些重臣安排较多的医生是很自然的事。
团营设于景泰年间,成化间有一等军14万余,武宗时仅剩锐卒六万五百余,稍弱者二万五千余,合计不过八万五千多人。
按85,000人计算,平均6500余人才有一名医士。
五军营、神机营、神枢营(原名三千营,嘉靖间改)即京营三大营,永乐时设立,人数最多时近40万,后日渐削减,世宗时额兵10万7千余人,后勉强奏齐12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Jour nal o f Gui zhouNorma l Uni versi ty (S ocial Scie nce)(总第111期)论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与发展X张羽琼(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01)摘要:明朝统治者设立贵州行省以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一面发展儒学教育,一面推进科举制度,大力培养和选拔封建统治人才。
而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逐步推进和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儒学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给明代贵州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明朝;科举制度;发展;影响中图分类号: 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3X(2001) 02-0061 -04inGuizh ou th rough thedevel opien t ofMingDynas ty’(Dept. of H istor y, Gu izhou Norm al Un ivers itZHA NG Yu2qion gy ,vice-prof essor , Gu iyang , Gu izhou , 550001, Chi na) Abstr act : Afte r the Guiz hou p rovin ce ua s fou ndedby th e Min g Dyn asty’s Rul ers , theeduea tionof Ru -Jia andthe t est s ystemwer e dev elope d for stre ngthe ningthe p erson es wh o wer e nse ful f or th eir c ontro l. In faut , th e Ru-Jia’s cul turewas p ropag atedThe Deve lopme nt of Ming Dyne sty’s Test Syst em im Guiz hou s Te st Sy stemand t he de velop mentof Gu izhou’s so cialcultu re in MingDyn asrywas i nflue aud.Keywords : Mi ng Dy nasry; the Tesr Syst em; d evelo p ; i nflue nce翻开明代贵州社会发展史,我们看到,在明代贵州西南局势,科举名额向西南地区倾斜,多次“诏云贵乡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科举制度确曾在一定程度试不拘额”。
明朝简史——卫所制度明太祖即皇帝位后,刘基奏⽴军卫法。
(《明史》卷⼀⼆⼋《刘基传》)《明史》卷⼋九《兵志序》说:明以武功定天下,⾰元旧制,⾃京师达于郡县,皆⽴卫所。
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
⽽上⼗⼆卫为天⼦亲军者不与焉。
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
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
这制度的特点是平时把军⼒分驻在各地⽅,战时才命将出师,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军⼒全属于国家。
卫所的组织,《兵志》⼆《卫所门》记: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率五千六百⼈为卫,千⼀百⼆⼗⼈为千户所,百⼗有⼆⼈为百户所。
所设总旗⼆,⼩旗⼗,⼤⼩联⽐以成军。
卫有指挥使,所有千户百户。
总旗辖五⼗⼈,⼩旗辖⼗⼈。
各卫⼜分统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司有都指挥使,为地⽅最⾼军政长官,和治民事的布政使司,治刑事的按察使司,并称三司,洪武⼆⼗六年(1393)时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七(北平、陕西、⼭西、浙江、江西、⼭东、四川、福建、湖⼴、⼴东、⼴西、辽东、河南、贵州、云南、北平三护卫、⼭西三护卫)。
⾏都司三(北平、江西、福建)。
留守司⼀(中都)。
内外卫三百⼆⼗九,守御千户所六⼗五。
成祖以后,多所增改,都司增为⼆⼗⼀(浙江、辽东、⼭东、陕西、四川、⼴西、云南、贵州、河南、湖⼴、福建、江西、⼴东、⼤宁、万全、⼭西、四川⾏都司、陕西⾏都司、湖⼴⾏都司、福建⾏都司、⼭西⾏都司)。
留守司⼆(中都、兴都)。
内外卫增⾄四百九⼗三,守御屯⽥群牧千户所三百五⼗九。
全国卫军都属于中央的⼤都督府。
⼤都督府掌军籍,是全国的最⾼军事机关。
洪武⼗三年(1380)分⼤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洪武⼆⼗六年(1393)定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
其组织如下:每府设左右都督各⼀,掌治府事。
成祖以后,⼜改组如下:各地都司分⾪于各都督府,其组织如下:清吏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都督府是统军机关,各省各镇镇守总兵官副总兵都以三等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任。
明代卫所制度明代卫所制度,是明代中期(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建立的一种地方治安管理制度。
卫所制度以“卫”、“所”为单位,着重强调卫所辖区的防御和治安维护,是明代地方治安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
明代卫所制度的建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明代初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各地民众生活和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的安全,明朝政府逐渐建立卫所制度。
其次,明代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需要对各地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卫所制度能够将地方治安力量集中起来,方便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
再次,明代初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起义和盗匪活动频繁,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卫所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维护地方的治安和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代卫所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明代设立了御前卫、都卫、抚卫、衙前卫等各级卫所,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各个区域。
各级卫所下辖若干个千户所、百户所、指挥所等。
这样的设置可以确保卫所的覆盖面广,管理更加精细。
其次,明代卫所由官府派遣官吏、兵卒等人员组成,负责治安维护、巡逻防备等工作。
卫所的官员一般由地方士绅担任,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提高卫所的执行力和地方的参与度。
再次,明代卫所有一定的行政和军事职能。
它既负责地方治安的维护,又承担一定的防御任务。
卫所下属的千户所、百户所则是具体的执行单位,负责日常巡逻和警务工作。
最后,明代卫所制度注重了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卫所设立了卫所学,对卫所的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治安执法水平。
同时,卫所还负责宣传明朝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总的来说,明代卫所制度的建立是明朝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巩固统治,对各地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
它的设立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治安的改善,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明代卫所制度的名词解释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以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制度而闻名于世。
其中,卫所制度是其一大特色。
本文将对明代卫所制度进行名词解释,探讨其定义、作用和相关特点。
1. 定义明代卫所制度是指明朝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立的一种地方行政及军事管理机构。
它以城市为单位,在每个城市中设立卫所,负责协调各项事务、保护社会安宁,并在有事之时组织民兵与外敌作战。
2. 作用卫所制度在明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通过设立卫所,明朝政府能够对城市中的治安问题进行有效管理,防止犯罪活动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卫所还承担着勤务、税收、户籍等行政管理职责,对于向上级政府传递信息和执行政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卫所在军事防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能够组织民兵并应对外敌入侵。
3. 特点卫所制度有其独特的特点。
首先,它是按照城市进行设置的,每个城市都设有卫所,使得各个地区的治安管理更加便利。
其次,卫所设置在城市的要地,如城门、市中心等,能够更好地掌控全城的安全状况。
此外,卫所并非常规军事单位,它的组织主体是由临时担任差官的地方士绅、商贾和村落长老组成,以充分发挥地方治理的力量和智慧,并确保协作高效。
最后,卫所制度是一种分级管理制度,上级为巡抚、提督等,下级为所级、所下的分所级等,形成了一个层级鲜明的行政管理体系。
4. 卫所制度的发展卫所制度在明代逐渐发展完善。
初期的卫所属于地方士绅和官僚共同组织,但后来逐渐转变为以官僚为主。
早期的卫所权力较为独立,但逐渐被中央政府削弱,权力逐渐集中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手中。
明代后期,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卫所制度的控制,加大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力度,以提高卫所的管理效能。
总之,明代卫所制度是明朝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维护社会秩序、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特点是城市为单位、要地设立、地方士绅参与和分级管理。
随着明代的发展,卫所制度逐渐演变完善,但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控制。
学术研究明代贵州驿道交通变迁及其原因摘要明代贵州驿道交通一直处于变迁之中。
明初洪武年间,随着平滇军事行动的胜利,明廷在贵州境内建立起五条驿道。
明初明廷重点经营的是普安路与乌撒路,于道路沿线设置多处卫所,大量汉族移民随之而来,成为维持道路畅通的主要力量。
此后贵州的驿路交通常常受到少数民族的侵扰,时而阻断、时而畅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
明朝中期在贵州重点经营的仍是普安路,对道路沿线土司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另外终明一朝源源不断的由四川、广西向沿线地区运输粮食。
嘉靖以后文献中多以“一线之路”即主要经由普安路与内陆交往,来形容贵州的交通格局。
以万历二十四年(1586)播州杨应龙叛乱为节点,此后贵州政局动荡,土司叛乱此起彼伏,“一线之路”随之时而阻断,时而畅通。
明代贵州驿路的变迁与军事战争、民族分布、经济开发进程以及明廷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等因素息息相关。
贵州官方驿站交通初建于元代,到了明初随着大量卫所军事移民的进入,才稳固下来。
因此明代贵州驿道交通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丰硕。
目前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首先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如闫平凡的《明代贵州驿道史料钩沉》,所收史料详实。
其次是驿递站点的地理考释,杨正泰在《明代驿站考》一书中考证了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境内驿站的今地,考证驿站数量巨大,位置精确,其中涉及到贵州的有驿41处,站19处。
再者是对道路交通的研究,如《贵州公路史》第一册《古代道路交通》中明代部分,梳理了贵州道路交通的发展历程、路线与站点、管理制度,以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文中的道路交通即包括设置有官方交通机构的道路干线、支线,又包括没有设置官方交通机构的重要道路。
此外,是新的概念的提出,如最近一些学者提出“苗疆走廊”的概念。
上述研究对于明代贵州驿路交通的研究可谓全面。
不过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两百七十余年间贵州地区驿路交通的变迁过程,以及影响其变迁的原因,还未有专题性的研究。
因此,笔者将在前人坚实的研究成果之上,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府卫归属变迁作者:***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02期摘要:明洪武时期,为了强化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明朝在湖广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境内设置了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等六卫,史称“边六卫”。
永乐时期又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建立贵州布政司,分设思州、石阡、新化、黎平、思南、乌罗、铜仁、镇远等八府,即黔东八府。
同时,有意以“边六卫”隶属湖广都司,而以黔东八府隶属贵州布政司,由此形成黔东地区府卫分属、犬牙相制的格局。
但这种局面带来了互相推诿等诸多弊端,引发了贵州、湖广两省关于黔东地区府卫归属的长期争议。
到了清初,随着卫所郡县化的加速,朝廷最终将“边六卫”全部划入贵州,改并府县,从而结束了这场漫长的归属争议。
关键词: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犬牙相制归属变迁改卫归流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2-72-83明洪武时期,在湖广布政司思州1、思南2二宣慰司境内3,设置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史称“边六卫”。
永乐时期以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内讧为由将二者废除,分设思州、石阡、新化、黎平、思南、乌罗、铜仁、镇远八府,并建立贵州布政司总领之。
为了控制地方,明朝以“边六卫”隶属湖广都司,以黔东八府隶属贵州布政司,制造犬牙交错的局面。
此后,由于犬牙相制引发了诸多管理问题,贵州、湖广两省围绕黔东地区卫所与府县的归属问题争议多年。
直到清初,随着经营西南的深入、地方控制的加强和卫所郡县化的加速,朝廷大行改革,将平溪等“边六卫”全部裁并府县,划入贵州,分属思州、镇遠、黎平三府,最终确立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结束了这场历时多年的归属争议。
关于这场纷争及其调解,已有学者注意到。
如华国樑《论雍正年间的政区变动》4、《贵州通史》5,都论及清初黔东地区的政区调整。
郭红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中论述了明代黔楚两省的边界纠纷6。
韩昭庆考察了清初贵州的政区改制,论及黔东地区的改属问题7。
明代贵州的农业与农事诗——以《黔诗纪略》为线索史泠歌【摘要】《黔诗纪略》中的农事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明代贵州农业生产状况和生产水平的艺术表现和缩影,这些诗歌客观、鲜明地反映出少数民族聚居的贵州地区农业耕作方式,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对明代中后期与清初官府租赋的压榨与战乱下,农民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了细致刻画,为农事诗这一古老的诗歌体裁,增添了具有时代与地域特色的内容.【期刊名称】《铜仁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15)005【总页数】7页(P1-7)【关键词】贵州农业;黔诗纪略;农事诗【作者】史泠歌【作者单位】铜仁学院社会科学部,贵州铜仁554300;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农事诗,就是指“以农业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和直接与农业相关的诗歌”[1]2。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劳动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农事劳作为内容的农事诗,是中国古诗的重要体裁之一,占有相当的地位。
自《诗经》中出现“七月”、“生民”、“无羊”、“臣工”、“黄鸟”等篇章后①,农事诗开始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崭露头角。
“农事诗在两宋时已经形成一个流派”[2]178,并对元明代农事诗的写作,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作用。
明初,贵州建省后,文教日兴,儒学兴盛,为贵州诗歌的繁盛创造了条件。
《黔诗纪略》(以后简称《纪略》)作为一部诗歌选集,收录了明代 200多位贵州作家的将近 2500首诗,其中的优秀之作,在艺术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明代贵州诗人中最著名者,莫如孙应鳌、谢三秀、杨友龙、吴中蕃四人,“更有不少佳作可与明代诗坛巨子争衡”。
如明朝李维桢在《雪鸿堂诗集序》中,说谢三秀诗“触景生情,缘情体物”,“整而不滞其气,雄而不亢其指,深而不晦其致,清而不薄其词,丽而不浮,诗家诸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具备。
”清初,孔尚任读过吴中蕃的《敝帚集》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3]2。
浅析明代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实践
摘要:明代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实践,促进了贵州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变化,对贵州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贵州卫所制度实践
明代卫所制度,是明统治者在总结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将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明朝是贵州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中央政府在贵州地区推行的卫所制度,促进了贵州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变化,对贵州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明代卫所制度的建立及其职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领导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确立了以卫、所作为军队的基本编制。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将大都督府改为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除锦衣卫等亲军和上直卫不属于五军都督府外,在京在外各都司、卫所都分别统属于五军都督府,形成了“五军都督府——都司、行都司——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①这样一个以卫所为单位、从上到下的军事编制体系。
五军都督府实际上已经成为卫所的中央最高管理机构。
据统计,到建文帝和永乐年间全国计有“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仪卫司三十三。
”②总兵力达280万人。
卫所制度的建立和五军都督府的设置,标志着明代以卫所作为基本单位的军事制度基本确立。
据《明史·职官志》载,卫所的职能大体包括屯田、防御、漕运和军器管理等四项。
此外,部分地区的都司卫所经兵部批准后,还有生产常规军器和管理军器、养马、买马等职责。
在卫所的各项职能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防御和屯田。
二、明代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实践
(一)明代贵州境内各卫所的设置和特点
洪武十四年(1371年),明中央王朝就开始在贵州推行卫所制度。
“明代在今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二十九卫,除去已废的层台卫、古州卫和洪武以后设的威远卫、敷勇卫、镇西卫外,洪武年间尚有二十四卫。
”③此外还设置了两个千户所,分别隶属于贵州都司和湖广都司。
从表中可以看出,贵州卫所的设置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数量较多。
由于贵州“襟川带粤,枕楚距滇”的重要位置,加上复杂的民族的民族构成状况,明王朝出于巩固统治和战略上的需要,在今贵州境内先后建立了二十九卫,比起邻省四川十七卫、云南二十卫、广西十卫来显然稠密得多,为西南各省之冠。
第二,主要呈线状分布,即主要分布在驿道上。
在《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第七册明朝80-81贵州一图中,④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卫所的呈线状分布,且主要分布在驿道干线上。
这样分布的目的不仅在于确保驿道的畅通,而且是为了利于士兵的调遣。
第三,主要集中在“坝子”及其附近。
在贵州喀斯特地貌的地理环境中,“坝子”是农耕的稀缺资源,卫所多选择建立在生存环境较为优越的“坝子”上,有利于屯田和发展农业生产。
第四,与土司间杂,与少数民族聚居地相邻。
元代在贵州建立了土司制度,土司成为贵州地区直接的统治者。
因此明朝在贵州建立卫所以后,出现了与土司势力范围相间杂的状况。
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卫所,则便于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
(二)明代贵州卫所的人员设置
按明制,每卫额定5600人,置卫指挥使司,领左、右、前、后、中五个千户所,每卫设指挥使1人,指挥同知2人,指挥佥事4人,正千户1人,副千户1人。
在编制上,贵州与全国是保持一致的,但是贵州军事地位重要,在明贵州都司所辖的十八卫,超过额定的5600人。
由于贵州地区条件艰苦,生活困难,因而军队逃亡的事故频繁发生,大部分逃军逃到了各土司的领地内,接受各民族土司的荫庇生活下来。
这样的“荫庇户”到明末后才被外界注意到,贵州境内的“穿青人”即由此而来。
(三)明代贵州军屯
明代在贵州大规模推行屯田,主要采取的是军屯形式。
军屯是伴随着卫所建立而产生,是卫所的经济基础,与卫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贵州的军屯开始于洪武十五年,明中央王朝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担心军粮不足,于是率先在普定、普安、乌撒等要害地方进行屯田。
由于贵州卫所与府、州、县及土司错杂,加上贵州地形复杂,因而军屯呈点状分布,形成了“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布局。
⑤贵州屯田的规模从明初至明中叶日益扩大,较为偏远落后的地区也逐步得到开发。
经过六十多年的经营,到了宣德八年,贵州十八卫、二所当中,即有屯堡七百余所,屯地池塘九十三处。
据《大明会典》、《贵州通志·田土》等记载,洪武年间贵州屯田均在九十三万亩以上,屯田的数量相当可观。
(四)明代贵州卫学
卫学是官学之一。
贵州境内最早的卫学始于洪武二十七年建立的普定卫儒学。
随后卫学得到较大发展,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造就了一批生员,而且还通过举贡,不断为国子监输送监生,为国家培养更高一级人才。
据《贵州通志》载:普定卫一年一贡;威清、平坝等十三卫则三年两贡。
湖广偏桥、平洗二卫两年一贡。
⑥截至万历二十五年,贵州各卫所举荐贡生943名,在官学举荐的2331名贡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三、卫所制度的实践对贵州的影响
卫所制度在贵州的实践,给贵州的历史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引发了贵州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变革。
政治上,明以前贵州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没有形成独立的行省。
明初中央王朝在贵州推行的卫所制度为后来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贵州设立布政司,使贵州成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建立的卫所多是军民指挥所,有的甚至还兼领土司,卫所的建立象征着中央势力在地方的渗透,这为永乐贵州建省后的进一步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位于四川盆地、湖广丘陵之间,占据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卫所制度在贵州的推行,大大增强了贵州的军事实力,使得贵州日益为中央王朝所重视。
经济上,卫所制度在贵州的推行,贵州的人口大量增加,为贵州经济开发提供了生力军。
他们带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引进了玉米、蕃薯、马铃薯、甘蔗等作物,丰富了贵州的农业结构,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贵州手工业的发展。
这些都促使贵州的生产关系从封建领主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迅速向地主所有制发生转变。
驿道的修筑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贵州的交通状况,促进了贵州城镇的发展。
民族关系方面,明之前,贵州的民族结构是“夷多汉少”,卫所建立之后,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贵州,给贵州的民族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使贵州一些地区的民族结构由“夷多汉少”变成了“夷少汉多”或“夷汉参半”。
交通状况的改善,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
文化上,明代在贵州建立了卫学23所,在贵州官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仅造就了一批生员,而且还通过举贡不断为国家输送更高一级人才。
卫所的建立使得汉族文化传入贵州,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使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给贵州的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的特质。
注:本文获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