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文本中被放逐的男性姬志海内容摘要:西方19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和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对中国的现当代女性文学的诞生和成长一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针对目前国内女性文学在创作中存在的诸多症候,现在西方正如日升月恒般的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不失为一剂灵丹妙药。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二元叙事的两极对抗与窘境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呼唤一、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女性主义”(Feminism)也译作“女权主义”,其思想的源头,最早滥觞于19世纪西方的作家、社会评论家那里(如乔治,艾略特、简,奥斯丁丁、勃朗特姐妹等)。
但作为一种应用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文艺理论则正式出台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当时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为其产生提供了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丰富资源,同时期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所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带有此前的英美新批评的印记,又彰显着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特征。
大体而言,西方的女性主义文评有两大派别。
其一是英美学派:美国的女权批评从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注重文本分析,反对其间的性别歧视。
英国的女权批评特点与之相近,但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
另一是法国学派:因为深受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尤其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并致力于在语言领域内寻求突破。
两派的共同特点是“都吸收了《自己的房间》、《第二性》、《女性的奥秘》等早期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都把女性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所受到的歧视作为批评的出发点”。
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由于女性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饱受歧视,艺术创造力也因而受到了严重摧残。
到了19世纪以后,才相继涌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超群绝伦的女作家和许多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
我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女性文学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受惠于西方19世纪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相应的女性文学的。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就开始活跃起了第一批女性作家。
如代表“五四”早期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渴望的陈衡哲;对人性的曲折丰富进行细腻揣测的凌叔华;爱母亲、爱儿童、爱自然的谢冰心;以浓重自传色彩解读妇女解放的庐隐;在戏剧、小说、散文创作上全面解读女性觉醒意识的学者型作家袁昌英;以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冯沅君;率真感伤色彩浓厚的石评梅;以现代文明眼光对待人的异化的萧红;从“爱神”转向“革命神”的白薇等。
在四十年代,孤岛时期的上海(后为沦陷区),除了对中国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不幸和哀怨进行发掘的苏青之外,在小说中体现女性解剖和都市发现的现代性成就最高的一代才女张爱玲也横空出世。
上述的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群,正是由于她们大都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秉承了西方现代教育精神和体制,因而也就成为了“五四”以后最早被启蒙的知识女性。
也正是这些极具自我意识的知识女性们,在开辟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新纪元后,又谱写出了女性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初辉煌。
新时期以来,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也同样取得了不可忽略的创作实绩。
对中国当代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影响更多的无疑是处于第二阶段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即拒绝接受被男性社会所强制安插的位置,积极强调“性别差异和独特性”,并以此来颠覆传统的男性象征秩序。
这种理论直接给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创作指引了一种思维方向,一种书写风格,奠定了新女性话语的基础。
于是,新时期的女作家们共同“合谋”,致力于创造一个属于女性自己的艺术世界。
在这里,男性的主宰地位不是被放逐就是遭到无情的拆解和彻底的颠覆。
具有“方舟”意识张活;“站在同一地平线上”高呼的张辛欣;大喊“你不可改变我”的刘西鸿;营造“三恋”象征的王安忆;描摹“玫瑰门”意象的铁凝;感叹“爱又如何”的张欣;张扬着“个人化”写作姿态的林白……都为女性文学留下了缕缕芬芳。
在女性文学的无性化写作方面,也相继出现了抒写人的尊严的杨绛和不断提出对生命的思考,试图对亲情、友情、爱情重新构建的毕淑敏。
女性小说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把女性的心灵秘史展示的淋漓尽致,从而打破了自古以来男人对女人既向往又有神秘感的矛盾心理,营造了一个铿锵玫瑰的艺术世界。
二、性别叙事的反抗与目前的窘境毋庸讳言,国内女文学创作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一点,相对滞后的国内女性文学批评应该是难逃其咎的。
一般认为,西方的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
目前,在创作上影响国内作家最深的仍然是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其实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偏颇与硬伤。
而其中较为明显的。
就是在女性主义理论里所营造出的性别上的二元对立气氛,即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或显或隐地总把男性预设为男性中心主义者,置于所有女性的对立面:“男性=男性中心主义者=父权制=专制和暴虐;女性=女性主义者=“双性同体”=善良和希望。
这种“剑走偏锋”的理论一旦被作为一种金科玉律,就会在中国女性作家的心目中幻化成一种偏执的创作惯性,从而导致了诸多创作上的缺陷。
归纳如次:首先,把叙事的手段与目的混淆等同。
解构和颠覆男权中心,这是女性文学必要的手段,但绝不是女性文学的终极目的。
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使女性解放以后,去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去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
去以半边天的角色为整个社会文明的传承与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而我们在大多女性文本中看到的却是一味地放逐男性,拒绝男性在场,即使在场,所塑造的两性形象也是趋于对立的“女尊男卑”的两极,从而用一种新的“强权话语”来替代另一种“强权话语”。
其次,一些作家由于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某些理论断章取义、理解不足,而把女子过去的闺房变成了今天展示性隐私的橱窗,在两性问题的文字描述上大做文章、过于出位。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高调提倡女性要在文本创作时“描写躯体”,要“描写的全是渴求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她自己的色情激昂而贴切的提问。
这一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实践,……发展了或伴随着一系列的创作方法和真正的美学活动,这个迷人的阶段都塑造出一些令人回味的幻境和形象,一种美的东西,美的不再遭禁锢。
”西苏的观点,或许是出于对长期以来女人性格中(只有“母性”、“妻性”)的“女性”虚位的感慨罢了,但却在诸多国内女作家那里被刻意地曲解。
从而堂而皇之地就把女权主义追求的女性解放贬值成了身体的解放、性的解放。
喧嚣一时的卫慧的《上海宝贝》、红遍网络的木子美《遗情书》引起的读者的赞美之声与苛责之辞的此消彼长或彼消此长莫不如此。
再次,是大多数女性作家对现实社会民生的疏离。
应该看到,女性文学的创作及其研究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女性主义者并不是真正地去做实际工作,去关注、去描写现实的社会民生,特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文化、失去了基本的话语权的女佣、女工、打工妹以及娼妓等女性的生活从而给予她们物质、精神上的支援,而是局限在所谓的“精英”圈子里冲撞驰骋。
三、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呼唤观念的革新往往是创作革新的先兆。
它特别要求理论批评家“运用理论的武器为文学导向引航,运用批评的工具为文学扶正纠偏,引导文学进人时代精神的轨道”。
当我们打开视界,今天方兴未艾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应该不失为是一条有助于我们当前文坛的女性叙事走出困惑重获新生的有效途经。
所幸的是,有许多有识之士都已陆续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价值所在,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呼声也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只是空谷足音了。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
应该说,后结构主义是促进二者相互结合的催化剂。
后现代话语以解构主义为旗帜,将非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波澜一步步地推向传统文化的核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的结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它们都朝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的抨击对象进发,自然汇合成一股争取性别与物种平等的进步洪流。
它们都肯定人与自然系统的所有部分都有一定的价值,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利益整体,世界的各种有机体、个人、社会都在同一个生态关系网上生存。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把关怀、爱、友谊、诚实和互惠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确立了新价值观念,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新的批判尺度。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体现了对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和稳定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积极汲取其他民族的智慧。
比如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印度的佛教、日本的禅宗、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等。
生态女性主义者尤其强调多样性,并追求各学科流派之间平等对话精神。
墨菲把女性主义、生态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三者结合,认为文学批评要打破支配性话语,理论发展要摆脱困境,保持持续的活力,就必须采取一种对话的姿态。
“对话性”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现身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活动中,成为理解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精神的关键词。
综上所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的核心策略是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它把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建构崭新的女性文化作为最终目的地和解决性别叙事冲突的根本途径。
生态女性主义虽然也高扬着批判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和一切反自然的行为,反对性别歧视和人对自然的压迫等,但它主张重新建构的是一种崭新的平等的用对话代替对抗的男性和女性、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
它扩充和发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纠正了第二阶段女性批评中出现的偏差,因而也更为成熟更为理性。
它无疑是“生成中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的文学批评。
伴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目前许多西方的文学家都进行了相关主题的文本创作,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如美国当代文学家坎贝尔、勒吉恩的生态写作,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反乌托邦生态小说《玛拉和丹恩》和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
俄罗斯女作家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的《斯莱妮克斯》都可以视为这个谱系。
这些成果无疑也为目前国内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结语: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人类要建设和谐社会,而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可见,文学叙事中走向两性的和谐乃大势所趋。
在当前的女性文学创作之中,生态女性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其崭新的走向与嬗变的主流。
